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厅内，戴雨果教授与一个头发很长的名叫凯特尔的高个子男人进行了交谈，他看上去就像从10世纪直接跨越到今天一样。他向教授解释说凯特尔并不是他在21世纪的名字。他是一名软件工程师，从1988年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养了一群蜂，主要用于制蜡，而不是获取蜂蜜，这与早期的维京人完全一样。他还养了两条狗，一千年以前，这种狗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非常普遍。凯特尔解释说，为了促进爱好，许多成员都会制作不同历史时期的物品，包括锁链盔甲和用兽角制作的杯子。然而，有些设备必须从外部带入。一个名叫保罗·陈的人是最大的宝剑供应商之一，他在中国拥有一家工厂。
此时，戴雨果教授被带出长厅，接受飞镖作战训练。他手握一面圆形盾牌，学习如何投镖和躲镖。梭镖看上去非常逼真，只是边缘没有开刃，顶端为球形，以免有人受伤。
当天的重头戏是一场“决斗审判”，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人们手拿武器进行决斗，以胜负解决法律争议。今天的故事情节是，一位名叫威尔弗雷克（真名叫里奇）的男子外出云游十年以后重返家乡，发现妻子宣布他已经死亡并嫁给了另外一名男子。为了要回妻子和财产，威尔弗雷克必须在决斗中击败妻子的新丈夫。这场决斗更像一场有裁判的拳击比赛，只不过参赛者手拿宝剑、身穿铠甲。威尔弗雷克被判输掉比赛，但是他并不想按法律规定的那样黯然离开。相反，他在村外召集了几个朋友。他们重新回到村庄，对村民进行杀戮。被武器击中后，参加表演的人就会倒在地上，假装死去，广播就会播放中世纪音乐，解说员庄严宣布发生了何种事件。
离开前，戴雨果教授与凯特尔14岁的儿子芬巴一起接受了射箭训练。在小男孩射箭期间，凯特尔骄傲地告诉我们：“他的历史老师认为他是班上最出色的学生之一，理由是他对历史具有独特的认识。他不仅要体会我们当前的时代，还要通过其他怀旧组织，了解更多历史事件，从而形成自己对拿破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采访当天村庄里的重头戏是一场“决斗审判”，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人们手拿武器进行决斗，以胜负解决法律争议。
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戴雨果教授向凯特尔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和其他组织成员为什么要从事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有什么吸引力？”这位软件工程师像维京人那样给出了答复：“现在，很多人都在办公室工作。
对于既有实践技能又有实践抱负的人来说，办公室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慢慢喜欢上了一些具有一定神秘感的东西。”
离开村庄时，戴雨果教授有些困惑，他问自己：“到底哪个是过去，哪个是未来？”
与羊共舞：城市人口的返“乡”潮
RegiaAnglorum组织成员只是利用周末时间释放21世纪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但是有些人更加激进。随着市场崩溃和欧元区陷入困境，欧洲的年轻白领开始返璞归真。原始的生活方式正在取代时尚与金融式节奏。统计资料表明，城市生活已经失去了原有吸引力，现在的逆城市化现象意味着，从城市到农村的人要多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
我们在意大利的采访对象是这样的年轻人：他抛弃了欧洲和美国社会非常普遍的为追求财富而工作的理念。他完全放弃了被称为“老鼠赛跑”的生存环境，选择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
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名叫大卫·贝托鲁兹，贝托鲁兹今年25岁，曾在罗马一所大学学习过测量，并获得了从事古典研究的资格。他放弃了城市生活，返回农村，做了一名牧羊人。冬天，他住在罗马，并往返于住所和家庭农场之间。夏天，他赶着羊群进入山区。他的选择并非个案。随着失业率不断上升，政府大幅削减预算，约有3000名意大利年轻人从事了过去被人视为老年职业的工作。
更为激进的西方人选择回归原始的生活方式，从事过去被人视为老年职业的工作。戴雨果教授在意大利采访牧羊人贝托鲁兹。这种对现代化的激进反思是否能为我们度过经济危机提供一些借鉴？同时，这种决定在未来又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上午5点30分，这位年轻人即将开始一天的工作。教授敲响他的房门，主人邀请我们进去。大篷车的布置极为简朴，几乎没有任何舒适家具。
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多少只羊？”贝托鲁兹回答说：“500只。”教授接着问：“你家以前是不是从事农业？”“不是，”他回答，“我父亲是一个公司的董事。”
喝完咖啡之后，教授和贝托鲁兹跟在意大利牧羊犬后面，一起走上山坡。这段山坡并不好爬，对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来说，的确是件苦差事。一边往前走，贝托鲁兹告诉教授，牧羊人的收入与一个底层工人工资大体相当。但是，他仍然为自己的工作自豪。他解释说，年轻牧羊人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鲜空气，改善了羊群的成长环境，提高了羊肉、羊奶和羊毛品质。
看着羊群吃了几分钟草以后，贝托鲁兹继续向山顶走去。“我们现在去哪里？”教授问。“我们要把羊带到山上去吃草，在天黑之前，再把它们带回来。”牧羊人说。无论大雨滂沱，还是骄阳似火，他一直都与羊群待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两人在一块石头上坐下。
“这种生活肯定十分孤独。”教授说。“是的，”贝托鲁兹答道，“我不再与朋友来往，或者出去吃饭。不过，我有女朋友，她有时候会到山上来找我。我们计划办一家奶酪生产公司。”贝托鲁兹向教授解释了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好处。他摆脱了贷款压力和短期工作的不安全感，所以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做牧羊人，他有大量时间进行思考，呼吸新鲜空气，贴近自然。与城市中忙碌的上班族相比，他的需求更少，还有一种自由感，这是他以前在罗马时从未有过的感觉。现在的工作没有任何固定的规则，他不知道今天或明天他和羊群要前往何处。
教授问他：“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与21世纪的现实存在矛盾呢？”“只要和人打交道，你就必须解决问题，”贝托鲁兹指出，“但是，独自一人，你会感觉安静祥和。有时我感觉，现代世界中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我不愿拿它与任何东西交换。”
“那么，你认为通过绵羊和山羊产品，就能过上优质生活吗？”教授问。“是的，一种闲适但祥和的生活。”贝托鲁兹回答说。从山上回来，教授感慨道：贝托鲁兹可能拒绝了我们所谓的现代生活，像农民那样生活，但是他看上去很满足、快乐、安详，并能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在经济危机爆发的社会环境下，这似乎非常难得。
弗兰克·弗兰迪教授（Prof.FrankFuredi）
弗兰克·弗兰迪教授是社会学家，也是社会评论员。他原来是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作颇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本是《治疗文化：培养不确定时代的弱点》。此书对现代西方社会各个基本方面的批判闪耀着理性的光辉。
福利的国家调节的影响
我们一直痴迷于制定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涉及犯罪，还涉及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无论何时，一旦社会失去了其道德中心和价值观这些将人们联合起来的观念，将借助于程序或法律来进行弥补。这恰恰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英国的一大问题是，在非正式的生活领域中，人们聚集起来所进行的各项行为，现在都被高度管制起来了。任何形式的非正式都会遭遇反对。事实上，语言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当今的英语表达中，一些过去被认为是积极的事物，现在却令人生厌了。以“同伴压力”这一词为例：在现在的语言中，它包含了“这太可怕了”这样的潜在含义，但在过去，这仅仅表示朋友给你一点前进的动力，我们都明白，生活中最有创意的事情之一便是，在朋友的推动下，你得以继续前行。又或者“食堂文化”——其所表达的其实是非正式的交际。可以看出，任何形式的非正式交际，无论在何地都被视为某种不好的事情。
这一现象为何会发生？首先，我认为这与对私人领域的不断增加的猜疑有关。
从家庭开始，所有的一切，在过去某个时期，都被不断坚持和肯定，并在文化上被认可，现在却被以一种我们都疑虑重重的方式重新定位。这样，我们就有了家庭中黑暗的一面。我们相信，紧闭的大门暗示着发生家庭暴力或虐待儿童等情况的可能；我们相信，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儿童之间会相互欺凌，上班族也会相互欺压。现在还有一种新的语言——骚扰。我认为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个人关系已经成为政府干预的主要领域，无论是照料父母，还是给青少年加压让他们接受教育。那种认为这些事情应该留给普通人自己处理的观点，会被认为是歧视，是差别待遇。
当然，这其中确实有歧视成分。因为假设我们有四个人——你、我和另外两个人——坐下来开始聊天，其中一人说：“你知道吗？吉姆没工作了，大家都是朋友，我们能给他找份工作吗？”于是我们好心给他找了份工作。这才是对他人的歧视。因为你没有做公开广告，没有正式的面试，没有利用整个人力资源圈，还有其他各种方式。然而，这是有利于事情发展的方法，是建立相互支持的方式，也是好的处事方式。我认识的每个成功人士，都在一定时间里，建立了良好的非正式个人网络，以获得支持。
国家对本地、非正式和传统行为方式的削弱与2011年夏季的骚乱有关吗？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些年轻人已经形成一个特别的社会分层，他们对自己的社区没有责任感和认同感。这是新现象。发动暴乱是一回事，但发动暴乱并烧毁自己父母的商店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前所未有。老式的暴徒只会烧毁别的街区的商店，而不会破坏自己的。
总有一些人会处于贫穷、被边缘化或经济不稳的境况，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正是这个群体一直在支持着他们。这正是现在所缺乏的。如果现在有帮会的话，他们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帮会是有组织的，但这些人大部分甚至不够资格共同组建一个帮会。你所能看到的只是破碎的个人，其所能分享的共同经验只是缺乏安定感，他们把自己隔离起来，甚至与家人也是如此。这是其所独有的特征。
我认为这与福利制度的运行方式有关。大家都知道，福利制度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将资金用之于民——我非常支持用之于民——但这样做产生一种体系性的影响，就是毁掉了人们的独立性。依赖性有两种类型：良好的依赖性是你我对父母、家庭成员、邻居或社区的依赖；恶劣的依赖性则是习惯伸手要钱。而那种依赖性会侵蚀你对自己社区的依赖。它会造成一种独立的假象，而实际上是对国家利益机关的依赖。所以，最终在这一文化中，人们与社区之间富有活力的有机联系变得非常虚弱，其与他人所共有的仅仅是相同的地理空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人们所能依赖的仅有国家福利。
如果由我来负责，我不会为24岁以下的人提供任何福利。为年轻人提供资源的观点从根本上就存在缺陷。当然，残疾人或者患有某种疾病的人则另当别论。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用之于民。我认为，政府可以提供福利支付，以换取某些类型的工作，或通过家庭来进行——实施的方法有很多。然而关键在于，要找到一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的瓦解，逐步减少人们依赖施舍的动机。这一观点与钱无关。我不反对国家帮助民众，我所反对的是其所创造出的文化。
肯尼斯·米诺格教授（Prof.KennethMinogue）
肯尼斯·米诺格教授是澳大利亚的政治理论家，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2010年出版的《被奴役的头脑：民主如何削弱了道德生活》。
“社会福利国家主义”如何使社会逐步瓦解并腐化
在遥远的过去，英国政治的中心是生命和死亡。随后，在18、19世纪，随着选举、出版自由以及各种允许个人蓬勃发展的工具的出现，英国人把政治变成了一种游戏，他们称其为“政府与反对派的游戏”。有这样一种说法，英国人对民主和制度有某种形式的初步设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对此我并不认同。我相信，事情正相反。
关于自由，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相信它是斗争的结果。我认为，自由与斗争并无太多关系，它只是一种长时间发展形成的生活方式，也许是一种内在驱动力，旨在让人们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享受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以及权力的限制。自征服者威廉之后，英国国王便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然而即使如此，那实际上也只是有限权力。限制始终是关键的平衡点。就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言，这或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中心概念。
近年来，政客们公开放弃了对其权力的限制。过去，我们选举政治家为代表，或多或少按照我们的期望，为公共事务立法。现在，我们所遭遇的情况是，这些立法者、统治者，与过去相比，更多的是为他们自己服务，而非我们。他们还试图改造我们，让我们脱离过去。这些人集中建立并控制了一种合理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福利制度，然后使我们依赖于它。福利国家为有紧急需要的人们提供支持。这项事务在过去是通过家庭来完成的。
依靠家庭意味着必须与家人保持合理良好的关系，你在家庭中拥有重大物质权益。福利国家，通过提供所有过去需要从家庭中获得的帮助，逐步削弱并最终摧毁了家庭团结。例如，现在有大量单身母亲享受到政府补贴，政府为她们提供住房、金钱以及其他优惠。这样的家庭缺失了父亲这一角色，或者一直以来都缺乏可靠的父亲。其结果往往是，这些家庭中的女孩，会重蹈其母亲的覆辙，即也成为单身母亲，并依赖国家福利；而男孩们则常常会成为帮派成员，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其中找到了某种生活的严肃性，这使他们成为永久失业者或无业者。
政府对其所谓的“社会正义”上瘾。这仅仅是其众多措施中的一种，这些措施导致了更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
福利主义的后果之一便是，社会中无能者的增加。例如，那些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却怀孕的年轻女孩，她们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因此政府开始开设课程教授她们如何照料儿童以及如何烹饪。在过去，这类教育是由父母完成的。无能者比例的上升，伴随着一系列的不良嗜好——对香烟、酒精、毒品等上瘾。这些事实已经足够说明，政府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但现在政府认为他们有权力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取的。我的意思是，对此，真正的归谬法是，在过去两个月内，内阁办公室秘书（一位高级公务员）发表了讲话，试图说明金钱并不能带来幸福，我们都太过功利。这是一种荒谬的观念，一个高级公务员居然向我们说教如何过得幸福。
统治者的无能造成了恶劣的局面，现在他们所做的是，要求更多的权力来应对这些情况，因为他们认为权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权力越大，他们就越声称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