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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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贤君"李嗣源(2)

事后,想到任圜的影响力,安重诲觉得还是争取能与任圜成为一拨的,就找理由到任圜府上去串门。赶巧任圜府上有一歌妓,能歌善舞,长得那也叫俊俏柔美。安重诲不缺女人,纯粹是出于讨好,提出要纳这个歌妓为妾。这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一种沟通策略:自己做些付出,从此感恩对方;而对方也知晓这个逻辑,顺水推舟,做成一党。不料任圜根本就没瞧得上安重诲,一口回绝。他不想跟这个没品的人结为同伙。安重诲彻底死心,于是跟孔循结成一气,处理政事时,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说崔协的好话。李嗣源做了个决定,还是将天平向安重诲这边倾斜了点,最后是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没字碑"

崔协长得一表人才,有轩昂气象,遇到事好议论,往往语惊四座,但他所讲的道理很多不近于理,平庸得很。很像后世常见的夸夸其谈之辈。此类人物自视甚高,但因为不读书,太少思想资源,故所谈所论,不过坊间之见。崔协胸无点墨,尤其不会写文章,起草的奏章太多讹谬,经常受到责罚。所以他后来很多奏章都要请人捉刀。

长得好,没文化,时人给他起一个诨名:"没字碑"。宋人笔记《北梦琐言》记载他一事,颇传神,似可概见此类人物本来面目。

说李嗣源有一次向宰相冯道打听司空卢质的近况,问他:"卢质最近还吃酒吗?"冯道回答道:"卢司空曾经到臣家里做客,也曾饮过几杯。臣劝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国家大事也如此:过则患生。"这一番话,带着宰辅气象,明白人都能明白,言语中自有忧国心在。

崔协觉得不能不说话,就勉强发言道:"臣闻《食医心鉴》有一说法:酒可是好东西,不用添加药饵,就可以安神。"这样一番坊间式议论,在朝堂说出,且又在冯道那一番带有远猷思考的意见之后,品味和品位之差异顿时显现。史称左右见其言语肤浅,"不觉哂之",给了他一片嘘声。但此人后来死得早,没有太多的糗事传世。

与崔协比较,李琪算是个才子。他十三岁那年,跟着父亲去拜谒地方官王铎。进献的诗词曲赋,王铎看了吃惊,但还是怀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有才,就在公署设宴,约请李琪父子,同时暗暗告诉下人,以《汉祖得三杰赋》为题,就在宴席上测试李琪。

这个赋的主题是要说汉高祖刘邦得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才而兴天下的故实。李琪似乎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拿过笔来就写了篇赋文。结尾有言:"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得到士人就昌盛;不是贤人不共事。跟随帝王起家的辅臣很高贵,佐助高祖立业的三杰很重要。由此可见,楚霸王的失败很正常啦--他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倾心使用。

王铎看到这个赋文很惊骇,说:"这个孩子真是大器啊!将来会独步文坛!"但李琪虽然博学有才,但为人不够持重,更不懂进退之道。他少年以文章知名,从此也以文章自负。他后来做官,算是富贵了,就刻了一块牙板,上面用金子书写"前乡贡进士李琪",然后将这块牙板放在办公的案头座侧。别人看了这块牙板,要么对他心生崇敬,毕竟是正宗科班出身嘛;要么对他心生忌惮,毕竟对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构成资格上的压力。李琪这种做法就叫"失礼"。因为"失礼",所以在与人打交道时,就到处会遇到障碍,一般人不愿意提携他。

李琪遇到任圜,之所以得到任圜欣赏,是因为俩人有同气相求的品质,都是才高八斗、眼高于顶的人物,于是惺惺相惜。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任圜很真诚地回答他:"按照你的先人反叛事考察,固然是难以宽恕,但惩罚不会到子嗣身上,按理,你,可以从轻处罚。但现在不同了,你先人之后,你也拒守多年,并且伤害我军的大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这才来跟我们谈投诚。按照你这个罪过,真话说,你很难幸免于死。但是坐而待毙,跟伏法待命比较,哪个更轻一点呢?你可以自己去想。"张处球听到这番话,知道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就流着泪说:"公言是也!"于是派遣他的儿子送上了投降书。时人都称赞任圜没有欺骗张处球,所言都是君子义理。成德军城破之后,张处球虽然被处死,但全镇人民得以保全,史称这是任圜的功劳。

由安重诲一手制造的任圜悲剧,让人痛惜。

藩镇问题的"前驱"

但安重诲也有凡人不到的高明之处。李嗣源不通文墨,奏章之类都要安重诲来读给他听,后来又要安重诲给他读儒学经典和历史典籍,安重诲自己也没有多大文化,于是上奏说:"臣只知道以忠诚之心侍奉陛下,现在得以掌管朝内机密事务,有些事还粗粗知道点;至于说到过去的事,那不是我能达到的。希望陛下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一些有墨水的大臣来处理这些事,以备应对。"他主张引进文职大臣,还特别开设端明殿,招纳了不少读书人。由此可见,他也有期待天下由藩镇跋扈走向文治的愿望。

李嗣源践祚不久,就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湖北襄阳)。所谓"兼领",就是人在朝中做官,但可以挂一个节度使的军职。安重诲则认为襄阳地方重要,为水陆要冲,应该有正式的统帅,不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不做,将这个职务让给他人。李嗣源很欣赏他的这个意见,同意了他的请求。安重诲不谋求藩帅这个军中实权,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

安重诲杀人不眨眼,但他一旦看明白事实,也有救人一命的当下理性。明宗李嗣源虽然待人宽厚,也温和,但也时常会动杀机。有一个马牧军使,相当于负责管理战马的后勤部长,他养的马总是很瘦弱,而且常有死亡。明宗论他的罪,认为应该处斩。安重海就劝谏他说:"陛下这样做,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因为马的缘故而杀人,这是"贵畜而贱人"啊!"明宗认为他说得有理,赦免了这位后勤部长。明宗还曾令一个回纥人完成使命后回国。这个回纥人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为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来,平常也没有备多余的马匹,正好仅有的马匹被县令骑出去打猎了。以至于回纥人等着马回来,耽误了行程。明宗知道这个事后,大怒,要将这位县令绑到京师来问斩。安重诲认为法不当诛,极力劝谏,这个县令最终免予一死。

这些都算是安重诲的德政。

安重诲还有一个政治举动,可以见出他的格局不简单。他想"削藩"。

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东川节度使的董璋,二人蓄谋已久,不服从中央调度。安重诲应该是最早看出这二位心存"异志"的人物。他趁两位川将更换戍守将士的机会,开始安插朝廷的派出干部,并逐渐缩小二人的管辖地盘。但他做得不够策略。他给孟知祥派出的监军,被孟知祥杀掉。孟知祥的理由是:天下藩镇从无监军。安重诲将东川的阆中分出来,设立军事要塞,史称保宁军,又任命亲信去充任保宁军节度使,但也被董璋杀掉。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安重诲的意图十分清晰,就是要解决后来赵匡胤要解决的藩镇问题。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此类历史故实,应该对赵匡胤有警觉作用。老赵最后解决藩镇问题,全然不用这个套路。老赵不去硬拼,不去死磕,他用源于个人智慧的"杯酒释兵权"策略,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安重诲是大宋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虽不中,当也不远。

更有意味的是,安重诲在藩镇问题上有着不凡的预知能力,或者说政治洞察力。这事跟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有关。

弹劾李从珂

李从珂这时在做着河中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永济县)。安重诲看出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犹如李嗣源不是李克用亲生一样,作为"养子",手握重兵,是有危险的。为了削除国家隐患,安重诲准备不惜冒险一试。

为了解决李从珂,安重诲多次在明宗前说李从珂的坏话,但不奏效。李嗣源还是很喜欢这个养子的。

于是,安重诲走出了一招险棋。他假造明宗圣旨,"谕令"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藩帅李从珂。杨彦温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物。他接到来自枢密院的这份"诏书",也有怀疑,但他不懂得如何更智慧地处理这桩大事。就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李从珂到附近一个叫黄龙庄的地方去阅马,他号令城里诸军占据了各个城楼城门。李从珂回来已经无法入城。

李从珂很纳闷,想想他一直待此人不错。杨彦温在后梁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校,后唐庄宗时,也不过做个裨将,明宗时,不过做河中副指挥使,李从珂做河中节度使,奏请朝廷,让他做了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好好干,还可以跟着继续提升,这是怎么啦?于是,他命人叩门,并质问杨彦温说:"我一直待你很优厚,你怎么能这样做?"杨彦温回答:"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实在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李从珂当即明白这里有鬼。于是暂时驻扎在附近,赶紧派出精明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汇报。安重诲没有截住使者,明宗知道了情况,问安重诲:"杨彦温怎么能说让李从珂入朝呢?我没有让他入朝啊?"安重诲见势不妙,回答说:"这是恶人杨彦温胡说!应快派兵征讨他。"明宗有了怀疑。于是想把杨彦温诱来讯问真情,便下诏,调杨彦温为绛州(今属山西)刺史。但安重诲不同意明宗这个意见,坚持要派兵攻打杨彦温。明宗这时虽然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但还是愿意以一种优待方式稳住他。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派大将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

行前,明宗指令药彦稠:"我要活着的杨彦温!我有话要问他!"显然,明宗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应该就是怀疑安重诲的开始。然后,又召唤李从珂入朝。这也是一个胜负手,如果李从珂不入朝,那八成是有了反意;如果能入朝,事情当有蹊跷。李从珂已经判断出是被安重诲陷害,于是赶紧入朝进行表白。

但李从珂来到洛阳后,李嗣源责令他回自己在京师的府邸,暂时拒绝入朝请见。李嗣源似乎有意在等待杨彦温的到来,了解事情真相,暂时不理李从珂,也是做个姿态给安重诲看。

药彦稠率兵攻河中,五日攻克。但他却给明宗李嗣源送来了杨彦温的人头。李嗣源大怒,但已经没有办法。

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认为:后唐明宗时,四海安静,恬然无事,兵戈已息,而河中又不是边郡,更靠近国门,一个小小的衙内指挥使,怎么敢如此狂悖,向帝国挑战?于是,舆论都认为这是安重诲弄权,因为他嫉妒李从珂的威望,所以巧做安排,但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至于杨彦温,不过愚蠢地被人嗾使,所以惹来杀身之祸。

此事似乎不了了之,但安重诲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够罢免李从珂的节度使。并暗示明宗,杨彦温之所以"造反",实在是李从珂失职,应从重处置。只有这样做了,才算是拔本塞源,杜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