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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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收兵权与定祸乱(2)

遵诲奏道:“母氏在幽州契丹那里,经战乱,两地暌隔难见。”老赵即命人厚赂边民,偷偷地将董遵诲的母亲从契丹地迎接出来,送到遵诲家里。遵诲派他的外弟刘综向老赵贡献马匹回谢。老赵当场解下自己穿的真珠盘龙衣,让刘综转赠董遵诲。刘综说:“遵诲乃是人臣,如何敢穿陛下衣服!”老赵道:“我正将边防大任交给他,告诉他不要避嫌,一件衣服,穿就是。”老赵授董遵诲通远军使,让他到西北去打理边防。遵诲既至,召边地诸族酋长,谕以朝廷威德,杀羊酾酒,宴犒诸酋长。史称“众皆悦服”。后数月,边敌又来扰边,遵诲率兵深入其境,击退边敌,俘斩甚众,获羊马数万,史称“夷落以定”。太祖嘉赏他的功劳,就拜为罗州刺史,继续留在西北。

董遵诲是一个从五代乱世走来的武夫,不知书,但为人豁达,无崖岸,多方略。能挽强弓,武艺高强。他镇守通远军凡十四年,安抚西北,史称“夏人悦服”。有记录说,灵武镇进奉使曾经遭遇夏人剽掠,抢走了鞍马、兵器等。董遵诲即部署帐下,准备讨伐夏人,夏人闻讯甚为惊惧,将所掠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来拜伏请罪。董遵诲认为夏人能悔过就好,于是慰抚之,放还。从此以后,夏人于边关行事格外谨慎,秋毫不敢来犯。

西北平安,赖董遵诲。

边帅忠心北境大安

在军事方面,前已说过,由各州郡选送骁勇进京充任禁卫军,又选强壮士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由地方召募教习,等到练成精兵,就送到京师。还有“更戍法”,也如前述。这类制度规定的结果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应该说,中央管理地方的权知制度,革除了地方的世袭习惯;中央的财力、兵力管理也由此得到强化,地方藩镇再想依靠“兵强马壮”而叛乱的可能性已经冰消。

名将郭进,年轻时就是个任气豪侠,他比老赵还大五岁,老家就在河北深州,对河东、河北很熟悉。“微时”在河北巨鹿富家做佣保。结交健儿,嗜酒好赌。富家的少年对他有点恐惧,想杀害他。富家的竺氏知道了少年的阴谋,就告诉郭进,郭进于是逃到晋阳投靠刘知远。后晋开运末,契丹犯边境,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进入汴梁。郭进请以奇兵间道先趋洺州,因此平定河北诸郡。发迹后,使人访竺氏,竺时已死,家甚贫困。郭进访得其女,把她当自己的女儿抚养成人。女儿长大后,要将她嫁给大校为妻,女儿说家世一辈子都在种地,不想改换门庭。郭进于是为她选了民家子出资嫁出。

后周广顺年间,郭进管理淄州(今属山东),迁登州(今属山东)刺史。当时群盗劫掠士庶,郭进率藩镇兵平之,境内清肃平安。那时就有民吏千余人到宫中来请为郭进立“屏盗碑”,后周太祖郭威同意了。后来四境又有盗贼,依山带河,潜出剽掠,官吏抓捕,盗贼遁去,故多年不能平定这些打游击的盗贼。郭进派出细作,周访士庶,备知其情状,于是设计捕获,几个月内,将四境盗贼剪灭。郡民又到宫中来请立碑记事。

郭进在做洺州团练使时,有善政。他还令人在城东四面都种上柳树,城壕里则种植荷芰蒲苇。多年后,郭进不在世了,但洺州一地却绿影婆娑,植被繁茂。州人见之,有人会怀念他流下泪来说:“这些树木,都是郭公所种也!”

进入大宋后,郭进奉命守西山。他有才干,轻财好施,但性喜杀人,士卒小有违令,必置于死地。当时老赵已经实行了“更戍法”,就是戍守边地的士卒由中央禁军训练后派遣。每次往西山派遣戍卒时,老赵都会对戍卒训话,对他们说:“汝辈要恭谨守法!在我这里,可以原谅你们,到了郭进那里,犯了法可就没命了!”郭进御下之严毅,就是这样有名气。但他也懂得“权道任人”,就是任人有方,并非一味杀戮。

曾有一个军校,从西山跑到宫中来诬告郭进。老赵亲自调查,经诘问,知道这个军校是怀了私怨来中伤郭进,便对左右说:“这小子因为有过错,害怕郭进罚他,所以到京城来诬告。”

于是,特意派遣了使者将这个军校送还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理。使者到时,正赶上北汉入寇。郭进对这位军校说:“你小子敢到宫阙去编派我,也算是有胆气。现在我姑且放过你的诬告罪,能掩杀太原的敌寇,我不但不惩罚你,还会向朝廷推荐你;如果败了,你可自己去投太原,别回来了!”

史称这个军校“踊跃听命”。果然打了一个胜仗,诱降了北汉一座城。郭进将这个军校送到朝廷,推荐他做官。老赵说:“你诬告本部大帅,现在立功只不过抵偿死罪而已,不能封官。”命人将他再送给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陛下如此处理,使我失信,以后就不能再用人了!”

老赵最终同意了郭进的意见,给军校加官。开宝年间,老赵因为郭进有功,令有司造宅赐郭进。所用建筑材料包括筒瓦。有司认为不妥,对老赵说:“旧制,非亲王公主之府邸不可用筒瓦。”老赵生气地说:“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郭进岂能比儿女还差吗?赶紧去督役完工,不要胡言乱语啦!”

太祖赵匡胤,任命边帅一般都是多年不换人,史称“久任”(这方面与后任的大宋帝王有不同)。“久任”边帅,多年不换,这是后来的宋帝达不到的战略安排。边帅就相当于五代以来的藩镇。而藩镇作乱百年来连绵不断。老赵为了长治久安,需要对这个百年老问题做出“收兵权”性质的调整,但边帅似乎是个例外,不仅军权未动,财权也未动,甚至还给他们更大财务支配的权限。意味深长的是,这样的格局,放在五代,估计个个都得是石敬瑭,人人都做了刘知远,但在赵匡胤时代,这些边帅人无异心,为大宋的北边安全,尽心尽责,流血流汗,在虎狼般的草原铁骑觊觎下,先后成就为百年和平。

《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对此有议论道:

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

陈邦瞻这一番话的意思是说:太祖与赵普偃武修文的国家战略自有成就,但后世子孙错误理解祖宗大义,更有奸臣之辈,借杯酒释兵权为借口,一味对敌退让,只知道削兵权,以至于南渡之后,还削三大元帅的兵权,与仇敌连和。导致国势反弱,这笔账难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赵普的头上吗?

观陈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镇兵权为“识时势、善断割”,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认为后来导致“国势反弱”,虽然不能算在老赵头上,但是当初的收兵权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云云。

关于这个问题,千年来,诸说不一,迄今犹有各种不同意见。南宋人陈亮在《龙川集》中的说法,我认为公允而又有见地。有鉴于五代之乱,故收兵权“以定祸乱”;后世不懂“以定祸乱”为收兵权之战略诉求,而一味诉诸收兵权、收兵权、收兵权!这才导致了“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祸乱”为目标,而不会以“收兵权”为目标。这就是太祖太宗与后世“弱宋”管理者有异的家法认同。

陈亮原文是:

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太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用儒学“体用”说就是:“收兵权”是用,“定祸乱”是体。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话,那就是“久任”。定祸乱为体,收兵权为用,久任则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赵统御边帅,如臂使指,得心应手,这与老赵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诚相见关联甚大。就驾驭边帅而言,两汉、隋唐,以迄于明清,无人可与老赵媲美。宋初的边境管理,是中国军政管理的极致。边境安宁,然后有安全大后方,然后老赵才可以腾出空间和时间,经营江南、荆湖、后蜀、岭南。史上对老赵这一军政管理艺术,评价甚高。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征潞州、平扬州,两大战绩,并没有给赵匡胤带来愉快心情。扬州回来后不久,杜太后病逝,这事也让老赵黯然神伤。

他在扬州城头瞭望江南时,忽然萌生了种种不安。回到东京汴梁,他偶尔做错一点什么事,就想起母亲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时,当着众大臣嘱咐他的那句话,“为君难”。

古来圣贤教诲在赵匡胤这里是一种精神实存。这是赵匡胤区别于一般君王的特别闪光之处。他也没有渴血意识,生性中总可以跟着天良决断政治疑难。老赵宅心仁厚,禅代之初,他提出“不得伤害后周少主与太后”的约法,后来,他更将这个约法扩大到“不得伤害柴氏后人”,并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历届帝王。

赵匡胤待武将也优厚,卓有战功的武将,他总是呵护有加,除非犯有贪赃枉法大罪,一般不过分处置。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动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来的藩镇们,反反复复,搅动起多少苦难波澜!他想改变这个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之职,改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再不任人担任。大宋帝国再无“殿前都点检”。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帝国还是风险重重。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那么多朝代变更,那么多黄袍加身,那么多军人哗变,以至于生灵涂炭,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老赵召来他最为倚重、信任的谋士赵普,开始讨论他郁结已久的心事。我想象这一番简易而又深邃的对话,是在东京汴梁宫禁便殿之中展开,应该是一个夏季的晚上。

他问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天下自从唐代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次,战争不断,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乱,为国家长治久安找到办法,天下太平之道应该是怎样的?

赵普一闻此言甚为兴奋,此事他已经筹之烂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问。这个赵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常有主动献策时,也常有不扣不鸣时。一肚皮锦绣货于帝王家,需要待机而言。时不至,宁肯不言。这一次,他终于等到时机来临了,于是说出了一番在“赵匡胤时间”里最为重要的意见:

陛下今天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说起来,天下鱼烂而大乱,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没有什么其他权谋权术,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镇的军权,控制他们的财权,将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军之中,则天下自安矣……话还没有说完,赵匡胤已经心领神会,他说:“爱卿不必复言,我已经明白!”

所以不要赵普“复言”,是因为周围有人在记录,为以后的《太祖实录》收集材料。过去帝王一言一动皆有记录,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这类书写很难保证绝不外泄。太祖、赵普所言,事涉绝对机密,所以,各自晓谕,不必再言。

但此事还有一个原因。削弱藩镇之举,一般以为是赵普发其端,其实早在赵普之前二十多年,后蜀孟昶已经干过这个活儿。孟昶称帝后,在四川境内已经开始命文官出任地方节度。这是五代以来“削藩”的开始。赵普应有所知,故其说法并非天才创意;老赵也应有所知,故赵普才一开说,老赵即心领神会,蓝图已成。所以,各自俱明,无须啰唆。

但是也要明白一个交流原理:即使都已经看到问题,但是将问题作为“问题方向”提炼出来,还是需要智慧的介入。就像人人都已经看到蒸汽的推动作用,但是从“蒸汽”到“蒸汽机”,还是需要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能力来介入。这是一种“变形能力”,它与人类的创造性才能相关联,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由A而A,不是变形;由A而B、而C、而D……才是变形。所以,当老赵问“其故何也”时,尽管已经接近了试图经由思想而转化的边缘,但还是没有进入转化,问题,没有变形。因此,老赵这类提问,还是在智慧的外沿打转。我相信,五代十国以来,已经有人像老赵这样思考过或至少是观察过天下的问题在哪里。但他们没有控制住问题的方向,更没有经由思想的转化,也即没有将问题转化为战略。赵普直指“侵削藩镇”,一下子就把握了问题的方向,进入了智慧介入阶段,于是,“问题”开始以“问题方向”即“战略”呈现出来,循此方向,解决方案也即策略组合,随即呈现。由“藩镇”变形为“侵削藩镇”,无论其转化或变形的程序多么简单,但它们是不同智慧量级的问题存在。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样的时刻,是生命中罕见的巅峰时刻、醍醐灌顶时刻。孔子为何肯认“一言兴邦”?晏子为何肯认“君子赠言”?皆因为这类话语都是在进入问题论域后,催动或点化问题变形的思想转化智慧。人生的丰富和成长,很大程度上源于“与君一席话”。赵普与老赵的这一番对话,其智慧含金量,不亚于“隆中对”。大宋三百年基业,就此展开;一次性地终结了“五代十国”的乱世。

君臣遇合莫逆于心

自秦郡县制以来,地方一直施行中央派出文官管理。汉代以后,开始有割据者,渐形成藩镇模样。地方州牧掌管军政大权,中央往往奈何不得。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恢复郡县文官制度,但末年再次回到藩镇独霸格局,终于酿成魏晋之乱。到唐代好转,但中晚唐后,由安禄山之乱开始,再次形成藩镇叛离中央的军政乱象,一直到五代。五代,五个朝廷,其实就是五个大的藩镇在“打天下”。宋初,泽潞李筠、扬州李重进也是试图以一藩镇之力与中央抗衡。南唐、吴越、荆湖、南汉、西蜀,也是事实上的藩镇,但他们都自称“国”,甚至自以为是中国正朔。这在中央王朝看来,就是“僭伪”。

远的不说,五代以来的藩镇,除了有个四朝元老冯道,曾经暂时代理镇守同州(今陕西渭南)、后晋桑维翰暂时代理镇守相州(今河南安阳)、泰宁(今山东兖州),算是文职官员外,其他藩镇,几乎全是武夫。这些武夫自己制定地方法规,法由心出,自我裁量。要命的是,他们大多因为有武功,骄恣之际,无人制衡,史称“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

有些不隶属于藩镇的州郡,除了朝廷任命刺史之外,也多是武人“管理”。欧阳修《新五代史》有言:“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但这种武夫管理地方的局面,百余年来,朝廷根本无能改变。

但老赵要改变!大宋初期,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都是老赵旧交,各人不仅有刺史头衔,还在中央典禁卫,握有举国军权。说得刻薄些:这些人,都有割据一方、自为州牧,成一大藩镇的潜能。

防微杜渐乃是人类大智慧,在军政领域,尤其如是。就像识英雄于微时一样,料结局于事先,也是一种大智慧。老赵、赵普,都有天才的前瞻眼光或预见能力,有消祸乱于未萌之际的洞察力。大见识对避免祸乱的言行格外看重,忠言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受言者提供免祸的可能,“曲突徙薪”就说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