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常是欲望的奴隶，在面对欲望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往往也有沦陷的时候。而那沦陷多半又是异常强烈的，就像突然决堤的大坝。而想要及时截流，只能采用暴力和血腥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不人道的，但却是古时女人所能选择的唯一一条道路。
赵蓉江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在东城的陆家当教书先生。当时，陆家的主人刚刚去世不久，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一个七岁的儿子，赵蓉江教授的正是这个七岁的小男孩。
有一天晚上，赵蓉江正在秉烛夜读，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赵蓉江打开门之后，见主妇打扮得花枝招展，正自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赵蓉江不知主妇来意为何，便出口相问。
主妇笑着跟赵蓉江说：“先生远离家乡，到我这穷乡僻壤来，又是独自一人，肯定也很寂寞吧！今晚月色美好，正是男欢女爱的好时节。小妇人不才，自荐于先生，你我二人共度良宵如何？”
赵蓉江听了主妇的话后，正色答道：“我听说，女人都珍惜自己的贞节名声，士人都爱惜自己的廉洁品质。如果稍微有一点不自爱，就会堕入歧途。主妇请速回，若被外人看到，恐怕多有不便。”
妇人听了赵蓉江的话，并没有走，依然倚立在门口，笑盈盈地看着赵蓉江，一副媚态。赵蓉江见此情景，便将那妇人推出门外。没想到，那妇人好像铁了心要吃定赵蓉江一般，转身又回来了，用手使劲推门。
赵蓉江赶紧将门关上，不让那妇人进来。没想关得急了，夹住了妇人的两根手指，妇人大声喊疼，赵蓉江连忙松动了一下门，妇人抽出手指，转身离去。
妇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脸上不禁开始发烧，心内暗自思量：我是一个妇人，如今死了丈夫，正应该为夫守节，可今天怎么竟做出这等事情来呢？如果让人知道，自己还怎么见人？如果今夜先生不拒绝自己，而是将生米煮成熟饭，自己有何颜面见死去的丈夫，又怎么有脸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呢？
妇人越想越羞，不禁心思忐忑起来，又悔恨又羞愧，难以入眠了。最后，妇人从床上坐起，找出刀来，砍断了被门挤过的两根手指，顿时满手鲜血，疼得死去活来。
第二天，妇人找来一个盒子，里面放满石灰，将割下的两根手指放了进去，保存起来，当作是对自己的惩罚和激励。当然，这一切，赵蓉江是不知道的。他只道这家主妇不是良人，第二天就卷铺盖离开了。
很多年以后，妇人的儿子中了进士。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守寡多年，从未逾矩，朝廷应该给予表彰，于是上书为自己的母亲请旌。
当时，赵蓉江已经身居要职了。他看了妇人儿子的上书，将之打了回去，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妇人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回家跟母亲说了这件事。妇人听了之后，笑着说：“我明白了。”然后拿出一个小盒子，封住了口，跟儿子说：“你把这个交给你的老师，一切就都解决了。”
妇人的儿子第二天将盒子送给了赵蓉江。赵蓉江打开盒子之后，看见里面有两根手指，而周围的石灰上还能看见一点胭色的血迹，想起当初的事情，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没过几天，赵蓉江就准了请奏，表彰了那妇人。
这是一个让人不知该如何解读的故事。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悲剧，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圆满的故事。
说它是悲剧，是针对那妇人的生活而言的。她是个年轻的女人，她有欲望，但现实中，她没有满足欲望的机会，因此，她只能压制心中的渴望，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她是凄惨的，是礼教的牺牲品，是传统的奴隶。
从妇人的境遇讲，这又是一个圆满的故事。因为她保住了名节，这点，在她生活的年代里是优先于个人欲望的。如果不能保存名节，那么她会更凄惨。这正是文化压抑人性的具体体现。然而，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群体，是中国古代全体的女性。这悲剧是跨越时空的，不管生活在哪个朝代，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这正是集权统治下的女人的生存状况。
所有种种都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女性的人生是残缺的，甚至残缺到没资格感受生理快乐的程度了。这样的一个群体，其是否感到幸福，可想而知。
古代的女性真的不幸福吗？如果对她们进行一个“你幸福吗？”的问卷，肯定很多女性会告诉你，她很幸福。即使是李氏那样的克己隐忍者，也未尝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福的。
从父亲那里失去的，要从儿子那里夺回双倍！
有学者曾经引用索绪尔的语言学分类方式，将文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历时的文化，一种是共时的文化。中国文化被归为历时文化。
所谓共时文化就是横向的、空间式的，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虽然也有父子关系的分野，但他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是平等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儿子。因此，这样的文化更容易产生个体意识，也更容易产生人身平等概念。
历时文化则是纵向的、时间式的，时间在这个文化范式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里，父亲因为比儿子早出生二三十年，因此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和领导权。这种差异决定了儿子永远不能在自己的父亲面前拥有个体自由，有的甚至连行动自由都不具备。在父亲面前，儿子永远都是受压抑的，他们压抑着自己的个性，甚至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是，人都有追求平等的渴望，都有释放自己的需要，长期受压抑之后，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反抗。不过历时文化当中，由时间和伦理带来的压抑是不会产生反抗的，因为时间用自己的魔力给他们带来了另一种公平和平等。
儿子虽然在父亲面前没有个体自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会成为父亲，同样会因为这种身份而对自己的儿子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这样，他们从小失去的东西就都回来了，而且是加倍地回来，因为父亲已经老去，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了，同时又可以决定儿子的行为。因此，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是从小没有自由，但一旦成人之后，就拥有了双重的自由。
这双重的自由给人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它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笔巨大的意外财富一样，会让人迷失自我。这时候，他们早已经忘记了自己小时候被父亲管束的不快和怨恨，转而变成牢牢抓住自己手中的所谓权力，用其统治自己的儿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小孩子总是会觉得自己的父母太过无情，时时在限制自己。但当他长大成人，成了别人的父母之后，又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束缚和限制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异化，而这异化，正是时间带给我们的。因此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想要获取公平，需要的往往并不是努力奋斗，而是等待，等到时间到了，我们想要的自然就来了。
文化是掌控人们思维的最重要因素，在文化的统治之下，没有人能够逃脱。作为男性附庸的女性自然也一样。可以说，从大的范围来讲，中国人的情境是时间。
男人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会成为父亲，这是一个可以决定别人人身权的角色。而女性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会成为婆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这也是一个可以决定别人人身权的角色。
在古代，贞节是牢牢束缚在女性身上的一个金箍，没有哪个人能够摆脱。而掌握着这金箍的咒语的，在外是各种舆论，在内则更多的时候是各路婆婆。婆婆们往往也都经历过悲惨的年轻时代，但她熬出来了，成了“人上人”了。这时候，她们摇身一变从律令的受害者变成了律令的执行者。而这种经历过打击和磨难的人，在掌握权力之后，往往都会大规模反扑，会用更加残忍的手段来折磨自己的儿媳妇。
事实上，婆婆对儿媳的束缚也确实是强于父亲对儿子。父亲对儿子虽然有人身所有权，虽然不想他们夺走自己手中的权力，但至少还有血缘在。而婆婆和儿媳就不同了，她们不仅没有血缘，还有竞争。
中国人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小时候为父母活，长大后为子女活。小时候没有人身所有权，自然要按照父母的意见做事，执行父母的命令。长大之后虽然有了对子女的人身所有权，但却失去了小时候的梦想。这时候就会将自己的梦想强加到子女身上，让他们完成自己的梦想。这样，就成了父母指挥子女，是子女的主宰，同时也是子女的奴隶，要为子女营造成长环境。
丈夫为何总站在婆婆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