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四（太初元年）四十二岁。据《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因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法废坏，宜改正朔，乃诏以明年为太初元年，命迁等造汉历，选邓平及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参其事。事竣，诏迁颁所造八十一分历，即所谓太初历也。迁生平事业，造历之功，盖亚于作史云。
《史记》盖以是年属稿。《自序》云：“五年（为太史令后之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太史公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
前一（天汉元年）四十六岁。
前九八（天汉三年）四十八岁。下狱被刑。《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徐广注云：“天汉三年。”（据《李将军列传》及《匈奴列传》，李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是时《史记》尚未成书，故《报任安书》云：“革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前九六（太始元年）五十岁。《汉书》本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当在此数年中。
前九三（太始四年）五十三岁。是年有报益州刺史任安书。书见《汉书》本传，不箸年月，惟书中有“会东从上来”语，又有“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语。考《汉书·武帝纪》“是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即所谓“东从上来”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即所谓“季冬从上雍”也。故知报书在是年。迁时为宦侍，故每出必扈行也。
前九二（征和元年）五十四岁。
前八八（后元元年）若迁尚在，则其年五十八岁。明年武帝崩。迁卒年，绝无可考。惟据《汉书·宣帝纪》载武帝后元二年遣使尽杀长安狱囚，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云云。案《续汉书·百官志》知内谒者令即中书谒者令，亦即中书令。然则其时迁已不在中书，计当前卒矣。大约迁之年代与武帝相始终也。
《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
《史记》之名，非迁书原名也。其见于《汉书》者，《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应劭《风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班彪《略论》、王充《论衡》同；而《风俗通》（卷二）时或称“太史记”。是知两汉时并未有名迁书为“史记”者。本书中“史记”之名凡八见：
（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
（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
（三）《十二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
（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
（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
（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
（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
（八）《太史公自序》云：“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史记》所据之原料，据班彪《略论》，则（一）《左传》，（二）《国语》，（三）《世本》，（四）《战国策》，（五）陆贾《楚汉春秋》。今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
《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
《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
《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
《三代世表》：“余读牒记，稽其历谱。”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
《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
《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商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
《儒林列传》：“余读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谍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亲见闻者如下：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绛滕列传》：“余与他广游，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冯唐传》：“唐子遂与余善。”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
《李将军列传》：“余观李将军，俊俊如鄙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
《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史记》著述之旨趣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蕴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之史的价值
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迁，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右二项就理想方面论。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澈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之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敻绝。
右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要之《史记》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吾侪赞美，适成赘词，反不如攻其阙失，犹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项，致吾敬仰云尔。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
现存古书，什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史记》是否已成书耶？按《自序》则百三十篇粲然具备，似悉出史公手定，故此问题，二千年从未发生。然据《汉书·司马迁传》已云：“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十篇缺焉。”注家谓“迁没之后亡”，则认为书本完成后乃亡佚云尔。吾细考史公年历，则不能无疑。《报任安书》自述下狱时事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则其时书尚未成可知，时天汉三年也。自此以后，去太史令职而为中书令，“金匾石室之藏”，不复能如昔时之恣其细读。又近侍尊宠，每有巡幸，无役不从。依《汉书·武帝记》所载：“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登陇首。三年，正月，行幸甘泉。五月，行幸东海至琅邪成山，登之罘。冬乃归。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此皆史公官中书时事，计数年间能安居京师从事著述者殆无几日，《报任安书》所谓“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盖实情也。《报任安书》已经考定为太始四年冬间作，玩其语气，史确未成。云：“仆诚已著此书，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下又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则书未成而前辱未偿明甚。越二年而巫蛊难作，史公存亡已不可考矣。然则书竟不成而赍志以没，未可知也。信如是也，则《史记》之有缺篇，非亡佚而原缺也。而今本乃百三十篇，一无所欠，其果为迁书之旧耶？否耶？
《史记》所记事，以何年为最终年限耶？据《自序》曰：“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右据迁所自言及扬雄、班固言，（《扬雄传》，雄所自作，班书全采之。《班彪传》，班固作，范书全采之。）则“麟止”一语，殆为铁案。案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纪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窃比《春秋》，时亦适有获麟之事，故所记以此为终限。然则《武帝本纪》当叙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凡此年以后之记事，皆非原文，此标准宜为最可信据者。
虽然，本书所载元狩元年以后之事甚多，而年限亦有异说。其年限之异说，则：
一，讫太初说。《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汉书叙传》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太初凡四年，若讫太初四年（西纪前一一），则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讫天汉说。《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史记》之《集解》、《索隐》、《正义》皆主是说。天汉接太初后，凡四年，若讫天汉四年（西纪前九七），则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
三，讫武帝末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附：“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武帝之末。”武帝最末一年为后元二年（西纪前八七），若讫于此，则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
右第二第三两种异说出自后人之口，且暂置不理。惟第一异说之讫太初，则与讫麟止语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迷惑。查“讫麟止”语，在《自序》大序之正文中，“讫太初”语，乃在小序之后另附一行，文体突兀不肖。又《汉书》本传全录《自序》而不载此一行，似班固所见《自序》原本，并无此语。衡以史公窃比《春秋》之本意，固宜以“麟止”为断也。但太初、天汉事，尚为史公所及见耳。今本《史记》，不独太初、天汉事盈篇累幅也，乃至记武帝后事者，且不一而足。如：
一，《酷吏传》载：“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事在昭帝元凤间（西纪前八至七五），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
二，《楚元王世家》云：“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宣帝地节二年（西纪前六八），距武帝崩十九年。
三，《齐悼惠王世家》载：“建始三年，城阳王景卒。同年，菑川王横卒。”成帝建始三年（西纪前三），距武帝崩五十七年。
四，《将相名臣表》，武帝后续以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鸿嘉元年止。成帝鸿嘉元年（西纪前二），距武帝崩六十七年。
右不过举数条为例，书中所记昭、宣、元、成间事，盖更仆难数。无论如何曲解，断不能谓太史公及见建始、鸿嘉时事。然而此诸条者，固明明在今本正文中，稍粗心读去，绝不能辨矣。吾侪据此等铁证，可以断言今本《史记》决非史公之旧，其中有一部分乃后人羼乱。
然则《史记》何故容后人羼乱耶？某部分属于后人羼乱耶？其来由及种类约有三：
第一类，原本缺亡而后人补作者。《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颜注引张晏曰：“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案：今本《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两传皆有褚先生补文，附于赞语之后，而史公原文，似亦未尝缺。若《武帝纪》则并褚补字样而无之，而其文乃割裂《封禅书》，赞语亦全与《封禅书》同，非原文明矣。其余张晏所举诸篇，今本皆现存，其不足信益明。又《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皆各有“褚先生曰”一段补文附于赞语后，则褚补原不仅四篇也。如《张丞相列传》于赞语后有一大段补文，但并无“褚先生曰”字样，知补者又不独一褚先生也。补文别附赞后者，吾辈能识别之。若如《武帝纪》之类，竟以补文作正文，或所补并非褚先生之旧者，则后人从何辨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