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
2007年2月笔者在河北省吴桥县搜集到一本有关杂技的小说《杂技传说》，书中讲述了在杂技界号称“杂技之父”的孙福有从一无所有实现发财致富的故事。
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孙福有（1882~1945），沟店铺乡孙龙庄村人，该村位于吴桥县东北部、土地条件最差的地区，耕地都是盐碱地，难以进行农业生产，大多数村里人常年在温饱线挣扎。孙福有幼时家境贫寒，5岁丧父，跟着母亲和祖母艰难度日。村里有位在俄罗斯从事杂技演出发财的张大财主，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孙福有因羡慕他而练习杂技。
孙福有9岁那年，家乡遭遇大旱，难以为生，于是他背着马叉开始外出演出，曾辗转在北京天桥游乐场、天津“三不管”游乐场、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等地，随着演出经验的增加和资金的积累，他以家族为主组建杂技班——孙家班，并不断扩大班底，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盖篷，将团名改为“中华国术大马戏团”，演出地点遍及中国南部地区、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国。在泰国演出时，泰国国王曾将他请到王宫演出，并举办国宴款待他，还为他颁发金质奖章和国宝“大王宫”象牙雕。1944年，孙福有携华侨马戏团（即原“中华国术大马戏团”，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演出便利进行了更名）在重庆曾为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演出，并得到蒋介石亲笔题词的匾额，上书：“华侨马戏团团长孙福有惠存：杂技之魂”，落款是“蒋中正赠”，时间“甲申年菊月”。书中介绍孙福有一度非常富有，曾在上海外滩花费近三十万大洋购买欧式别墅，并为俄罗斯妻子在孙龙庄兴建俄式别墅。①在吴桥有关孙福有的故事流传很广，几乎家喻户晓，虽有不同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
孙福有确有其人，他的故事也并非完全是吴桥人的虚构。据吴桥县民国版《吴桥志料》第4册《技术志》记载：“孙福有，城东北孙龙庄人。郜维明，城东北郜庄人。郑明德，城北杨校尉庄人。皆善武术，能为踏肩之戏，以一人为底盘，六人次第猱升作直线形，望之若七级浮屠，其巅一童子高跃数尺翻筋斗而下，仍立原处，面不红、气不喘，真绝技也。孙久住新加坡、郜久住日本东京、郑久住俄之莫斯科，与外人订约。共同营业，每岁博得巨金运回祖国，亦一吸收外资法也。”②引言中证实孙福有的存在，籍贯孙龙庄村同样属实，从“每岁博得巨金运回祖国”可知，孙福有也确从杂技演出中发财致富。吴桥县沟店铺乡孙龙庄村的孙福有故居也属实，即是孙福有发财的明证。而且“亦一吸收外资法”说明在吴桥，像孙福有一样从杂技中致富的人应该大有人在，学艺、从艺应该已形成一定规模。
杂技在吴桥的存在和兴盛并非始于孙福有所处的晚清时期。吴桥杂技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大量吴桥人以杂技为生，吴桥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在杂技界有“没有吴桥不成班”和“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会一手”等说法。吴桥人从何时开始练杂技已无从考证，民间盛传吴桥杂技起源于炎黄帝与蚩尤大战。1958年在吴桥小马厂村发掘出一座南北朝时期的古墓，在古墓中发现了绘有杂技表演图案的壁画，由此可见，至少在南北朝时，杂技已经在吴桥盛行。近代在吴桥形成了专门的杂技庙会——九月黄镇庙会，并有“不赶九月庙会，不算生意人（即杂技艺人）”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吴桥向全国29个省市区六十多个杂技团及部分国外杂技团体输送杂技演员一千七百多人。③
然而，在“反右倾”和“文革”期间，杂技被作为“社会主义毒草”加以限制，学艺、从艺传统遭到破坏。
改革开放后，吴桥杂技迅速得到恢复发展。改革开放后不满十年即成立76所民办杂技团；1985年吴桥杂技学校成立，屡屡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获奖，五年后成为世界马戏学校联合会成员，承担中国文化部委托培养留学生的任务；1992年吴桥杂技大世界建立，这是世界上唯一以杂技为特色的旅游景点，斥资1亿元，占地3000亩，1994年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九五中国民俗风情旅游国际专线、中国休闲度假游全国三十条重点旅游专线之一。由此，吴桥杂技学校、杂技大世界和大量民办杂技团体形成新的杂技网络。而1986年成立”；吴桥杂技演员不断在国际国内大赛获奖、民间杂技团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等，更说明吴桥杂技的影响力开始恢复并扩大。
近年来，吴桥杂技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2004年，中国文化部命名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吴桥人周良田被评为突出贡献人士；2006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桥杂技榜上有名，两年后吴桥杂技艺人王保合作为杂技界唯一的代表，当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08年国家旅游局把吴桥杂技大世界定为2008年奥运旅游线路；同年11月7日，吴桥杂技亮相北京第二届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荣毅仁基金会成员赴吴桥考察，决定投资吴桥杂技由张艺谋执导一台大型音乐杂技晚会《印象吴桥》；同年12月2日，河北省文化产业与民营资本对接恳谈会上，推出的具有创意性、预期效果好的文化产业招商项目，其中有“中国吴桥杂技博物馆”项目……吴桥杂技，正以它自身越来越强大的吸引力，昭示着它的魅力。吴桥杂技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得以迅速崛起，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地方的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我们又会意识到，这些传统并不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的，而是经过选择与优化的。
在《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2004）一书中，霍布斯鲍姆说：“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④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杂技艺人的再造过程。虽然从艺传统号称已在吴桥延续了千百年，而真正影响到今天的部分却是“相当晚近”时期的，主要是孙福有所处的晚清时期及以后，“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同时，这些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着自身的再生产，以便“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杂技人。
那么，吴桥人如何以及为何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资源？吴桥杂技文化传统因此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扬弃了哪些传统？创造了哪些新传统？发生变化的原因何在？）吴桥本地人对此如何理解？是否接受并认同？就学艺和从艺者个人而言，学杂技是辛苦的，甚至具有一定风险，这是对人身体极限的挑战，要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如果说过去艺人们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学艺、卖艺（如孙福有学艺选择），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基本温饱已经解决之后，谁还继续选择学艺并成为杂技艺人？动因何在？他们的生存状况怎样？这些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吴桥杂技学童群体。吴桥县，地处河北省东南，属沧州地区，为河北省和山东省交界之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三种学习杂技的途径：杂技学校、团体教育、家传或拜师学艺，如今拜师学艺的形式已经很少见了，家传也不多，且主要附属于杂技学校和团体教育，所以学校和团体教育已经成为当今学艺的最主要方式。
（一）杂技学校和团体运作情况简介
本书在田野调查和口述史采集的基础上，利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对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县的杂技学童群体进行系统研究。当今吴桥杂技学艺、从艺行为是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现代性借用。历史上在生存压力下形成的杂技文化传统，在当代语境中，被国家、地方和个人加以利用，使杂技成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职业选择模式。
学校和团体教育机构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按照公、私划分，公立机构有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为了和当地称谓相符，以下简称“艺校”）、吴桥县职教中心杂技学校和吴桥县杂技团团带班；民办机构包括民办杂技团体和民办杂技学校，是吴桥杂技教育机构的主力。另一种分类方式是按照团、校划分，即杂技团体和杂技学校，吴桥县大约有二十多个杂技学校和六十多个杂技团体。学校和团大同小异，均兼顾演出和培养学童，虽然业内人说学校和团侧重点不同，团以演出为主，招生是为了扩充他们自己的队伍，学校以培养杂技学童为主，演出是附属，以实习的方式进行。但在实际操作中，二者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有人说他们对本地招生时称“学校”，对外演出时称“团”。
杂技教育机构的教学形式，与我们通常了解的教学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民办杂技团校，通常由拥有一定师资力量的杂技艺人或相关人士，在文化局注册登记申办，由文化局颁发三证：演出证、工商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从而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杂技团校学制在3~5年之间，艺校和县团团带班学制4年，民办杂技团校根据学费标准设置3年制和5年制两个类别。如艺鑫杂技学校，每月缴纳150元学杂费的学童3年毕业，没有缴纳任何费用的5年毕业，原因是学童需为团校免费服务2年。民办杂技团校的收入来源为杂技学童缴纳的学杂费、演出收入和学童毕业后被外地团校选用后向培养单位支付的培养费，具体数字不等，一般一个学童最少2万、最多12万。第三，杂技团校几乎全部实行封闭式管理，平时不许出去，家长只能在探视日看孩子，多数学校一个月一次，杂技艺术学校、职教中心杂技学校、县团团带班都有明确规定，民办团、校往往相对灵活，但大体相同。
（二）杂技学童群体简介
吴桥杂技学童一般开始学艺年龄在5~12岁之间，以七八岁居多。没有固定入学时间，一般为“随到随学”。学童从入学到毕业一般经历这样的过程，以艺校为例：两年基本功→技巧课→外地实习演出→毕业分配。其他学校和团体与此类似，只是有所“精简”或合并，主要是缩短基本功部分。学童在校期间，除了学习杂技外，还接受文化教育，只是比例较小。学童毕业按杂技演出水平评定，而且除了杂技艺术学校和职教中心杂技学校毕业颁发中专毕业证外，其他学校和团体以用人单位满意与否为标准。学童毕业两个去向，一是留在本地杂技团体和学校，二是到外地杂技团体工作，签订长期用人合同，有编制，户口随走。目前杂技就业市场仍为买方市场，基本上杂技学童毕业都能顺利找到聘用单位，用人单位需为杂技学童培养单位支付一定数额的培养费，外地杂技团体常年到吴桥挑选杂技人才，因此，相当数量的杂技学童在学艺年限之内即可找到工作。
三、学术史回顾
与本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杂技研究和民间艺术研究，在民间艺术研究的回顾中，本书对近年升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对相关研究进行探讨。
（一）吴桥杂技研究
1.有关吴桥杂技的专门记载
（1）介绍性文献资料
《吴桥县志》（1992）；《吴桥县文史资料》（第一辑，杂技专辑，1992）；《天下杂技第一乡》（李敬义，1993）；《吴桥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7）；《吴桥杂技老照片》（边发吉，1999）；《春典——江湖行话用语》（张钰军，2007）等。这些文献主要包括：追溯吴桥杂技历史；介绍近现代吴桥杂技状况，对杂技团、杂技班和杂技艺人都有记载；杂技民俗；介绍当今吴桥杂技存在方式，对杂技大世界和主要杂技学校、团体有所涉及。
（2）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类
《杂技之乡吴桥民间故事集》（1987）；《杂技传奇录》（武润玺、武鹏，1998）；《杂技传说》（武润玺、武鹏，2001）；《杂技王传奇》（苑建国，2005）；《父亲的神话》（张彦广，2006）等。
（3）其他相关研究
《杂技，我们共同的语言——组委会办公室编，1998）；第五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论文之一，边献海、宋金凤：《浅谈我国培养杂技艺术人才的理想年龄》；第六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论文之一，边献海、宋金凤：《适应市场要求，培养高素质的杂技艺术人才》；《吴桥杂技》（杨双印，2003），该书是关于吴桥杂技最详细的记载，内容丰富，涵盖杂技发展史、今天存在方式、吴桥杂技的艺术形式特点、服饰道具、历史上演出形式、传授方式演变、杂技门类、杂技团和杂技班概况等。《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技集》（夏菊花，1987）和《当代中国杂技》（夏菊花，1977），是较早全面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杂技发展的历程的著作，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新中国杂技的诞生、成长、走向世界的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杂技发展的经验教训。
此外还有作为杂技教材的《杂技训练基础知识》（孔令仪，1981）；梳理杂技发展历程的《中国杂技史》（傅起凤、傅腾龙，2004）；《杂技概论》（边发吉、周大明，2007）；《杂技》（傅起风，2008）等。
2.有关杂技人才培养的研究
涉及到杂技人才培养的书籍有：《中国民俗通志·演艺志》（倪钟之，2005）；《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岳永逸，2007）；《江湖行当》（连阔如，2007）。这几本书都是以近现代为主，有关当今杂技人才培养方式的书籍未曾见到。
相关文章有：《杂技演员低龄化的利与弊》（鲍正国，1999）；《新形势下杂技教育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盛业茂，2002）；《杂技演员形体训练的优化和提高》（刘远明，2003）；《杂技教师的基本素质》（夏军，2003）；《现代体育理论对杂技教学的借鉴作用》（张贝尔，2004）；《建立杂技训练的科学体能训练理论体系》（何连华，2004）；《全面系统地培养杂技人才》（刘斌学，2004）；《注重青年杂技演员的思想品德教育》（蒋强，2006）；《浅谈杂技学员的培养与教育》（郭小军，2006）；《论杂技艺术人才培养》（王晓乐，2006）；《杂技人才的培养之我见》（穆港生，2007）；《浅谈现代杂技教师必备的教学素质》（程笑君，2007）等等。这些研究关注杂技学童、教师队伍建设，杂技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方向。认为杂技人才培养方式中师徒传授方式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依然是团带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改良。目前的杂技教学原始而单一，存在师资的理论素质偏低、教学的知识性不够、经验教学至上等问题。对杂技人才培养方式不科学性、不规范性进行了剖析。《杂技艺术人才综合素质教育之根本》（刘斌学，2004）还指出，杂技人才培养方式与艺术类院校的隔阂太大，限制了杂技学生进一步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