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我们人均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相近的东亚成功现代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指出，“从1950年以来，超过100万居民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香港、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升到高收入行列。”即除了沙特阿拉伯这个特殊的产油国之外，二战后实现了从低收入直接跨越进高收入的就只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世界银行2008年出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战后25年或更长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更高增长速度的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有13个，其中除了马耳他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欧洲地中海旅游岛也刚达到高收入门槛外，只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成长为真正的高收入经济体。从这个被称为战后奇迹的东亚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都是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新加坡高度依赖与外部资源的交换，中国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这样有了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从而就具备了追赶经济的必要条件。
第二，除新加坡、中国香港为城市经济体，无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战后均由于各自的特殊条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土地的分配较为平均，为其后的工业化起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与拉美以及亚洲其他很多国家土地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没有或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相当不同。
第三，虽然这五个经济体均非典型的欧美民主体制模式（日本战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期间，是在民主外壳下的自民党55年一党执政体制；韩国在转型期是军政府统治；中国台湾是蒋家父子威权统治；新加坡当时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民主外壳下的威权统治；中国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统治），但均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政府均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保持了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提供了经济追赶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金融政策的稳定性，没有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荡。这与同为中等收入的中东地区国家战乱不断、社会不稳，以及拉美地区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大幅摇摆、恶性通货膨胀不断等形成鲜明对照。韩国、中国台湾还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市民阶层成为社会主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前后较为平稳地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为后续持续增长提供了避免社会对抗的政治结构。
第四，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战后均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表），并以可融入的市民化奇迹般地避免了历史上早期工业化国家和现代拉美地区及南亚地区国家的普遍贫民窟现象。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两个大都市经济体则通过政府超大规模地提供基本国民住宅的办法，也避免了城市贫民窟。[1]这样东亚经济体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很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大，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从而实现了国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这样人的城市化市民化就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情况
国家/时期 起点城市化率 终点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提高 年均提高率 持续时间
日本（1950~1975） 37.4% 78.6% 41.2% 1.648% 26
韩国（1960~1990） 27.7% 82.4% 54.7% 1.823% 31
中国台湾（1960~1990） 40% 75.9% 35.9% 1.20% 31
数据来源：日本数据来源于日本内阁府统计局，《国势调查报告》，昭和30年(1960)，昭和40年(1965)，昭和55年(1980)《府县分类人口与人口密度》；韩国数据来源于韩国经济计划院统计局；台湾地区1960年数据来源于台湾逢甲大学都市计划系，刘曜华，2004年《台湾都市发展史》，1973年以后数据来源于行政院经建会住宅及都市发展处编印《都市及区域发展统计汇编》。
注：相比之下，中国从1991年27.35%的城市化率起步，至2012年的22年间，名义城市化率仅达到52.7%，实际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35%左右，明显还属于城市化的前中期。
第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典型的城乡经济体，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转型过程中，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始终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而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包容性增长。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两个完全没有自然资源的孤立城市，为了吸引外来资本和资源以立足，长期实行低税政策，再分配调节力度明显弱于非孤立城市的正常国家和地区，因而基尼系数较高，但仍与拉美国家的高度两极分化不能相提并论。
综合以上五条，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五个东亚经济体所做到的，恰恰是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的标题，即可持续增长与包容式发展。因为可持续增长才能实现追赶以不断缩小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包容性发展则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如内生增长理论揭示，当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人力资本与无形资本的时候，人的普遍素质就越来越扮演中心的角色。这就需要给予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他们的后代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能够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造致富。这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的城市社会转型的发展中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就意味着要能在大大减少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发展规模经济的现代农业，同时又能保证农村转移人口能够普遍就业、住有所居和融入城市，平等地享受市民权利。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又恰恰是最难做到的。
那么，为什么东亚五个经济体，特别是同为从农业社会转化而来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做到了？它们抓住了什么不为人关注、而又对成功转型至为关键的链条呢？
东亚经验的第一条，即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恰恰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做的事，也是中国这30多年来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不过，正如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总结的，坚守这些新古典理论的建议对于增长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赶上发达国家。因为二战以后，搞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多，但成功现代化的却是凤毛麟角。
东亚经验的第二条，也是我国做的最成功之处。我国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虽然过于激进，但属于最彻底的均分土地的改革则无疑。在经过后来集体化的曲折和弯路之后，80年代初的家庭土地承包是一场最公平的均分土地运动，对于后来农产品供给的丰裕、农民逐步从土地上解放也起了奠基的作用。
东亚经验的第三条，即有效和有为的政府，一方面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另一方面提供经济追赶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如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金融政策的稳定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荡，应当说也正是中国的强项和过去的成功之处。今后需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人们公民意识的增长，国家如何与时俱进地推进法治化和民主化。
东亚经验的第四条，应当说恰恰是我们的短处。由于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废除和进行根本改革，中国的城市化长期以来走了一条农民进城离乡不离土的道路，就是农民进城武务工之后，仍然不改变农民身份和保有家乡的土地，城市户籍也不对其开放。这样往往是农民年轻时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又返乡种田。这种低成本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帮助中国以成本优势成为世界工厂。这也是至今很多人仍然对这个模式念念不舍的原因。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不准备返乡，农民工的两栖生存方式既造成了劳动力流动的巨大浪费更造成农民工及其后代的素质无法提高，同时也影响了农村规模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事实上已经走不下去。外出务工人员的流民化还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可融入的城市化市民化，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最紧迫的挑战。
东亚经验的第五条，更是我们的软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已经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分布状况变成世界主要大国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不考虑巨大隐性收入的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已接近0.5的危险水平。中国以一个人均国民收入在是世界上排名在近百位的水平，已经开始消费世界上近一半的奢侈品。全球经验表明，贫富差距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能平稳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内部的剧烈冲突、社会动荡和经济折腾，这显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特别是借鉴他们成功经验的后两条，对于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和民族复兴，显然就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