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角度阐述了城市的产生与城乡的分离，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就是说民族内部的分工会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导致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城乡的分离与对立不可避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同时，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孤立且落后的乡村必然会向集中发达城市过度。集中是城市的本质特征，因此马克思有这样是描述，“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积累提高，使现代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繁荣。马克思从工业的发展来分析近代工业城镇发展的必然性，并充分肯定了城市的作用，提出乡村城市化的思想。马克思认为，这些大城市聚集着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附近，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城市的发展使人口集中起来，使生产资料、生产过程以及产品社会化，同时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可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前提与条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城乡之间的对立及差别也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得到缓解。他还预见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会日渐消失，因为这已经成为工业生产发展必要条件。马克思还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
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不可能全面系统的阐述城市发展的理论。但当今看来，他的观点仍符合当今社会城市发展实践，揭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乡村城镇化的一般规律。
二、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社会变革过程
劳动力转移“它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是很现代的……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因此，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劳动力本身，还是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首先，城乡分离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矛盾和某些负面效应，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城乡对立才成为一大社会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化。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逐步成为工业、商业、航运、贸易、地方中心，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并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摆脱乡村愚昧落后状态、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等方面有极大的带动作用。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的征服是一个缓慢不均衡的过程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由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始阶段，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存在一个十分庞大的传统农业部门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带动了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历史资料看，城市化都至少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缓慢地、非均衡地侵入农业”。这里马克思为我们指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发展前景。
最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其实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分化为产业工人、农民和自营企业主的过程。在劳动力转变的过程中，沿袭几千年的小生产者变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马克思称之为“真正革命化的道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工业革命在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个新的小农阶级一方面具有自给自足性，另一方面日益依赖市场，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的货币价格的依赖性”，但他们越来越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
三、经济结构决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
城市和乡村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社会分工则是导致城市和乡村出现并“城乡分离”的基本动因和历史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总的来讲，作为劳动分工的城乡分离有合理性、必然性，对生产方式的转变非常重要，具有历史进步性。而现代工业的崛起和服务业的发展则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看，城乡对立消失，城乡一体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对经济结构演变以及劳动力和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阐述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结构的演变决定着劳动力转移的特征，这种结构的演变特征又是以产业结构的演进为基础的。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条件下，一元经济使劳动力在一定的空间，从事着简单的、浑然一体的劳动；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方式也随之不断演进，由此多种经济就相互作用、渗透、融合并不断地演化成新的多样的经济结构形式，即由传统的一元经济到现代的二元经济到多元经济再到未来的统一的经济的历史唯物的辩证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经济结构的简单阶段，产业结构浑然一体，此时的劳动力转移主要是氏族部落内部的简单流动。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还没有什么产业结构，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直接结合在一起，人们以相互紧密结合所形成的集体为基础，直接与共同占有的简单生产资料相结合，只在自己所归属的氏族或部落内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此时的劳动力转移基本上不存在。
第二阶段，经济结构二元到多元的演变，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劳动力从农业转出为起端，进而逐渐扩散到工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首先在产业结构初级多样化阶段，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而“乡村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但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工业和农业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第三阶段，经济结构的一体化，产业结构的统一化，劳动力转移在产业结构的内部充分流动，个人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论述：到了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马克思用逻辑历史的辩证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螺旋上升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个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这种劳动力流动的不断上升的过程对于我们分析我国当前劳动力流动所处阶段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使我们认识到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移的规模、方式和方向都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四、劳动力转移过程与工业化进程内在一致性
劳动力转移过程和工业化进程不是两个独立、隔绝的过程，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两个过程，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现代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劳动力的转移。马克思分析概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具有反作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就资本积累对人口造成的影响时提到：“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工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送回农村去找活干。”由此可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以及怎样转移，是由当时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决定的。因为，现代工业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由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移中，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否则，经济结构的转换不可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随着农民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原来自己生产并消费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而整个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这就完成劳动力商品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化的转变过程，从而也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条件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作过深入的分析，得出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劳动力的流动起了主要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把利用暴力剥夺小生产者生产资料获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启动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过程称为资本“原始积累”，并且运用再生产理论分析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和动力，在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成为扩大劳动力就业的第一推动力。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但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商品，也为工业产品开拓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当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部门时，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特性就很难打破，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都难以提高；只有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现代工业才有更广泛和更加稳固的农村市场。“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能单纯看作是为农民就业寻找出路，而是为工商业资本开拓国内市场，是国民经济的“稳压器”。
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第二、三产业和城市化发展速度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向这些非农产业部门和城市转移。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第二、三产业和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虽然在城乡巨大差距的吸引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会流向城市，但其中有较大一部分人可能在城市无法就业或者打零工，最终还得流会农村重操旧业。因此，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移的规模、方式和方向都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五、收入和教育状况决定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
农业劳动力不断出现剩余的同时必然伴随部分贫困现象的发生。这一方面由于剩余的劳动力不能适时转移出去，或者由于非农产业需求不足，或者由于劳动力自身的素质不能满足需求，“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温床。”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人均耕地减少，形成土地经营的“零碎化”，土地收益不断减少，而工商业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却日益增加，从而造成贫困化的积累。贫困不但削弱了国内市场的消费力，也意味着劳动力转移的难度更大。贫困原因表现为在商品经济自发的作用下，劳动力的“过剩”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压到最低限度，劳动力越是“过剩”农民就越是贫穷，越是贫穷劳动力越是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市场，于是就更加“过剩”。农村在商品经济的自发作用下合乎规律地形成了劳动力“过剩”和贫困化积累并存的现象。贫困往往也意味着资本和教育的缺乏，贫困化导致转移途径狭窄，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途径。
因此，满足工业化对劳动力的要求，教育和培训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没有教育和职业培训，剩余的劳动力只能是“剩余”，而不是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的劳动力。农民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用以满足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需要；对农民而言还生产出劳动力的资本形式，通过教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在更广和更高的层次上就业，以期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自发作用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成为他被彻底剥夺的过程，不仅当时导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而且此后也成为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后遗症。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力避重走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和谐社会的理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和谐”转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