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的一天，
他和我单独在房子里干活，
其他的木匠都离开了，
埃普斯去了地里。
现在机会来了，
我下定决心，
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提起这个话题。
胭脂河口的艾弗里——贝夫河独特的建房方式——埃普斯建新宅——木匠巴斯——他的高尚品质——他的外貌特征与怪癖——巴斯和埃普斯为奴隶制问题展开辩论——埃普斯对巴斯的评价——结识巴斯——我们的谈话——他的惊讶——半夜在贝夫河岸的会面——我没有暴露身份的原因——巴斯写信——写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的信的副本——对信件下落不明的焦灼——灰心丧气——巴斯鼓励我振作起来——我对巴斯的信任
1852年6月，根据先前的合同，胭脂河口的木匠艾弗里先生开始为埃普斯老爷盖房子。之前提到贝夫河区的房屋没有地窖，另一方面，由于沼泽地低洼，大房子总是建在木基上。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室内没有粉刷石灰，天花板和墙壁都装上尺寸合适的柏树木板，再刷上主人喜欢的颜色。由于附近没有水力木材加工厂，通常这些木板都得由奴隶用粗木锯锯开。当种植园主要盖房时，他的奴隶就会有很多额外的活儿要干。我在提贝茨那里有一些干木匠的经验，所以艾弗里和他的奴隶来了之后，我就被埃普斯从地里叫回来帮忙。
在这群人中，我对其中一位感激不尽。多亏了他，我才有可能结束这奴隶生涯。他是我的信使——一个高尚慷慨的好心人。他的大恩大德我将一生铭记、至死不忘。他叫巴斯，当时住在马克斯维尔。很难准确地描述他的外貌和个性。他身材高大，四十多岁，皮肤白皙，有着浅色头发。他沉着冷静，喜欢争辩，但他说的话都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从不会得罪别人。有些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让人无法忍受，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没什么大不了。红河一带可能没有人和他持有相同的政治和宗教观点。但是我敢说，对于这两个话题的见解也无人能及他一半。他常常揭露当地不得人心的问题，对此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他总能以独到的方式提出颇为明智的见解，总能给听众带来愉悦，却不会引起不快。他是一个单身汉——“老光棍”，顾名思义，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也没有固定的住处。他随心所欲，从一个州游荡到另一个州。他在马克斯维尔住了三四年，靠做木匠维持生计。他那独特的品性在整个埃文耶尔斯教区十分有名。他宽宏大量，并且经常行善，所以他在教区很受欢迎。但他比较反感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
他是加拿大人，早年流浪到美国北部和西部各州的主要地带，之后从伊利诺伊州游历到红河地区。他现在去了哪里，我也只能遗憾地说我不清楚。他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收拾好自己的家当，悄悄离开了马克斯维尔。人们怀疑是他帮助我重获自由，所以他不得不离开。倘若他继续留在贝夫河这个奴隶制盛行的地方，这种正义之举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一天，在搭建新宅的时候，巴斯和埃普斯争论起了奴隶制的话题，我饶有兴致地听着，早就知道他们会争论这个话题。
“我跟你说，埃普斯，”巴斯说，“大错特错啊，先生，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即使我像克里萨斯王一样富有，我也不会买一个奴隶。可惜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穷光蛋，我的那些债主更清楚这一点。借贷体系也是个骗局，先生，没有借贷就不需要还债。借贷使一个人难抵诱惑，只有现金付款才能把他从邪恶中解救出来。可说到奴隶制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权利拥有黑人？”
“什么权利？”埃普斯笑道，“我买了他们啊，我付了钱的。”
“你确实花了钱，而且法律保证了你拥有奴隶的权利。但是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假象。没错，埃普斯，凡当法律表明那是假象时，那就毫无真理可言。难道法律允许的就是正义的吗？假设他们通过一项法律，夺取了你的自由，让你做奴隶呢？”
“哦，这是不可能的事，”埃普斯还在笑，“希望你不要把我和黑人相提并论，巴斯。”
“不，”巴斯严肃地说，“不一定，我见过和我一样善良的黑人，但我在这里没遇到比我更好的白人。现在，埃普斯，你说，在上帝眼里白人和黑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太大了，你不如问问白人和狒狒有什么区别。我在奥尔良见过一回，他们和我的黑奴差不多。你称他们为同胞，对吗？”埃普斯对他的机智颇为得意，大笑起来。
“听着，埃普斯，”巴斯接着说，“你笑话我，我也无所谓。有些人聪明，有些人自作聪明。我问你一个问题，《独立宣言》里是否宣称‘人生来就是平等自由的’？”
“是啊，人是这样的，但是黑鬼和猴子除外，他们又不是人。”埃普斯应答着，笑得更大声了。
“这么说来，白人和黑人中一样都有猴子呢，”巴斯冷冷地说，“我知道一些白人争辩起来还不如一只聪明的猴子呢。这个就不说了。这些黑人也是人，如果他们不像他们的主人一样，那是谁的错？他们不被允许接受教育。你们有书有纸，能随心所欲去想去的地方，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知识。但是奴隶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只要被抓到读书，就得挨鞭子。他们世代为奴，没有机会发展心智，怎么能获取知识？如果他们没有被这残忍的奴隶制弄得如此愚笨低贱，你们这些奴隶主倒不需要对此负责。可如果他们如同狒狒，或者沦为只是比狒狒更高级那么一点的动物，那么你，还有像你一样的奴隶主都难辞其咎。这个国家有罪，犯下如此可怕的罪孽是无法一直逍遥法外的。这笔账总会算的，埃普斯，那一天会到来的，而且一定势如熊熊炉火。只要上帝是公正的，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你要是在新英格兰和北方佬一起生活的话，”埃普斯说，“我敢肯定你会是宪法狂热分子中的一员，假装沿街叫卖钟表，鼓动黑人逃跑。”
“我要是在新英格兰，”巴斯反驳道，“我还是这样的立场，我还是会说奴隶制度是不公正的，必须废除。我会说，那些允许将他人持为奴隶的法律或宪法毫无道理，毫无正义可言。当然，你失去财产很难受，但这痛苦远不及失去自由一半的痛苦。按照绝对的公平公正，那边的艾布拉姆大叔应该和你享有一样的自由权利。说起黑人的皮肤和血液，那又怎样？在贝夫河流域这么多奴隶里，有几个和我们这样的白人皮肤一样白？难道灵魂还有颜色之分吗？呸！整个制度既荒谬又残忍。你可以拥有奴隶并有权决定他们的生死，但即便给我路易斯安那州最好的种植园，我也不会要一个奴隶。”
“你挺能说的啊，巴斯，你比我认识的所有人的嘴皮子都厉害。只要有人跟你辩驳，你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让你称心如意。我相信，要是真的如你所说，你也不会满意的。”
以上的谈话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是常有的事。埃普斯主要是为了好玩，而不是真正想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他觉得巴斯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人，摆出一副自欺欺人的架势捍卫自己的信念和判断，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机智和善辩而已。
整个夏天巴斯都在埃普斯那里，大概每隔两个星期会去一趟马克斯维尔。我见到他的次数越多，就越确信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但先前的不幸经历让我变得格外谨慎。我没有资格和白人说话，除非白人主动和我搭话。但是，我抓住所有机会，一直努力以各种方式吸引他的注意。八月初的一天，他和我单独在房子里干活，其他的木匠都离开了，埃普斯去了地里。现在机会来了，我下定决心，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提起这个话题。下午我们正忙着干活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说：
“巴斯老爷，我想请问您来自哪里？”
“怎么了，普拉特，为什么问这个？”巴斯回答，“我说了你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加拿大出生的，你说它在哪儿。”
“我知道加拿大在哪儿，我去过那儿。”我说。
“我猜你对加拿大很熟啊。”他不太相信地笑着说道。
“千真万确，巴斯老爷，”我回答，“我去过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金斯顿、昆斯敦，还有其他许多地方。我还到了美国的纽约州、水牛城、罗切斯特和奥尔巴尼。我还能说出伊利运河和尚普兰运河那里村庄的名字。”
巴斯扭头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最后他问。
“巴斯老爷，”我回答，“要是世间还有一点正义，我就不会在这儿了。”
“啊，那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是谁？你肯定去过加拿大，你说的地方我都知道。你怎么会到这里的，快点儿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在这里没有可以替我保守秘密的朋友，”我答道，“尽管我相信您不会向埃普斯先生告密，但我还是不敢告诉您。”
他真诚地向我保证一定会替我严守秘密，很显然这件事让他十分好奇。我告诉他，说来话长，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埃普斯老爷很快就会回来。但如果他愿意等到晚上大家都睡着之后再和我见面，我就会告诉他。他同意了我的决定，让我晚上到白天我们干活的房子里去找他。半夜，周围一片寂静，我小心谨慎地从小屋里溜出来，悄悄来到我们还未建完的房子里，发现他正在那里等着我。
他再三向我保证绝对不会泄密，我才开始说起了自己的过去和不幸的遭遇。他被我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问了我许多事情发生的地点和经过。讲完我的经历，我恳求他帮我写封信寄给我北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的现状，请他们带来自由证明或采取其他措施救我脱离苦海。他保证一定会这样做，但考虑到这件事一旦被察觉将面临的危险，他让我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我们安排好计划之后便各自离开了。
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在贝夫河岸高高的杂草丛里碰面，那里离埃普斯的住处比较远。他会在那里用一张纸记下我北方几位老朋友的姓名和地址，等下次去马克斯维尔的时候把信寄给他们。在新建的屋子里见面不太安全，因为写字必须点灯，那样很可能会被察觉。白天，我趁菲比大婶不在的时候，偷偷从厨房弄到了一些火柴和一支蜡烛。巴斯的工具箱里有笔和纸。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在贝夫河岸见面，钻进高高的杂草丛里，我点亮了蜡烛，巴斯拿好笔准备写信。我给了他所有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萨拉托加县、纽约州朋友的名字：威廉·佩里，西法斯·帕克，还有法官马文。我曾在纽约的美国酒店为马文工作过，与威廉·佩里和西法斯·帕克有过多次生意上的往来，相信他们至少有一人还住在那里。他小心谨慎地写好收信人的名字，然后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离开萨拉托加这么多年，这些朋友可能都已经去世或者搬走了。你说你获得过纽约海关的文件。那里很可能有记录，我觉得写信到那里确认一下比较好。”
我同意他的观点，然后重复了当时我和布朗还有汉密尔顿去海关的情况。我们在贝夫河岸逗留了一个多小时，随心所欲地畅谈。我不再怀疑他是否信得过，将长期以来压在我心底的痛苦向他一吐为快。我向他谈起妻子和孩子，说了他们的姓名和年龄，叨念着要是临死前能再次将他们紧紧抱在怀里，那该有多么幸福啊！我抓住他的手，含着泪苦苦哀求他帮我重获自由，回到亲人那里。我向他保证，会一辈子向上天祈祷为他祝福。现在，我享受着自由的快乐，重返家庭温暖的怀抱，如今儿孙绕膝，但我依然没有忘记曾经的誓言，只要我还有力气向上天抬起诚恳的眼睛，我就会信守诺言为他祷告。
上帝啊，保佑他仁慈的声音和满头银发吧，
愿他健康长寿，直到我们在天堂里相见。
他向我保证友谊长存，绝不背叛我。他说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的命运如此关注，并用略带伤感的语气说他一个单身汉，四处流浪，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死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为他哀悼，也不会有人记得他。他的生命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他要全心全意帮助我获得自由，为结束这可恶无耻的奴隶制斗争到底。
从这以后，我和巴斯很少在一起交谈，互相装作不相识。他也很少再和埃普斯提起奴隶制。埃普斯从来没有怀疑我和巴斯有什么不正常的亲密关系。种植园里的其他人，白人也好，黑人也好，都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
经常有人满腹怀疑地问我，这么多年来，我是怎样让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经历不为人知。伯奇给我的惨痛教训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明白声称自己是个自由人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十分危险。没有一个奴隶能帮得了我，反而很有可能会被人揭发。回想起这十二年来，我一直想着逃跑，但总是小心谨慎地提防他人。叫嚷自己的自由权利是种愚蠢的行为，那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加严厉的惩罚——也许还会把我送到比贝夫河区还要偏远、交通更闭塞的地方。我很清楚，埃德温·埃普斯是一个完全无视黑人权利的人——他生来没有正义感。所以，为了我最后获救的希望，也为了以后能重享那些个人权利，不让他知道我的过往经历十分重要。
我们在水边会面之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巴斯回到了马克斯维尔的住处。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信，写了一封给纽约的海关征收员，一封给法官马文，还有一封给帕克和佩里两位先生。正是最后一封信帮助我获得解救。他在信中署上我的真名字，但在信后附言说明信非我亲笔所写。从这封信本身可以看出，他处于危险境地，“一旦被发现，自身难保”。信寄出去之前，我没有看到内容，但后来获得了一个副本，内容如下：
贝夫河区，1852年8月15日
尊敬的威廉·佩里/西法斯·帕克先生：
先生们，好久没有见到两位，也没听到两位的消息，不知道你们是否健在。我也不确定你们能否收到此信，但事态紧急，敬请原谅。
我生来是自由人，与你们家只有一河之隔。我相信你们一定认识我。现在我在这里沦为奴隶。恳请二位将我的自由证明寄到：路易斯安那州埃文耶尔斯教区的马克斯维尔。
您的朋友：所罗门·诺萨普
附：我在华盛顿生病昏迷了一段时间，等我清醒过来，我的自由证明已经被偷走。我就这样沦为了奴隶，被铁链绑到了这里，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叫人帮我写信。他冒着生命危险帮我写了这封信。
我看到最近出版的《走进〈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提及这封信的第一部分，但没有附言。可能是因为印刷错误，两位收信人的姓名都没有写对。从后面可以看出，比起信的正文，我最终得以解救，更多得益于信的附言部分。
巴斯从马克斯维尔回来之后告诉我，他帮我写了信。我们接着在半夜碰面商量对策，但在白天除了说几句干活必须要说的话，一句也不多说。他推测信邮寄到萨拉托加最快要两个星期，回信到这里也要两个星期。我们推测，如果有回信，最迟六个星期后会寄到这里。为了想出收到自由证明最安全、合适的方法，我们经过多次商量，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方案。万一我们被抓，这些办法可以使他免遭伤害。虽然帮助一个自由人重获自由并不违法，但这会导致一些人与他结怨。
四个星期后他又去了马克斯维尔，但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我失望透顶，但还是安慰自己，还没到我们预期的时间，可能路上耽误了，所以我不能期待这么快就有回信。六周、七周、八周，最后十周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消息。每次巴斯去马克斯维尔，我都心急如焚，在他回来之前都夜不能寐。最后埃普斯主人的房屋完工了，巴斯也该离开了。他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彻底绝望了。我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一块浮木一样紧紧地抓住他，知道一旦松手自己就会沉到水里。曾经我紧握的美好希望眼看就要在手里化成灰烬。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往下沉，沉到了奴隶制深不可测的苦海里，再也无法爬起来。
看到我如此痛苦，这位好心的朋友心生怜悯。他努力让我振作起来，承诺在圣诞节前一天回来看我，如果在此期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他会进一步采取措施达成我们的计划。他劝我振奋精神，相信他会继续努力。还用最诚恳、感人的话语向我保证，从此之后我的自由就是他的头等大事。
他离开的那段日子，时间过得非常缓慢。我焦急地期待着圣诞节的到来。我几乎对收到回信不抱希望，觉得信要么是被误送了，要么就是地址写错了。也许萨拉托加的收信人全都去世了。也许，他们都忙于自己的事，对我这个身份不明、不幸的黑人不屑一顾。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巴斯身上，这份信念让我一次又一次抵挡住如潮水般滚滚而来快要将我淹没的失望。
我常常沉浸在对自己境况和前途的思考中，连和我一起在地里劳动的奴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帕西问我是不是生病了，艾布拉姆大叔、鲍勃和威利一直好奇是什么让我陷入了这样的沉思，但我总是轻描淡写地避开了他们的问题，把我的想法紧紧锁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