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媒体的权力如今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强烈质疑。媒体通常被认为是服务于人民的公共事业，而现在记者和媒体高管越来越被看成是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破坏社会稳定、追求轰动效应和冲突，而置他人的痛苦于不顾的人。
1995年，乔纳森·施密茨受邀参加珍妮·琼斯秀——一个华纳兄弟公司创办的在美国非常流行的电视谈话节目。事先他得知有一名他的秘密崇拜者将在节目中揭晓身份。施密茨的好奇心自然被调动了起来。所以在拍摄当天，他在舞台大幕边走来走去，期待着舞台的另一边会发现一位女士。结果，这位崇拜者竟然是斯科特·阿梅德尔——一位男士。在施密茨登台之前，他就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对施密茨先生抱有的同性之间的幻想，这令摄制场内的观众瞠目结舌。施密茨先生感到受到了羞辱，于是在节目录制后没几天，就买了一把猎枪，驾车前往阿德梅尔家，开枪打死了他。这场节目至今都没有播出。
施密茨先生被判二级谋杀，要在监狱里待上25到50年。经上诉复审后，法庭仍维持原判。1999年，阿德梅尔家起诉珍妮·琼斯秀和华纳兄弟公司玩忽职守成功，获得了2500万美元赔偿。陪审团认为该节目故意设计了这场潜在的危险，却没有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后果。但此决定后来被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的非一致性决定驳回。举这个案例是想说明西方的媒体一直以娱乐为名，几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怎样限制这些活动，让这一类的事情不再发生。他们希望避免悲剧的结果，又不想使对他们生活方式如此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瘫痪。在西方，新闻出版自由被看作是文明社会的一大支柱。例如在美国，这已被载入宪法第一修正案，声明“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自由不受限的新闻工作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平衡政客和大财团的力量，同时也被认为是防止贪污腐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传统上一直称媒体为“第四种权力”，另外的三种权力分别是议会、国家元首和人民。
大家都认为，作为媒体，第一要务就是为人们提供可靠的信息，有些人还会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分析和娱乐。如果你问一位西方人，为什么出版自由如此重要，他或她会信誓旦旦地指出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因为没有出版自由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新闻出版自由发展到今日，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无须负责的自由十分危险，人们越来越担心媒体正在一步步失去道德的指南针。
“狗仔队员”的一天
许多非西方社会认为西方的记者是寻找事实和公平的英雄。但是正如尼克·戴维斯在他的《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中国2010年出版）一书中所述，如今，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记者的工作。戴维斯引用了一所大学对几份英国报纸的研究，研究表明，这些报纸60%的内容是在公关公司提供的材料上简单修改而成，或是照抄大出版社已发表的文章。这些公关稿由公关公司的客户付钱，以求在报纸上刊登这些对自己有利的文章。这些报道中，只有12%是来源于原创的研究，同时另有12%的内容是有确切消息来源、符合新闻报道基本原则的。这种现状使记者很容易被操控，有时甚至会公然腐败。
除此之外，西方媒体还有更肮脏的一面，很多人可能对此并不知情。其实，所有知名机构，如《时代》杂志、BBC或是《华盛顿邮报》，他们都是靠爆料名人八卦和花边新闻维持其地位的。
媒体对人们指控其不道德总是有这样的标准回应，那就是他们的故事符合“公众的兴趣”。但是公众并不是预先对这些有兴趣的，他们的回应只是为自己寻找的借口。除此之外，面对指控他们还有一个十足的理由，那就是报道对涉及的名人来说是公平的，因为媒体曝光可以增加他们的知名度，从而使他们获得可观的收入。第三点理由，媒体只是在响应公众的需求。但是研究者仍旧怀疑正是媒体造成了普通民众对骇人听闻或带有侵略性的故事的需求。事实在何方？界限在何处？谁来划定界限？
为寻求更多发现，戴雨果教授坐着狗仔摄影师杰克·路德拉姆的橘黄色小摩托车，在伦敦游览了一天。路德拉姆操着伦敦腔，脸皮很“厚”，总是在寻找名人的踪迹，他知道该去哪里。
第一站是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的工作室，路德拉姆站在一群摄影师背后，等待电视明星驾车出现。几乎是一瞬间，他就与一位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保安说他必须走，因为他不像其他摄影师那样得到了“认可”。路德拉姆确实没有什么许可。
“拍张照片又不犯法。”他说。他将相机举过头顶，不让小个子的保安抓到，然后为著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及其妻子拍了一张。“谢谢，拍完这张我就可以退休了。”他讽刺地说，随后他拍了一张阻碍他的这位保安，然后还溜到了大楼的前脸，拍到了一位肥皂剧女星，那位女星还十分高兴地为他摆了个造型。
下一站就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录音棚，在那里路德拉姆受到了他的朋友马科斯的迎接。马科斯以前是一位军人，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军旅生涯会对其新事业这么有帮助。他告诉戴雨果教授，他最大的成功可能就是在《哈利·波特》电影的摄制过程中拍摄的一组照片。虽然摄制场景周围有十二英尺（四米）的高墙，他还是成功拍到了。
“你是怎么到那附近的呢？”教授询问道。“我埋伏在周围，”马科斯回答说，“在树上住了两天。”
那几张照片使他得到了6万英镑。现在，轮到路德拉姆向戴雨果教授展示他最成功的商业照片了。迄今为止，他已经因此收到了4万英镑。照片内容是刚刚进行完缩胃手术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费恩·布里顿，布里顿希望通过这种手术来减肥。
“她一直为瘦身饼干或类似的减肥产品代言，”路德拉姆为自己辩解，“此后她不想再喜欢他们也好，抱怨他们也好，那些大明星不可能完全逃离狗仔队。狗仔队其实是名人光环的制造者，还帮助杂志提升销量。狗仔和大明星都是媒体宣传游戏的一部分。
让人拍到她，这很正确，所以现在人们只能使用我这张照片。我会把要价抬高一点，我觉得自己得抓住机会。”
路德拉姆对其影响了照片中主人公的私人生活的行为毫无悔意。当被问及是否会感到羞愧时，他回答说：“说真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只要不犯法就行。我们都有自己的小秘密，我的意思是——像是男的没刮胡子，女的长了唇毛之类的，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东西能卖钱。”他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位明星，外表的任何缺陷或变化都是他必须拍下来的，只要他能够拍到，即使是明星想要隐藏他也会曝光，因为这种照片很有市场。他知道有些人很瞧不起他们的职业，但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伪善的。“他们心底是有点喜欢狗仔队的工作，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
后来，我们采访了乔纳森·夏里特，他是几位娱乐明星的经纪人。他出名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发现了歌手夏洛特·丘奇，后文中我们还会详细谈到她。夏里特能够准确地估测狗仔队对他们跟踪的明星是有利还是有害。
“不能简单地说狗仔队是好还是坏。”他说，“这取决于你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这对我的客户很好，但是如果影响到私人生活就不好了……狗仔队能帮明星出名，进而赚钱、成名。上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下至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狗仔队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
“我觉得人们讨厌狗仔队的一个原因在于，狗仔经常在明星不愿意被拍到的时候穷追不舍，也就是说，狗仔经常在明星做不该做的事时穷追猛打。明星经常会抱怨狗仔队，其实这也挺虚伪的，因为明星能出名，摄影师功不可没。”
夏里特相信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狗仔队侵犯隐私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有了新媒体的责任后，狗仔队的行为有了收敛，他们不会再在不应出现的场合出现，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再在像家庭惨剧，或是非常个人的事，或是家庭中不开心的时刻出现。狗仔队还发现，不能拍孩子的照片，编辑也不会公布孩子的照片，除非他们的名人父母愿意让他们公开露面。”但是，夏里特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摄影师都如此谨慎。“你总会看到一些无良摄影师，他们不属于任何专业机构，行动没有界限，但这类人并不多见。”
当被问及狗仔队的界限是什么时，夏里特回答说他们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个人每天都要去工作，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做什么，你都要行为得体，这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样。”他认为不需要制定更多的规则，“我相信，英国媒体做得不错。”他说道，“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会在内部被清除……媒体已经知道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又是无法接受的。”
受审中的英国媒体——莱韦森调查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路德拉姆的摄影师工作，但至少他在工作原则上还是合法的。但是有时，记者会因难以抗拒一个好故事而不惜违反法律。英国现在正在进行有关记者侵入名人、皇室甚至是普通人电话案例的司法调查。该丑闻已经导致《世界新闻报》——之前全球最畅销的英语报刊——关门大吉。随着调查的继续进行，甚至有将英国社会顶层人物拉下水的危险，案件可能涉及从政客到媒体大亨再到高级警官的各阶层人物。
早在2005年，警方就着手开始调查《世界新闻报》记者的入侵行为，因为那时该报上出现了一则关于威廉王子想从ITV皇家通讯记者汤姆·布拉德比处借一台便携式视频编辑套装的新闻。这条新闻曝光后，王子和布拉德比一致认为他们的语音邮件遭到了窃听，并请警方介入调查。随后的调查使克里夫·古德曼——《世界新闻报》的皇家编辑，以及该报雇用的私家侦探格兰·莫凯瑞被捕。在审判期间，警方发现是莫凯瑞几次入侵高层人员或名人的电话，包括澳大利亚超级名模艾拉·麦媒体经常调查别人，但是如今，媒体却在公众面前就如何使用他们的权力接受质询。公众听证会是最严厉的法律调查，法官在公众场合，听取证词，调查事件。今天，媒体成为被调查的对象。
克佛森和英国国会一位知名人士。2007年1月，古德曼和莫凯瑞分别被判监禁四个月和六个月。
至此，丑闻看上去已经平息。但实际上，一系列针对多家报纸的民事调查被递上法庭，几家报纸都在进行内部调查。2011年，伦敦警察厅宣布，他们将重新审理电话入侵丑闻，因为有重要信息出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几位名人的电话又遭到黑客入侵。
刚开始，英国民众对窃听丑闻的曝光不以为然，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许多人承认他们其实很享受偷听那些高层人士聊天的感觉。其次，这些人由于沽名钓誉，在某种程度上罪有应得。直至2011年7月，这种心情发生了变化。2002年，一位名叫米莉·多勒的13岁小女孩被谋杀，她的电话也被窃听；2007年7月伦敦恐怖分子制造的爆炸案受害者的电话也遭到窃听。对名人来说，这可能是“公平游戏”，但对普通的犯罪受害者来说却并非如此。公众因此感到无比愤怒，首相大卫·卡梅伦立即派人展开司法调查，调查行动由布莱恩·莱韦森法官领导。
一些英国最著名的报纸被指控影响力过大，操控政府部门，甚至部长都需要跟他们配合。人们认为，媒体是如此肆无忌惮，没有底线，而且不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人们愤怒了，甚至开始仇视报纸。
审讯于2011年11月14日开始，上诉法院法官莱韦森陈述如下：“媒体对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必要的审视。正因如此，媒体内部的任何不当会影响我们所有人。因此，本次审讯的核心就是这一简单的问题：谁来监视守卫者？”最后这句话援引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名言，翻译成中文就是“谁来监督警察？”或是“谁看着看门狗？”
审讯预计在2012年秋天结束，到时会进行现场直播，审讯有权召集证人出庭，前提是他们已经宣誓所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真实的。审讯的目的概括为四项简短的摘要：调查出版物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窃听电话和其他非法活动；调查出版物和警察之间的关系；调查出版物和政客之间的关系；并为未来媒体规则的制定给出建议。
审讯的第一部分就是检查报纸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一些英国名人纷纷证明媒体曾侵犯过他们的生活，从休·格兰特（著名演员）到《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都为此做证。戴雨果教授还去找了另外一位明星证人——传统歌手夏洛特·丘奇。她向戴雨果教授展示了她的几张白金专辑（即销量超过一百万张）和一面照片墙，上面挂着她从童星时期开始的很多照片。然后她告诉教授，13岁的时候，她曾为鲁伯特·默多克的婚礼唱过歌。《世界新闻报》倒闭之前就为这位澳大利亚的媒体大亨所有。（默多克的美籍华人夫人邓文迪是在济南出生、江苏徐州长大的。有趣的是，在这次庭审中她也出了名。当默多克出庭做证时，有人向他扔奶油馅饼，邓文迪跳出来保护了默多克，还扇了扔馅饼的人一巴掌。）丘奇说，当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两份酬劳，一是10万英镑的报酬，一是默多克在其报纸上为她余下的职业生涯打造良好的形象，她只能二选一。丘奇说她自己倾向于拿钱，但她的经纪人说服了她，因为积极的形象比10万英镑更加重要。但实际上，她并没有得到他们承诺的一切——默多克的报纸多年来都在追踪她的一切。
在她提供给莱韦森调查的证据中，丘奇还提到，当她母亲得知《世界新闻报》计划报道她的前夫和另外一个女人的风流韵事时，曾经试图自杀。她还说《世界新闻报》的姊妹报《太阳报》爆出她怀孕的新闻时，她非常惊恐，因为她甚至还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家人。
2012年2月，丘奇与新闻集团达成庭外和解，后者为在窃听丘奇语音信箱基础上编造的33个故事赔偿了60万英镑。这一经历让她对英国媒体的道德深感怀疑。“我不相信他们是自由的新闻媒体，这离自由的新闻媒体差得远了。人们几乎毫无言论自由，因为这都被几家大公司控制了，他们太过强势，垄断了整个市场，所以也能对政治等领域横插一足，这太荒谬了，根本不是自由的新闻媒体，连政府都不自由，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民主。”
莱韦森调查的证人中也有普通民众。例如，玛格丽特·沃森，她的女儿戴安在操场上打架时被谋杀。15个月后，她的儿子也自杀了，她认为《苏格兰先驱》和《美丽佳人》杂志对戴安的负面描绘是儿子自杀的直接原因。在英国，没有关于禁止媒体对已故人士诽谤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