像广东那样的人口大省，同根同脉的人联合起来，共同经营、维持着神圣的宗族祠堂。拜祭祖先的时候，他们要给成千乃至上万的祖先牌位行礼。每个宗族都掌握着一定的财产、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发展前景看好的后代。尽管宗族成员天各一方，但他们都保持着固定的联系。得到祖宗恩泽的宗族成员的名字，将被载入族谱。每隔十年左右，族谱都要经过重新增订和刊印。每个家族都有世代相传的家规。在有些地方，当宗族人员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时，宗族长辈甚至可以袒护自己家族的人。在封建帝制时代，那些由国家派遣，有任期的官员，在宗族联合面前，都是外人。
中国的宗族制度是基于姓氏发展起来的，但在日本，直到19世纪中期，也只有贵族和武士才有拥有姓氏的资格，因此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很大不同。族谱是中国宗族的根本，在宗族中的作用几乎等同于姓氏，而在日本，只有少数上层阶级才拥有族谱。日本的家谱讲究追溯，就是从现在活着那辈人往前考证，这不同于中国从古到今论资排辈的传统。另外，在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国民效忠的对象是封建领主，这个封建领主是当地的君主，而不是宗族首领。所以，在日本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属于哪个宗族而是属于哪个藩，一个人的联系纽带就是他所属的藩。
在日本，民族制度化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社或祠堂祭祀祖先。但这并不是只有姓氏和被列入族谱的人才有资格参与。正因如此，日本民族的制度化也找到了一个出口。不过，在同一个神社里祭祖的日本人，未必拥有同样的祖先，因为祭祀远古的祖先并不是他们的传统。他们只不过因为居住地处于同一块土地上，没有血脉关系的人就自然地结为了亲戚关系。
与神社祭祀不同，敬祖是各个家庭的事情。在日本，不管处于哪个等级，人们每天都会向先辈的牌位行礼。在日本很多家庭里都设有几个新近亡故的亲人的牌位神龛，专门为死去的亲人上供。三代以内的亲人的灵牌都会仿刻成墓碑的样子，但三代以前的祖辈就不再设牌位甚至无法辨认，他们会被后辈人迅速淡忘。日本人的这种淡薄家族制的观念与西方人很相似。
因而，日本人的“孝”仅仅限于有着亲密联系的家庭内部成员，充其量也只与三代以内的亲人有关。这直接导致的是每个家族成员都应当按照辈分、年龄等确定好自己的位置以守“本分”。成员庞大的豪门望族，家族会有独立的支系。长子以外的其他男性成员必须独立分支。在这个狭小、联系紧密的小单元里，固守本分的规定非常细致。在父亲还没有隐退之前，子女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必须对其严格服从。即使在今天，一个年纪很大并且已经成家立业的大男人，如果他的爷爷在世，那么，他无论做什么都要听从爷爷的安排。哪怕已经三四十岁了，父母仍要包办他们的婚事。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吃饭会先动筷子，沐浴也享有优先权。家中人都要对他恭恭敬敬地行礼，而他只需点下头即可。在日本，子女若想和父母唱反调，就像让和尚头上长出头发一样的困难，不管怎么想，那都是不可能办到的。
“各安其分”不仅区分了辈分，也区分了年龄。日本人在形容人们极其没有秩序时爱说“非兄非弟”，就像我们常说“非驴非马”一样。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长兄应该如鱼得水一样守好其作为长子的本分。日本的长子，从小就被按照一个模式来培养，使其成为气质非凡的人。父亲还会把一部分权力分给长子。在以前，次子必须服从长子。但如今，照老规矩，哥哥是要待在家里的，弟弟们则要出去赚钱以及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农村，这种现象尤为普遍。不过，古老的等级制仍旧发挥着其强大的作用。
甚至在现今政治论坛上，兄长观念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1942年春天，日本军队的相关发言人表示，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必须意识到：日本是他们的兄长，而兄长不能对弟弟太好，否则弟弟会被宠坏。对当地居民过多的体恤会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滥用日本好意的倾向，以致对日本的统治造成不好的影响。言外之意就是，要不要对弟弟好以及怎么个好法，得由大哥决定，并且大哥在做这类事情时不能过分体恤。
在日本，性别角色在等级制度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女人的社会地位比男人要低。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女人们也必须跟在丈夫后面。但若她们穿着西装，则可以与丈夫并肩同行，但是进门时也是男士优先。如果她们穿的是和服，在进门时还要退后一步。在家里，男孩子将得到更多关爱，家里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被男孩子占有。分礼物的时候，一般也只有男孩子的份儿，女孩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礼品。就算在极少数的几所高等女子学校里，女孩子要学的也是如何做一个温顺的淑女。曾有一所女校校长对该校出身名门的女生讲到应该学习西方语言，理由竟然是方便日后整理她们丈夫的书籍。
尽管如此，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女性相比，日本女人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的。她们不像中国女人那样要裹脚，也不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一点尤其让印度女人羡慕。日本的妻子还执掌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另外，日本女人还可以使唤佣人，她们还控制着子女的婚姻大事。儿子成婚后，她们的身份一下子提高了，取代她们原来地位的，是新进门的儿媳妇。
在日本，由辈分和性别带来的差异是巨大的。不过，行使特权的人也不是一身轻松。父亲或长子要对所有家庭成员负责，他们要维护整个家庭的荣誉，带领所有后辈和弟妹继承家族的精神财富和物质遗产，并且要不负众望。行使特权的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大，家族要求是高于个人要求的。
遇到重大事件，不管门第如何，一家之主要召集家人开会，其他人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要赶回来，参与讨论并作出决策。比如一个有关订婚的会议，决定的过程是比较民主的，妻子和弟弟的建议也可以起决定性作用。一意孤行的家长会遭遇难堪。家庭会议的决定也许会使被决定人很难从命，但作为过来人的长辈会强迫他们服从。长辈在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强制执行的角色，这与普鲁土法律上和习惯上赋予父亲对妻儿的决断权有很大不同。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日本家庭的长辈不够强硬。不管决定多么棘手，每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家族意志是以某种共同忠诚的约束力来要求被决定人服从的。
日本人最初都是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他们走到社会上后会把学到的应用到其他领域。在一个集体里，不论这个人是否真正具有支配权利，只要他的位置在既存的“等级体制”中高于自己的位置，那么你就要发对这个人表示“服从”和“尊敬”。一个在家里被妻子支配的丈夫或被弟弟支配的兄长，到了外面，其妻子和弟弟还是要很尊重他。而这种表面化的权力关系是坚不可摧的，并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破坏而受到影响。有时甚至会给一些没有地位却善于幕后操作的人带来便利，因为这比较少引起别人的攻击。
在日本家庭里，最有力的支持就是一个决定被全家人所拥护。而这种决定绝对不是一家之主随便强加的。日本的家长更像是物质或精神财产的管理者，这些财产与整个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关系，因此成员把个人意志从属于他的要求。日本人反对动武，但并不因此减弱家族命令的威严，也不会对有地位的人降低敬意。就算家里的长者不会强权独断，家庭的等级规矩也不会被破坏。
仅凭以上对日本家族等级制度的简单叙述，要让美国人理解日本家庭里普遍存在的浓烈的感情关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美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观点，而本书的课题之一，就是研究日本家族是如何维系这种感情纽带的。要搞明白在日本政治、经济各领域中广泛渗透的等级制要求，首先要认识日本人在家族生活中是如何学习这一习惯的。
日本人在其他领域也像在家里一样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在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对于沿袭等级制几百年的民族来说，这有利也有弊。日本的等级制度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的生活准则。这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以前，那时，日本已经吸取了来自中国的无等级的生活方式，并用它来改变自身的等级文化。后来，访华的日本使者高度赞扬了中国发达的文明，日本天皇和宫廷便满腔热情地准备将中国文明渗透进日本文化中。而当时日本连文字都没有，只好采用中国的表意文字造出日本文字。
日本之前有一种宗教，4万个镇守山川和村庄的神镇守山岳，并赐福给百姓。经过无数演变，延续至今，这种宗教就成了现在的神道教。7世纪，日本大规模从中国引进佛教，并将其作为护国之教。之前从无传世建筑的日本，也开始模仿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日本还仿照中国建筑的样式，开始在各地建起各种各样的寺院。就连使者们带来的官位品级制度和法律也被天皇所采纳。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像日本这样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学习国外文明的国家。
不过，日本在一开始就没有全部复制中国无等级的社会结构。日本所吸取的官位制度，在中国本来是给予通过科举及第之人，但在日本，这一制度却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成为了日本等级制度的组成部分。日本不断被分成许多没有完全独立的藩，领主们经常妒忌他人的势力，因而很多社会习俗的产生与首领及其家臣的特权有关。
无论日本如何大规模地将中国文明输入本国，也没有建立起足以取代等级制度的另外的制度，比如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以及把各种身份、职业不同的人融合在一个庞大宗族之中的中国式宗族制。在日语里，皇室中的人被称为“居于云上者”，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可以继承皇位，这跟中国是不同的。中国经常改朝换代，而日本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天皇是神，不可侵犯。而天皇也永远不能理解中国皇帝的所为。
可以这么说，日本从中国输入的各种文化，为几百年内日本世袭藩主与家臣之间的争权夺利制造了条件。8世纪末，贵族藤原掌权后，把天皇驱逐到后台。藩主反对藤原的统治，日本开始陷入内战。之后源赖朝将军凭借武力掌握大权，从此以后“将军”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
按日本的习俗，将军的称号将由源赖朝将军的后代沿袭，但前提是他们能够统治其他藩的首领。而天皇却徒有虚名，成为了为将军举行象征性礼仪的傀儡。拥有实权的是幕府。幕府用武力来统治各地领主。被称为“大名”的封建领主，都配备着家臣和武士。在动乱年代，武士完全听从于大名，他们时刻准备向其他大名或者最高统治者——将军挑战。
公元16世纪的日本，内乱成了流行病。经过几十年的内战，1603年，伟大的德川家康击败所有对手，成为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个将军。之后他的家族世袭将军职位约260年，直到1868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都被废除，近代时期开始，德川政权才宣告结束。日本的近代史也拉开了帷幕。在日本历史上，德川时代的影响非常深远。它凭借武力维持了日本和平，巩固了服务于其家族的中央集权制度，直到最后崩溃。
但在内战中，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一个让他十分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一些势力比较强大的藩主一直反对他，直到最后，这位将军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反对派是旁系藩主。他允许这些大名继续享有领地和家臣，并在其领地上享有最高权力，但不允许他们分享德川家臣的声望，幕府中也永远不会对他们虚位以待。幕府中的关键职位全留给了在内战中支持德川将军的人，也就是嫡系藩主。为了应付这一困难的局面，德川将军的策略是限制大名的势力，防止任何可能威胁到将军统治的联合。因此，他不仅没有废止封建制度，反而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其自身的统治，将其发扬光大了。
多种阶层构成了日本的封建社会，所有人的身份都是世袭固定的。德川幕府固定了这种制度，并对每个阶层的成员的行为法则作了详细的规定。家族主人必须在家门口贴上标明其地位和身份的标志，他们的衣食住行，甚至住宅都要按照世袭的身份来规定。
日本的等级可以作如下划分：最高是皇室和宫廷贵族，其次是武士、农、工、商，最下层的是贱民。贱民人数最多，他们从事着其他阶层所不耻的职业，如作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者以及制造皮革者等。他们不能算是人，甚至他们的居住地经过的道路也不被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似的。这些人生活极为贫困，只被允许从事社会所规定他们从事的职业，并且被排斥在其他社会组织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仅在贱民之上，这一点大概是让美国人大为惊讶的。商人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了尊重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遭到灭顶之灾。17世纪，德川幕府颁布了严厉的锁国令，这几乎铲除了商人阶层的根基。日本商人曾在中国和朝鲜的沿海地带从事海外贸易，他们的实力也愈加壮大。但德川将军命令，凡是制造和驾驶船只超过一定范围的人都要被处以极刑，以遏制这种趋势。即使是没有超标的小船，也不能驶入大陆，更不能运送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