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与庞涓第二次在战场上交锋是在著名的“马陵之战”中。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田忌与孙膑受命出兵相救。孙膑依然采取其惯用的“攻魏救韩”的策略。由于前次的教训，庞涓很是小心，他明知孙膑此举另有他意，但也不敢不撤兵回救魏国。孙膑很好地利用了魏国轻敌的心理，佯装逃跑，并采取了逐日减少炉灶的假象来迷惑庞涓。庞涓在追赶的过程中发现，孙膑军队驻扎过的营地的炉灶数量大为减少，他认为这一定是士兵逃亡所致。庞涓大喜过望，认为孙膑的士兵因害怕自己部队的实力而已逃亡过半，这是千载难逢之机。而孙膑则通过计算，在庞涓晚上必经的马陵这一地方设下重兵埋伏，在道旁大树上刻下“庞涓死于此树下”的字样，并吩咐弓箭手晚上如发现灯光出现，就立即放箭。晚上庞涓果然到达马陵，当他发现树上有字迹的时候，就拿着火把前去观看。刚至树前，突见万箭齐发，庞涓部队死伤惨重，所剩无几，庞涓见此，被迫自杀，十万魏军被全歼。
这次交锋，同样以孙膑的完胜而结束。
孙膑凭借自己的智慧击垮了敌人，他用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
悲情刺客——荆轲
战国时期，秦国攻破赵国后，又兵犯燕国边境，形势对燕国十分不利。
太子丹决定采用派杀手刺杀秦王的计划，欲借此挽救燕国。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派荆轲去刺杀秦王。
荆轲乃战国末期齐国人，人称庆卿，后迁居卫国，始改姓荆。荆轲性情刚烈，尤其爱好击剑，被后人誉为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荆轲私下会见樊於期，把自己刺杀秦王的计划以及希望樊於期帮忙的想法悉数告之，樊於期对秦始皇恨之入骨，听到这个计划后，他毅然拔刀自刎，献出自己的人头。荆轲后来又寻得一把锋利的匕首，带着地图，前去秦国执行刺杀任务。大家都知道荆轲此去凶多吉少，于是纷纷前去送别。面临生离死别，荆轲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在助手秦武阳的陪同下出发了。
秦王安排了隆重的仪式，在咸阳宫接见了荆轲一行。荆轲手捧装有樊於期头颅的盒子在前，秦武阳捧着地图匣子在后，到达大殿前，秦武阳因害怕而神情怪异，秦国群臣对此感到十分奇怪。荆轲见机替他向秦王谢罪，说他生活在蛮夷地区，没见过大世面，所以害怕，恳请秦王原谅。荆轲于是拿地图捧送给秦王，打开地图，匕首就露了出来。荆轲眼疾手快，拿起匕首就向秦王猛刺，秦王连忙躲避、绕着柱子跑，荆轲在背后紧追。秦国的君臣都被吓得手足无措。这时，秦王的医官夏无且用他手里捧着的药袋投击荆轲。秦王趁机拔出剑攻击荆轲，砍断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倒地后仍然用匕首投击秦王，却击中了柱子。最后荆轲被秦王侍臣杀害。
秦王遭此一劫，既惊且怒，加大了对燕国的攻打力度，燕王被迫杀了太子丹，并把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王。但燕国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秦所灭的命运。
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四大刺客之一，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备受后人关注。对其行为，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如何评价荆轲刺杀秦王之举并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我们应该更多关注荆轲刺杀秦王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秦朝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荆轲刺杀秦王恰恰反映了秦统一过程面临着重重阻力，荆轲失败的命运也告诉我们，历史发展大势是很难左右与阻拦的。也许荆轲的失手纯属偶然，但秦统一六国以及燕国的灭亡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民族和睦的守望者——王昭君
在中国历史中，杨玉环、貂蝉、西施、王昭君分别以“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绝色容貌荣膺中国四大美女称号。其中，王昭君因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完成了“胡汉和亲”的伟大使命，为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更受世人的喜爱与颂扬。
王昭君本为民间一普通女子，因绝色的容貌被选入宫，从此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昭君家境贫穷，无钱贿赂（一说不屑贿赂）当时的宫廷画工毛延寿，原本娇媚的容貌被毛延寿画得无比难看。毛延寿还故意在昭君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使她失去了进一步接近皇帝的机会，只能在深宫中虚度了多年冷清的时光。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贺，并提出和汉室通婚之愿。为了巩固边境的稳定，元帝把包括王昭君在内的五位宫女赐予呼韩邪单于。元帝看到王昭君竟有倾国倾城之貌，悔意顿生，但又怕失信于呼韩邪单于，只好任由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在当时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它改变了胡汉之间战争频发、百姓备受战争之苦的社会现状，促成了胡汉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好相处，北部边疆出现了“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祥和景象。它同时也开辟了用联姻而非暴力冲突的方式来解决民族争端的新途径。大体而言，这种解决民族争端的方式是建立在胡汉地位对等的基础之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精髓，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这种解决民族冲突的方式被后世封建统治者争相效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王昭君为民族的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使者”，备受各族人们的爱戴。如今蒙古草原还有十几处昭君墓，就是草原人民敬仰昭君的有力见证。
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胡汉和平是以牺牲王昭君个人幸福为代价的。昭君先嫁给匈奴单于，后又嫁给单于之子，这对从小就受中原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昭君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青冢孤矗在广阔的草原，宛如昭君那充满哀怨的眼睛，在遥望着故土！
儒学兴盛的功臣——董仲舒
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人的地位十分微妙，他为儒学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他对儒学的改造又使儒学具备了神秘、烦琐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儒学的渐趋衰落。基于此，就汉初的儒学发展而言，他既是复兴儒学的功臣，又是导致儒学衰落的罪魁，此人便是汉朝著名的学者董仲舒。
董仲舒治学勤奋，留有“三年不窥园”的美谈，他醉心于儒学，到了近乎如痴如醉的程度。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即位，这时董仲舒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因一篇“天人三策”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首先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点：
即天是最高的主宰，天与人是合一的，人君受命于天，代表上天的意志治理人世，因此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君主的统治地位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同时，董仲舒还用天象、灾异等自然现象解读上天的意志，借此要求帝王要严格遵守上天的约束。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其次，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即用儒家的思想来统领各家的学说，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德主刑辅”（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助治国手段）、“仁政”等分别被尊为占有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与治国理念。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既为皇权的神圣化、合法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巩固皇权、治理国家提供了有效途径，因此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被采纳。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改变了儒学的命运，为儒学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从此，儒家思想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被统治者尊为统治国家的灵丹妙药，这一状况持续了几千年。
董仲舒以儒学为旗帜，融汇其他学派的思想，开辟了汉代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尽管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他对推动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以及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起到了意义非凡的作用。
乱世纷争下的雄才大略者——曹操
东汉末年的混乱时局给一些政治投机者提供了机会，曹操就是在这种时局中脱颖而出的。他的诸多优点在特殊的环境中一一凸显，逐渐成就了他统一北方的霸业。
曹操，字孟德，名阿瞒，又名吉利，沛国（今安徽亳县）人，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乱世之奸雄，也有人赞誉他为治世之能臣。
曹操少年时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年仅二十出头，就因出众的智慧被任命为都城洛阳北部尉。曹操到任后，严明法纪，公正执法，就连皇帝近臣触犯法律也不放过，宦官蹇硕的叔父就因违法而被处以极刑。这种严明的措施，使洛阳一度成为夜不闭户的城市，也为曹操走向政坛提供了资本。
后来，曹操利用镇压黄巾起义、董卓作乱之机，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又先后采取屯田、安置流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户籍改革、恢复租庸调制等一系列措施，为恢复发展经济提供了条件。
曹操善于把握时机，往往在纷繁的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当时，各地军阀相继兴起，力量不断增长，他们称雄各地，极大威胁了东汉政权的稳定。当时，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汉献帝俨然成为一个傀儡，各路诸侯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元196年，被董卓劫持到西安的汉献帝趁董卓去世之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洛阳。谋士毛玠趁机向曹操分析当时天下形势说，目前天下形势分崩离析，汉献帝大权旁落，饥荒遍地，民众流离失所，国家的经济也遇到极大困难等，这预示着汉室离灭亡之日不远。当时势力较大的诸侯中，袁绍、刘表看似兵强马壮，但他们都没有远虑，根本成不了大事。他向曹操献策说，要想成就霸业，当务之急是“奉天子以令诸侯”，然后恢复生产，加强军力。曹操于是采纳了谋士毛玠的建议，把汉献帝接到许郡（今河南许昌），严格按照汉官的威仪、大汉王朝的君臣之礼节把汉献帝供奉起来，给汉献帝安排了很好的行宫，对汉献帝照顾得十分周到。曹操此举实有深刻的含义，他想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名正言顺地诏令天下、调遣各地诸侯。此举使曹操在政治上占得先机。
曹操采用谋臣郭嘉的建议，活捉并绞杀吕布与陈宫；进攻徐州，活捉刘备的妻子与大将关羽，迫使刘备逃亡河北投靠袁绍；趁袁绍病亡之机，派兵收缴了袁绍的余部，为自己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最后曹操灭掉了乌桓三郡，统一了北方。
曹操凭借自己的才能在乱世之际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成为了战乱时期一名杰出的雄才大略者。
志向高远的草原雄鹰——鲜卑精英拓跋宏
璀璨的中华文明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在各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精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孝文帝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对汉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对汉族文化的了解，他逐渐发现，北魏要想富强，就必须抛弃民族偏见，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为了加强同黄河流域汉族的联系，实现统一中国的远大抱负，他决定迁都洛阳。
孝文帝为了实现迁都计划，用了一则妙计。公元493年秋，孝文帝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佯装南征，随行的文武大臣们大都反对南征，因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太武帝拓跋焘早前南征刘宋，战败逃回的悲惨情景。他们十分清楚，南北之间军事实力有巨大差距，这次南征不可能获胜，只会劳民伤财。
对文武大臣的诚惶诚恐，孝文帝却故意下令立刻向南进发。
文武大臣们见孝文帝真的要南进，再也按捺不住，都一起跪请停止南进。安定王拓跋休代表大家向孝文帝分析了南进的弊端。孝文帝眼看大臣中了自己的计，就说：“我也深知这次南征的重要性，成败与否都事关大局。你们既然不愿意南下，我可以采纳你们的意见，但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等将来国力发展强大了，我们再做南征的举动。”南安王拓跋桢见拓跋宏愿意停止南征，就赶忙说：“只要陛下停止南进，我们都答应迁都洛阳。”就这样，拓跋宏利用智慧扫除了迁都洛阳的阻力。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便开始着手改革鲜卑族的旧风俗，从各方面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他首先下令废除鲜卑姓氏，采用汉姓，并且带头把拓跋改为元，把自己的姓名改为元宏。孝文帝还鼓励鲜卑贵族同汉族大地主通婚，自己带头选了汉族大姓的女子做妃子，给五个弟弟娶了汉族大姓女子为妻，公主也下嫁给汉族的大姓。他又叫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学说汉语，还向南方的齐朝借来许多书籍，派人抄写，供鲜卑贵族子弟学习。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逐渐融合，黄河流域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作为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拓跋宏运用自己的智慧推动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向前发展，引领鲜卑族从草原文明向中原文明迈进。更为重要的是，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高悬历史时空的明镜——魏征
魏征是唐代巨鹿（即今河北巨鹿县）人，少时因家贫而出家为道士，后来参加李密所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后又归附唐朝，因智勇双全，被太子李建成重用。当时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魏征积极为太子出谋划策，建议太子尽早除掉李世民，为顺利继承皇位扫除最大障碍。“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登上皇位，魏征不仅没有因自己是李世民的政敌而受到迫害，反而凭自己的才能以及敢于直言的性格受到李世民的青睐，被任命为谏议大夫。
魏征对唐太宗不计前嫌，加以重用心存感激，决心尽力辅佐唐太宗。于是，魏征就经常用直言的方式给唐太宗提出警醒，让他时刻不忘明君与昏君的区别，创业与守成之辨的道理。
贞观元年（627），魏征在与唐太宗辩论昏君与明君的区别的时候，提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评价标准。他还用历史故事为依据，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这一标准的正确性。历史上有许多因广泛听取臣下意见而获得大治的统治者，如尧、舜等；同样，历史上也不乏因偏信谗言而断送江山的统治者，如秦二世偏信赵高而导致亡国、梁武帝亲近朱异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而天下大乱等。这番话使唐太宗很受启发，让他深刻体会到仁君应兼听广纳的道理，为其后来能虚心纳谏奠定了基础。
贞观中期，唐太宗一度为自己所获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生活也开始奢侈起来。为了让唐太宗不要遗忘守成之难，魏征就劝勉他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公元637年，魏征给唐太宗上《谏太宗十思疏》，这一奏疏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一核心内容，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知足自戒、谦虚谨慎、虚心纳谏等十个方面。
这十个方面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使唐太宗能善始善终，公元639年，魏征又给唐太宗上了著名的《谏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提醒太宗，劝他永远像贞观初年那样节俭、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