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名8到9岁的儿童因饮食失调住进医院，而此前，这通常是青少年时期或20岁以后才会得的病。很难测量这种惊人的趋势与媒体宣传中层出不穷的“理想”女人身材（也就是极端瘦削）有多大关系，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这之间肯定有一定联系。与此同时，近期很多儿童被指控有暴力、残忍和性行为，据称他们是受到电脑画面的影响。英国政府正在制定法律，规定网民需要主动注册才能查看色情或暴力内容，而不是现在这样想看就看。但是生长在一个计算机化的世界中的孩子们很容易绕过成年人设置的限制，从而找到他们想要的目标。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也有一定危险，如全球约9亿人都在用的社交网络脸谱。该网站允许注册者发布照片和其他关于其本人的信息，申请成为其好友后就能对此发表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朋友”的定义就非常宽泛。在网络带来的危害中，有一种危害非常严重——“恶意破坏”，即个人在公共论坛上发表煽动性或辱骂性信息，并进行网络欺凌，导致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成为受骚扰的对象。据一个名为“纯粹视野”（Puresight）的儿童安全网站所述，在澳大利亚，有35%的儿童有过网络欺凌经历，这个数字在加拿大为31%，美国为26%，英国为25%。在学校里遭到欺凌对孩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如果到了家里，还继续受到网络欺凌，这种情况就变得无法忍受。由于此原因引发的自杀人数是惊人的。
社会化媒体也会引发对法律和秩序的破坏，2011年8月，英国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暴乱的导火线是警察在8月4日的缉毒行动中开枪打死了一名可能涉毒的年轻男子。两天后，反对枪击案的和平示威演变成了当地警局门口的暴力事件，而这完全是因为有谣言称警方官员对一名16岁的女孩拳打脚踢。随后一夜之间，在伦敦的其他地区也发生了暴乱。到8月8日，暴乱从整个城市扩展到整个国家，包括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直到8月15日，英国才渐渐恢复了秩序，约有3100人遭到逮捕。到那时为止，已造成多人死亡和数亿英镑的财产损失。
为何暴乱传播得如此之快？当然，许多参与者是通过传统媒体，即报纸、广播和电视新闻得知事情动态的。但是当局认为社会化媒体在此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黑莓信使（一种警察在当时无权查看的加密信息服务）和推特。有证据表明，犯罪集团有组织、有目的地使用了此技术来扩大骚乱，以便制造抢劫的机会浑水摸鱼。一条多次被公开的黑莓信息如下：
过去，公众的意见很难被听到，但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网站给了他们表达愤怒的机会。数小时内，街道上就出现了暴乱，伴随着纵火、偷窃和大规模的骚乱。
“每个在埃德蒙顿、埃菲尔德、伍德格林和所有北部地区（托特纳姆附近地区）的人，请在四点整赶到埃菲尔德车站会合！！！离开你们的院子，与你们的……（无礼之词）碰面。……联邦政府（警察），带上你们的蒙面布（行话，用来遮盖脸部的围巾），手推车、汽车、大篷货车、锤子和一切家伙！！！”
社会化媒体引发的骚乱不仅存在于伦敦地区。米尔顿凯恩斯，一个距省会90千米、中等大小的城镇，戴雨果教授到那儿与一个名叫斯宾塞·莱恩的年轻人见面，这个小伙子刚刚坐完11个月的牢刑满释放，而他入狱的原因是在脸谱上发布了一条信息。他告诉教授他写了什么：
“我写的是：‘当你裁员、削减设施、开枪打人时，当你拒绝给出公正和答案时，人们会起来反抗的。’我的脸谱上一下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我没有料到事情会恶化到这一步，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个陈述，大家都知道我为何会这样说。”
发布了这条信息后，莱恩就外出了。走到市中心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些电话，告诉我脸谱已经疯了，整个米尔顿凯恩斯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每个商店都接到了警告，说约有一百人会到这个地区闹事”。莱恩很快意识到，他已经无法控制事态的蔓延。他怎么也没想到，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几个字会造成这么戏剧化的影响。
保罗·里维斯，《卫报》的特别项目编辑告诉教授：“如果你想要监督或控制社会化媒体，那你就是在监督或控制人们的思想或者说是他们对思想的表达，我认为这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
在许多国家，当局会通过屏蔽因特网和手机网络来处理这种事。但是在英国，虽然政府考虑过此方法，但最终还是认为该方法难以接受，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化媒体的角色超越了当局的角色，它在2011年年初的“阿拉伯之春”叛乱中，提议抗议者团结起来的行为在英国广受欢迎。
媒体还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扩大骚乱，一个具体的实例就是商店被打劫的程度规暴乱发生之后，社交媒体又发挥了良性力量。人们通过网络联系并聚集起来，清理街道，进行重建工作。由此可见，当传统媒体在法院被审讯时，新媒体在接受另一种审讯，人们试图找出规范它们的方法。
模空前。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无所有的人对消费文化不满的反应，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依此解释，在媒体大肆宣传炫耀性消费时，暴民们只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拿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总之，广告业这么多年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名牌运动鞋和顶级电子设备就是生命的全部。
约翰·罗伊德（JohnLloyd）
约翰·罗伊德，《金融时报》的主编，也是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的新闻主任。他写了一篇对媒体的尖锐评论，说它们通过冷嘲热讽和给予否定正在逐步瓦解我们的政治体系。文章名为《媒体对政治做的好事》，本文改编自该文章和个人访谈。
媒体：与权力对峙
19世纪的时候，新闻媒体受到新闻记者的喜爱，无论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逐渐发展起来，新闻媒体被视作“与权力对峙”。
大多数英国人都能列举出许多这样的案例：比如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中，威廉姆·霍华德·罗素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政府的倒台，因为罗素在文章中揭露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以及英国战士恶劣的治疗情况——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疾病和资源匮乏而死，而不是因为战争本身。
在法国，19世纪末出现了一场反对错误关押犹太官员的活动，该官员被指控为间谍。该案件在报纸上被频频报道，尤其是小说家左拉，他发动了一场新闻战，《我控诉》是他写的关于此事至今仍然非常著名的文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也有一群作家和新闻记者写下了“揭露丑闻”的文章。他们揭发贪污腐化，尤其是市政当局、城市和大公司里的，如标准石油公司中的贪污腐化现象。
这些新闻记者，也是丑闻揭发者，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产生了许多影响，他采纳了许多他们的意见，后来的威尔逊总统也是一样。毋庸置疑，新闻记者为政府带来了改革。所有这些不同的运动向新闻记者以及政客和公众显示，新闻媒体的力量至少能和反对党相抗衡，甚至在揭露贪污腐化时和法律有同样的力量。所以从那时起，新闻媒体就担负起监督权力中心的重任，“与权力对峙”成了记者的责任。
但是如今，媒体的思想意识，尤其是英国媒体的思想意识，总是假定政客有罪，即使不是真的有罪也马上就要做出违法的勾当了。
在美国，新闻界中立派的观点已经出现了——即我们会讲出真相，我们会尽量报道全面，我们有自己的意见，但我们认真地将意见和我们的报道区别开来。新闻记者都相信他们比政客看得清楚得多。
所以我们认为，并不仅仅是媒体对政治有影响，政治也越来越多地与媒体融合，尤其是与电视融合，而这种融合造成的影响现在还不明朗。媒体和政治之间的铜墙铁壁，现在越来越薄，再也看不到报纸和主要公共服务电视频道努力与政治划清界限的情况。
我认为英国的电视节目一直比较左倾，在欧盟这样的主题上一点都不公正。但我相信BBC接受了最近的批评，正在努力做到公正。外国观察者通常不同意BBC为自己贴的公正的标签，尤其在对中国的消极观点方面，以及关于最近阿拉伯世界内战的政治偏见，即对反对运动的支持。
媒体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与权力对峙”，这也是媒体对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不可或缺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这种模式，换句话说就是改变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我觉得媒体应该扮演帮助人们理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角色——国家、公司、协会、文化、外国——这样人们就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与权力对峙。媒体拥有的力量如此之大，它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权力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彼得·希钦斯（PeterHitchens）
彼得·希钦斯，专栏写手和作家，是最早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工作的驻外通讯记者。他是英语文化圈最著名的记者之一，2011年获得乔治·奥威尔新闻工作奖。他曾写过《犯罪简史》一书。
媒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
“BBC之于现代英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就如同中世纪的教堂之于君主政体一样。”我并不相信英国媒体自吹自擂的公正性。在我看来，BBC是意识形态的策划者和最主要的发布者。国家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和经济必须得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才能进行管理，普通人或地方政权应尽量对自己的社区少做干涉；英国的历史文化应被个人权利的文化所取代；政客在国外推行这一意识形态时像是传教士，但在我眼里它们就是侵略者，是日后的帝国主义者。
费边主义作为主要的知识力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改变了政治的本质，它扩大了国家责任的范围。这尤其将我们推向了一个福利国家，让政府承担责任处理各种事宜的想法深入人心，在此之前，很多责任根本不该由政府承担。
我觉得这更多是因为20世纪英国革命造成的，但由于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影响被淹没了。曾经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经过这场革命后变得再正常不过。其中一个主要事件就是国家比以前更加强大，全面战争时国家总是表现出这种状况。例如，国家对兵器的控制。如果你读歇洛克·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你会发现福尔摩斯和华生经常是带着枪支离开贝克大街的。这丝毫没有触犯法律，他们被允许携带枪支。事实上，这是1689年颁布的人权法案中规定的英国人的自由。
但是1920年以后，这一规定被废除了。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征兆——一个不安的国家寻求对权力的垄断——不是因为持有枪支导致犯罪数量增加或是其他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巨大的改变发生了：美国式对自由的看法认为应保证人民的自由，国家的存在只会威胁到这一点；英国式看法则认为国家是最好的，国家是仁慈的，国家是中心，国家应有更多的权力，个人的权力应该更少。
一旦国家积累了强大的权力，而人民开始接受这一点，认为这是正常的，国家就会开始散布意识形态。在现代英国，一个人是好是坏就取决于他的观点是否符合国家意识形态。例如，我个人赞同死刑。我可能有许多让人讨厌的特点、性格上的缺陷，但比起“赞同死刑”来，这些缺点都可以不作数。我赞同死刑就意味着我对英国统治阶层的精英、学术精英、媒体界精英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人。对他们而言，持错误观点就是道德上腐化的标志。人们迫于强大的压力必须持“正确”的意见。
我认为死刑可以存在是因为它代表道德具有底线，人们做了大错特错之事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观点。他们开心地炸毁贝尔格莱德（前南斯拉夫首都）的电视演播室，不介意（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利比亚）大肆屠杀，却不能接受因为做错了事要赔掉性命这件事。
为了说明英国的政策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而不是求真务实基础上的，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例子，即哈里特·哈曼平等法案（2010），它无孔不入，而且非常有力。
比如，如果你是国家公务员，那么支持平等和多样性就是你的义务，这就代表了我所说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工会不会支持任何一个以某种方式破坏平等和多样性准则的员工。平等和多样性有着有趣的影响。如果两个男人想要领养一个男孩，收养部门不能说“对不起，让孩子既有母亲又有父亲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一旦这样做了就是歧视。
一个医院的护士试图安慰一位病人，却惹了一身麻烦，她和病人一起祈祷，她的老板说：“这是对基督教的偏袒。”为了给自己辩护，她找到工会，工会却说我们没办法帮你，因为你应当遵守平等和多样性原则，不能对任何宗教有偏袒。基督教曾经是这个国家的指导原则，现在却只是许多“信仰”之一。
还有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消防队的业务。平均来看，女性的上肢力量仅为男性的一半。确实有特别强壮的女性，但总体来说女性没有男性强壮。消防队员必须要做的事就是从燃烧着的建筑物中抬出不省人事的人。好吧，你看，我体重高达13英石（约83公斤）。据我所知从1998年开始，有规定要求消防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为了达到这一点，当然不能继续现行的招募规定，因此对消防队员身体机能和力量的要求大大降低了，这使得现在雇佣的男性很多时候不能将一个和我一样重的不省人事的人从大楼里扛出来。如果说这不是意识形态影响现实，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算是意识形态影响现实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被空想影响的例子。去年夏天暴乱的一个重要的间接原因就是许多年轻人在没有父亲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当然，如果你所在的福利国家资助没有父亲的家庭（单身母亲能够得到国家优厚的福利），候选人就会得到很多选票。如果有人胆敢在媒体面前对此提出质疑，他将被制止，人们会说他这是在迫害单身母亲。
BBC一直在宣扬意识形态的一致，以我所说的“不流行的报纸”的身份（英国工人阶级阅读的报纸叫作“流行报纸”）。记住，BBC有执照费（BBC是靠收取执照费运营的），每个家庭都要缴纳执照费，如果不缴费就会被处以监禁。《卫报》很大程度上由斯科特基金会资助，每年都在流失巨额的钱款。它还曾经多年间接被政府和地方政府资助，作为对其招聘众多员工的补助。事实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它们都不能独立存在。《独立报》由克格勃退休人员所有，《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由《太阳报》全权资助，没有《太阳报》它们也就不复存在。你还能说这叫言论出版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