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有强人所难的心态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年轻时死了丈夫，光武帝念及姐弟之情，想帮姐姐再找一个好丈夫。
有一天，姐弟两人坐在一起讨论朝中的大臣，刘秀想借此机会探测一下姐姐的“目标”，便问道：“朝中众臣，姐姐觉得谁是真正的贤士？”
湖阳公主回答说：“依我之见，宋弘为人有威望，有道德，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刘秀立马明白了姐姐的意思，她是看中了宋弘（宋弘是东汉光武帝时代的风云人物，官位做到大司空，爵位高至宣平侯），就安慰姐姐说：“姐姐想与宋弘结亲，真是有眼光，宋弘这个人守正立朝，仪容端方，我向来很赏识他的人品和才能。这是件好事，姐姐且等一等，容我找个时机为你们撮合此事。”
有一天，早朝过后，刘秀特意请宋弘留下，陪自己说话，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聊天。刘秀知道宋弘有妻子，不好直接提亲，就先试探宋弘：“一个人贫穷的时候，结交的只能是贫穷的朋友，娶的只能是相貌粗俗的平庸女子；但人若显贵了，就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多结交达官贵人，另娶一个雍容华贵的妻子。这是情理之中啊！”
宋弘领会了皇上的意思——想让自己抛弃结发妻子，另寻新欢。他想：“妻子与自己感情很好，回想当年父亲被奸臣迫害致死，妻子与自己一直同甘共苦，现在自己得势了，怎么能遗弃她呢？”于是，宋弘对光武帝说：“臣听说人穷苦时交的朋友，富贵的时候不能忘记他们；而穷苦时一起吃苦、患难与共的妻子，也不能因为自己富贵了就抛弃她，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贤达之士应该做的。”听了这话，刘秀明白了宋弘的意思，更钦佩他的为人，也就打消了提亲的想法。
以刘秀“人王地主”的尊贵地位，找到自己的下属提亲，这是给下属莫大的荣耀，因此，下属不管怎样都应该领情答应。但是，宋弘偏偏是个“不知好歹”的人，信奉“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处世原则，硬是拒绝了皇上的好意，宋弘的高尚就在这里。
刘秀打消了提亲的念头，表明他是通情达理的人，不因下属不遵从自己的意愿而愤恨，更没有用“霸王硬上弓”的方法逼婚，因为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不能强人所难，刘秀的智慧就在这里。
办事不强人所难，就算是找下属办事，就算是办一件“好事”，也不能强人所难，这就是上面故事中刘秀体现出的处世原则，也是留给人们的宝贵启示。
由此可想，托人办事要想一下人家是否能办到。假如人家诚心诚意向你表示爱莫能助，就不能强迫人家非办成不可。然而，有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完全不考虑别人有什么困难，一旦自己有事相求，就要求别人必须答应他不可，就如人们说的“王八咬人不撒嘴”，一定得折腾出个结果来。
2004年秋天，淮北某县城曾发生一起诉讼。被告赵冬和原告李亮原先并不怎么认识，只是在一次聚会上相互感觉不错，以后也没啥来往。谁知不久之后，赵冬有个小加工厂有大量应收账款很难收回，他就去找在县公安局工作的李亮，让他帮忙把钱款要回来。李亮没有答应他，但赵冬多次找到李亮，说“你是公安你害怕什么，要回后我给你30%的回扣”。李亮说：“我是公安不假，但不能违反政策，债权债务是你们买卖双方的事，我去就涉嫌违法了；假如通过法律解决，我可以帮助你找律师。”可是赵冬不同意，随后他多次到李亮的家中、办公室等地去找他，以致李亮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于是，在推辞不开后，李亮以影响自己正常工作和家庭生活为由，把赵冬告上了法庭。正是由于强人所难，赵冬变成了被告。
事实上，赵冬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在与人脸熟后，他们就利用人们“不好意思拒绝”的缺点，以各种“死乞白赖”的招数，达到控制他人、利用他人的目的。他们常常占了便宜还不知足，“蹬鼻子上脸”，无休止地纠缠，希望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种人只会使自己的路子越走越窄。因此，强人所难是办事的一大忌讳。
还有这样一个实例：
方健了解到老同学丛卓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找到丛卓，希望能利用他的亲戚把他从乡下调到城里。丛卓见老同学相求，尽管心理犹豫，但还是答应下来了。
丛卓问了他的亲戚，亲戚说没法办，丛卓便向方健说明了情况。但方健觉得是丛卓做事不尽心，马上拉下了脸说：“你真不够意思，这么一件小事都不帮忙！”说罢便转身离开。
丛卓认为自己费力不讨好，心里很难受。他本打算讲完这件事后，再告诉方健另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人或许能办成这件事，但看方健的态度，他也不敢提这层关系了——他怕再办不成又被抱怨。
方健的这种意气用事的行为，就是强人所难，是托人办事时一大禁忌。求人办事一定不能强人所难。假如对方不愿帮忙，一定有不愿意的理由，求人者就应该考虑对方的难处，另想办法。假如对方有顾忌，就应给他（或她）足够的考虑时间，千万不能因对方当时没有答应便意气用事。
一位心理学家说：“牺牲别人去做一件对于自己有利的事，已经不妥当，如果再把这件事看做是对别人的一种慷慨施舍，那就是不可饶恕的自欺欺人行为。而且，到头来一定会失败的。”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人是一种会算计的动物，当你听到对方拜托你所说的话之后，你会本能地判断这些请求的力量，依每个人的不同判断原则，大体上有以下三种类型：
精打细算：从利弊、得失来进行判断；
朴素本分：从人情、美德的方面加以判断；
理智清醒：从逻辑理论上来进行判断。
当然，有的人对一件事的判断可能是三种类型都有，也有人对一件事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它的价值。就像有人托你办一件事时，假如你精打细算地去判断，发现此事对你有害无益；但接着又站在朴素本分的角度去判断，你会认为和对方一往情深，即使自己吃亏一些，也替他（或她）办了吧；最后你也许会用相对理智的观点去判断一下，认为“照办”虽然吃亏，但不照办会损害相互的感情，比较之下，为顾全大局，你还是“照办”了。
以心换心，换一个立场去思考，既然别人有求于你时，你会有这么多的顾忌，那么自己有求于人时，就不能不替别人顾忌了。
办大事不强人所难，小事也是这样。就像你想要朋友跟你一起去参加某项活动时，朋友显示出犹豫，这时，假如你再非要拉他（或她）与你同去，就会使朋友感到为难。假如他（或她）已有的活动安排不便改变就更为难：对你所求，假如答应就得放弃自己的计划；假如拒绝又在情面上过意不去。或许他（或她）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但心中必有几分不舒服，觉得你太霸道，不讲道理。因此，你对朋友有所求时，应该尽量采取商量口吻讲话，在朋友方便或情愿的前提下提出所求，同时要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简而言之，求人办事不能抱有“一定要办成，否则就是不够意思”的想法。换句话说，求人办事要知足，别人能办多少就办多少，不要勉强别人做些不想做的事。
办事时所用之人，很多时候是自己的熟人、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坚持地认为“有交情就应该够意思”“你办事我放心”，一头热地假想让别人为自己“两肋插刀”，反而陷入强人所难的误区。
要有不卑不亢的心态
一般人求人办事时，卑卑微微，让对方怜惜，这种人对方可能见得比较多。可是，假如你一反常态，态度不卑不亢，在气势上并不输给对方，对方可能就会在心中思索：“这小子可能有些来头。”这样，对方就不会看不起你，反而会重视你的要求。
人在面对强势、压力的时候，要表露出不卑不亢的态度。在这方面，前人烛之武在“退秦师”时做得就很好。
公元前630年，因为郑文公对晋文公无礼，并且还依靠楚国。于是，晋文公联合秦穆公率军围攻郑国，这时，晋军驻军函陵，秦军驻军氾水之南。
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国家危险了，假如派烛之武去拜见秦国国君，秦国军队一定会退兵。”
郑文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烛之武却推托说：“臣在壮年的时候，都不如别人，现在老了，更做不了什么事了。”
郑文公说：“我没有在您早年重用您，现在情况紧急时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话又说回来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
事已至此，烛之武不得已只能答应去游说秦国国君。当夜，郑文公派人用绳子把烛之武从城墙上放下去。
见到秦穆公，烛之武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明白就要亡国了。假如郑国灭亡对您有益处，那就值得麻烦您劳驾左右。越过其他国家而在远方设置边邑，您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您怎能用灭郑来加强邻国实力呢？邻国实力雄厚，您的力量就相对薄弱啊！假如不灭郑国而把它变成为您东方道路上的主人，贵国使臣来往经过，郑国给他们提供食宿给养，这对您也没有坏处；再说您以前也有恩于晋惠公，他答应给您焦、瑕两地，但是他早晨刚刚渡河回国，晚上就在那里修筑城墙防御，这是您所清楚的。那个晋国，什么时候会感到知足？它既以郑国作为东边的疆界，就会要扩张它西边的疆界，如果不损害秦国，它到哪里去占领土地呢？灭亡郑国损害秦国而对晋国有利，希望您还是多多思考这件事。”
秦穆公仔细思量，下决心不攻打郑国，便与郑国订立盟约，委托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国，自己带军回国。
晋国大夫子犯请求袭击秦军，晋文公说：“不可，假如不是借助秦国国君的力量，我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做不了国君）。依赖过别人的力量而去损害别人，是不仁义；失去同盟国，是不理智；用冲突来取代联合，是不武。我们还是回去吧。”
于是，晋国的军队从郑国撤退。
秦晋联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如累卵。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烛之武，没用一兵一卒，不动一刀一枪，只凭着短短一百多字的说辞，却使秦晋盟散约毁，两支军马自动撤离。烛之武巧妙的游说技术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烛之武游说的可取之处，在于他对秦穆公以“利”巧攻心、以“害”析形势、以“史”施离间，可是，这里我们主要看重其说话、办事的态度：一个即将灭亡的小国使臣，面对大国的君主，本是应该求人，却能够不卑不亢，慷慨陈词，既不刺激对方，又不丧失本国尊严，语重心长，使对方“就范”。
古往今来，求人的最高意图是求仕，即是求官。一说到求官，很多人立马会想到蝇营狗苟、卑卑微微地巴结权贵的奴才嘴脸。事实上，真正有才能、有远见的人在求官时，通常都是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有的甚至还会利用“欲擒故纵”的技巧。战国时秦国名相范雎，就是这样一个人。
范雎，战国时魏国人，幼年家境贫寒，后来在出使齐国时被魏中大夫须贾陷害，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公元前266年，范雎担任秦相，辅佐秦昭王。他继承孝公、商鞅变法图强的志向，下开秦皇、李斯统一帝业，是秦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作为的谋略家。可是，谁能料到，最初范雎入秦求仕时多次碰到冷遇，甚至连面见秦王的机会也难以得到。
范雎入秦时，秦昭王在位已36年，国力强盛。秦军南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把楚怀王囚禁并使之幽死于秦；又挥师东指，频频大败强齐；并多次困魏、韩、赵“三晋”之兵，使魏、韩两国国君低头听命。秦朝上下虽人才济济，但太后和穰侯掌权，排斥异己；秦昭王整日在深宫中，又被权臣贵戚围绕，再加上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好坏难测。那时，秦国上层统治集团对来自诸侯各国的说客辩士没有多少好印象，觉得无信者居多。所以，尽管范雎用尽心机，还是很难在秦廷立身，难以向秦昭王陈述安邦治国的计策。
有一次，范雎求人向秦昭王举报家门，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智才非凡，为天下辩士。他要求见大王，还说‘秦国势如累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但这些话只可当面说，不可代传。”很明显，范雎此举是故作危言，耸人听闻，只是想引起秦昭王的看重。然而，秦昭王觉得天下策士、辩客往往有名无实，并不去理睬。就这样，范雎在秦国住下等旅店，咽粗茶淡饭，在郁郁不得志中挨过了两年的时光。
公元前270年，秦丞相穰侯魏冉带兵跨韩、魏而攻齐，占领刚、寿二地，扩充自己的封邑陶，从而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这就给范雎进攻政敌提供了机会，他在对昭王内心世界长期揣摩、分析和推断的基础上，果断而大胆地再次上书秦昭王，阐明大义，分析时弊而又紧紧抓住秦昭王的心。
范雎在信中写道：“我听说英明的君主掌政，对有功于国者给予赏赐，对有能力的人加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因此，不能者不敢当职，有能者也不得蔽隐。昏庸的君主就恰恰相反，赏其所爱而罚其所恶，全凭一时感情操纵……我听说善于使自己富贵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富强者大多取决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那么诸侯便不能随便专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主可以分割诸侯的权力。良医可以推测病人的死生，然而明主能够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就算是舜禹再生，也不能扭转呀。有些话，在这封信里我是不方便深说的，说浅了又引不起大王的重视……我希望大王能牺牲一点空闲的时间，准我拜见龙颜。假如我所讲的对于治国兴邦之大业起不到作用，我愿接受最严厉的处罚！”
范雎的这篇说辞，说明了两点颇为可贵的想法：其一，他主张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反对用贵任亲（在血缘纽带又粗又长的早期封建社会里，这无疑是闪光的）；其二，他攻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事实，指出了“枝繁干弱”的弊端，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并且此语击中了秦昭王的心病：秦昭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围绕中，贵族私家渐渐重于王室，他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所以对这样的谏词自然十分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范雎在信末故意做含蓄隐秘之语，使秦昭王浮想不止，吊起他的胃口，紧接着又信誓旦旦地说出其言的绝妙效用，能够振聋发聩，使秦昭王不得不召见他。从这里可以看出，范雎不但胸藏治国韬略，而且在求人重视方面也是工于心计。
果然，秦昭王见信大喜，当下谢王稽荐贤的功劳，传令用专车召见范雎。
范雎进入秦宫，早已成竹在胸，假装不知地直接闯进宫闱禁地“永巷”。看到秦昭王从对面被人簇拥而来，他佯装不趋不避。一个宦官看到，快步趋前，训斥道：“大王已到，为何还不回避！”范雎并不害怕，却反唇相讥道：“秦国何时有王，独有太后和穰侯！”说罢，继续前行不顾。
范雎此举，是冒一定风险的。但是，范雎这一句表面上好像冒犯的话，恰恰说中了秦昭王的要害，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秦昭王听出弦外之音，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将范雎引入内宫密室，喝退左右，用接待上宾的礼数接见他，单独和他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