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帝国三百年5:文功武治宋太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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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赵普与卢多逊(5)

王夫之先生认为,如果遂了太宗的愿,天下就不会是赵廷美的,也不会是赵匡胤子孙的,而一定是赵元佐的。但赵元佐则有发自天性的恻隐之心,以此来对质鬼神,对质天下,一定要委曲地保全叔父,以免君父陷于不仁——而君父“不仁”,就没有“至善”,就不是圣明之君。但君父不听,元佐于是“激烈佯狂,纵火焚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向天下昭示:我,赵元佐,不可以君临天下。即使因此而得罪,不幸而死,也会甘之如饴。所以太宗将元佐废为庶人,这恰恰是元佐“得其心者”的结果,所谓“得其心”,就是求仁得仁的“得其仁”。当年伯夷叔齐和泰伯之所以抛弃人间最高爵位,安然处于天道格局,就是在小心翼翼地护佑这颗心,以期达到“克己复礼”的境界。

王夫之先生列举了史上一些类似故实,认为都不可能与赵元佐相提并论。更认为大宋“无人”,没有像样的圣贤人物。为何?因为赵德昭之死、赵廷美之贬,这些都是大乱之道,是由太宗为最大的推手造成的。当时,在朝堂之上,以“刚直”被人称许的窦偁、姚坦,以“昌言”被人称许的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被人称许的李昉、吕端,等等,都是所谓的“贤臣”。但在这么大的国事面前,俯首结舌,任太宗忍心害性而行其私念,没有一个人敢于念想一下开国的先皇太祖赵匡胤。仅有一个卢多逊,保护太宗在前,护佑秦王在后,不忘“金匮之盟”。但因为赵普的邪说一铺演,结果有此大狱。宋自元佐之后,表彰了很多人,包括推荐太子的寇准、拥戴太子的吕端等等,但是廷臣国史一班文人,却无人表彰赵元佐!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伯夷虽贤,得孔子而名益著。”在昏霾遮蔽日月之光时,只有楚王元佐那里微露一线孤光。但有心者自然能够懂得选择。不一定要等到孔子来表彰,而后可以让元佐为人所知,只要他的这点孤光存乎于人心,就足可不朽。

现在,赵元佐得王夫之推举,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他了吧?

明代有个思想家叫张燧,他有一部史论性奇书,名《千百年眼》,此书曾得到王夫之赞赏,书中评论历史故实,往往独具只眼,不凡不俗。说到赵元佐,书中有言: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废。呜呼,泰伯之“让”,其迹隐,季札之“让”,其虑深,元佐此举,可谓追迹千古,岂真狂也!太宗之残忍刻薄,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

楚王赵元佐,是太宗的长子,赵廷美死,赵元佐也跟着就因为狂疾而被废。唉!过去泰伯之让国,行迹很隐秘;季札之让国,思虑很深远;元佐这种佯狂举动,可谓一直追溯到泰伯、季札这样的古人,哪里是真的有狂疾啊!太宗这样残忍刻薄,看到儿子如此,难道不能有所警醒吗?

张燧、王夫之,是最能理解赵元佐的人。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

“晋邸旧人”柴禹锡

柴禹锡,是理解“赵廷美大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他第一个告密,说赵廷美可能有“阴谋”,于是,“倒赵”大狱开始了倒计时。

这是何方人士,敢于在诸事并不明朗之际,直接挑唆皇上和四弟的关系,而且还因此加官?

柴禹锡很可能是柴荣的堂侄。虽然他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与柴氏的宗谱关系,但从他种种关系推测,应该大致不差。他比柴荣小二十一岁,他的儿子名柴宗庆、柴宗亮,柴荣的儿子名柴宗训、柴宗诲,都是“宗”字辈。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河北,柴荣出生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柴禹锡出生在大名(今河北邯郸),二地相距百余里,在藩镇后汉时代,一度都属于枢密使兼任藩帅郭威的辖境。故柴禹锡的祖父一辈,应与柴荣有着或远或近的族属关系。

在那个人人重视郡望也即籍贯显贵,族谱也即祖系来源的时代,柴禹锡从来不提他与柴氏关系,当有避嫌远祸的考量。所以《宋史·柴禹锡传》说到此人时,开篇即道:“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这种省略了祖上名人的传记,很少见。史官如此记录,应该来源于柴禹锡的自传。

他少年时代,带着富贵气象,有人就对他说:“子质不凡,若辅以经术,必致将相。”你气质不凡,如果能用历史经典来辅助,一定能做到将相这个位置。柴禹锡从此留心问学,有了长进。等到太宗做晋王,开府时,他投到府上,因为善于应对,得到晋王赏识。太宗践祚,从供奉官慢慢做到翰林副使、如京使,一直到掌管翰林部门、又迁宣徽北院使。还在寸土寸金的汴梁城里,在宝积坊给了他一座大宅子。这是一个很得太宗信任的“晋邸旧人”。

太平兴国六年(981)秋末冬初,柴禹锡“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逾年,转南院使”,向太宗告密,说秦王赵廷美有“阴谋”,因此而得到擢升,为枢密副使;第二年又转为宣徽南院使。

宣徽院,是唐代后期设置的官署,负责管理大内各个部门,以及朝廷诸班内侍的人事档案,更负责皇家祭祀、朝会,大型宴飨所需物资调配,一切内外供奉,名物检视等等。宋时一般用朝廷资深命官兼任,可领节度使。宣徽院分南北二院,南院比北院资望更高,处理公文时,南北两院共同掌管,但“宣徽院”大印由南院钤印。这个职务略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或中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权力很大。柴禹锡由北院调入南院,看似平级转移,其实是领了更大实权。

史称“服劳既久,益加勤敏”,在大宋服务劳作越是时间久,也就越加勤快敏捷。他应该为大内流畅运转,做了不少辛苦活儿。太宗欣赏他。

但到了雍熙年间,朝廷议论要扩大宫城建设,于是做了四至的标识,柴禹锡的宅邸恰好在四至之内,一旦动工,需要拆迁。柴禹锡担心补偿款不够,“请以易官邸”,要求要调换一下,要住进公有住房。这就暴露了此人贪财的一面,史称“上因是薄之”,皇上因此而鄙薄他的为人。

他还有“结党”的不良习气。

“公当偏霸一方”

“倒卢”后,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人,名王延范,长得形貌奇伟,家庭富有,仗义,任侠,好术数。早年在荆南做官,进入大宋后,在太平兴国九年(984),为广南转运使。此前就有以旁门左道迷惑士庶的术士投其所好,对他说:“你只要有意愿,去做事,我可以暗地里给你加持力量,让你把事做成。”所以王延范就敢于恣横做事。这时他又遇到一个相师,传闻他的相术很灵验,这人对他说:“公当偏霸一方。”这意思就是说他会做一地方藩镇大帅。又有一个懂“九宫算法”的方士,为他推算命运流程,推算一个卦象后,惊讶得站了起来,说:“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氏国主!”这意思还是说他将要有割据称雄的藩镇之命。不久,又遇到一个县城的小秘书官,此人据说会相面,说他有“坐天王形、频伽眼、仙人鼻、雌龙耳、虎望”的模样,这些都是“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说到了富贵那一天,也能坐上“四门辇”。这些术语听上去都神秘兮兮,富有蛊惑力。王延范的父亲王保义就曾经做过荆南高氏政权下的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在川东)留后,也是一个藩镇人物。藩镇的跋扈自在,有无数故实在江湖、在廊庙流传,一个颇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王延范,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心中渐有“异志”。

有一天,一头豹子忽然闯入转运使办公大院,咬伤了几个官吏,左右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对付。王延范知道后,一个人拿起一只铁戟,将豹子刺杀。完事后,他提着血淋淋的家伙,不免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从此更加自负。

一个地方官来访,晚宿在一起,几个人走下殿堂,在庭外夜观天象。这人指着西方一个大星星说:“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但是这时有另一个门客引证《星经》说,这不是火星,乃是太白星在经过南斗。但王延范已经听不进这个,他正在选择性地接受他想接受的信息。

于是,他与铁哥们,在广州掌管中外商船来往贸易的“市舶”官陆坦,讨论如何发兵割据岭南,再造昔日一个南汉的大事。但不久就赶上陆坦任期已满,要回到朝廷复命,他就托陆坦给朝廷里的左拾遗韦务升一封信,信中很多隐语,大意是要韦务升侦知朝廷机密要事,以备将来所用,等等。

这就是在阴谋分裂大宋啦。

这个王延范对待下属很傲慢,像奴隶一样,刑法太严厉,导致属下不满。有个小将叫张霸,可能有了过错,王延范就给他一顿板杖。张霸一口气咽不下,但自己人小力微,于是要“借力”,就想到了广州知府徐休复。他知道这二人一向不和。于是将王延范要谋反的种种劣迹和证据,按照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徐休复马上派遣亲吏乘驿传火速报往京师。

太宗当即下令:朝廷派出资深内侍阎承翰,乘驿传赶往广州,会同转运副使李琯,以及徐休复等人一起,来审理这一起转运使犯罪大案。

阎承翰,在后周时就任内侍,入宋后,服侍过太祖、太宗,后来又服侍真宗。这是一个做事谨慎但性情刚强,心思谨密,善于审查隐微的人物。他主导的案子,当事人很难做手脚。案情很快出来,史称这一干人“具伏”,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事情得到处理。但《宋史·宦者列传》说到阎承翰审讯王延范的故实时,有九个值得注意的汉字:“考掠过苦,延范遂坐诛”。转运使,相当于省部级大员,审理这一起大案,阎承翰动了大刑。如此,所有关于王延范的“罪恶”,可能就有了疑点。

所以此事也有另外说法。

据说这位徐休复与王延范“不协”,不和谐,关系紧张,所以奏告王延范种种不法。王延范被正法后,他得到升迁。因为他的父母都在他富贵之前葬在山东青州,所以他上表要求到青州去做知州,意思是可以顺便给父母改葬,营建坟墓。这是朝廷愿意鼓励的行为,就准了他的意见,但他到了青州多年,根本就没有改葬父母这件事。以后,又被朝廷改知潞州。到了潞州几个月,他的脑后生了一个大疮,最后病重时,好像见到王延范,史称徐休复“但号呼称死罪”,一个劲号哭呻吟,口称“死罪”。这是见鬼的节奏。不几天,卒。

史官给他的评价是“无他能,掌诰命甚不称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徐休复没有更多德能,掌管诰命文字工作时,不称职;操行也不被士大夫所称赏。这是一个德能都有残缺的人物。

徐休复派人来朝廷告密,并特意说王延范之所以敢于不轨,是因为在朝廷有依托大臣,没有人敢动这位转运使。太宗就来问询宋琪和柴禹锡:“王延范这人怎么样?”

王延范与宋琪有不远不近的亲属关联,所以宋琪就说了很多好话,忠诚啊,勤勉啊,等等。柴禹锡也在一旁附会,赞赏。太宗起了疑心:王延范跟宋琪是亲戚;宋琪跟柴禹锡是哥们儿;这俩人一唱一和,定有朋党勾结。所以太宗很不高兴。最后找了个借口,说宋琪身为大臣,太“诙谐”,不适合做宰辅,罢相。这样做,是不愿意捅破二人勾连的这层窗户纸。史称“不欲显言之也”,不想把话说得太明显。而后,同时下诏,“切责”柴禹锡。给他的处理意见是: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

江湖险,廊庙更险

《宋史》中,柴禹锡与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王继英七人合传。传后有“论”,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说这七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供事,攀附晋王,后来得到富贵。但各人都有能力也有惭德。如张逊,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但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周莹,虽然对军旅之事很在行,但治理卒伍却有残酷滥刑的一面;王显,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柴禹锡,虽然被人称赏勤快敏捷,却涉于结党朋比,未免格局不大。所以这些人都“莫逃于龊龊之讥”,没有人能免予“龊龊”这个带有讥讽的评价。“龊龊”,是指非圣、非贤、非大人之相,庸中佼佼者常有的拘束、谨小慎微的样子。柴禹锡“攀附”晋王,入朝后又攀附宰相,总有结交同党、推演山头的举动。《宋史》这个评价有理,柴禹锡似距离“鄙夫”很近。

柴禹锡被贬,做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官,有政绩。真宗时,还曾经移知贝州,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柴禹锡已经做了严密部署,城防防御,一切有备。契丹逡巡于城下,知道无法攻克,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更大功勋,也没有什么更大劣迹。但告发赵廷美“阴谋”,却是由他首发。此事功过是非不论,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族属背景,联系他是晋王府邸“故旧”的心腹背景,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驸马升行”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似能给人一种感觉:江湖险,廊庙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