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直译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原是相对于“意译说”而言，但形式主义者却从形音义的层面过分强调其中的语言要素，却忽略了“直译说”在文化层面的合理与合法性。巴斯涅与列夫维尔认为，植根于两种文化之中的源文本与宿文本其“元叙述”（metanarrative）方式抑或“核心文本”（central text）都会体现该文化中的某些基本价值信条（beliefs），倘若两种文本在这一点上越接近，则由于文化本身的贯摄与渗透作用直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直译的文化动因应是作为民族文化内核的基本价值信条，宿语与源语在这一点上倘能做到“深层通约”，则直译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此时如果再在诸如直译/意译之类的问题上纠缠就显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讲，是否直译其前提是两种语言之间其文化内核是否存在“深层通约性”，倘是，则直译，倘不是，则意译。张隆溪曾经指出：“要能超越东西文化与历史的歧异去认识东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传统之中所存在的共享、共通与共同性，只不过通常所认识到的共同性在所有的理解与阐释过程之中倒往往以歧异出场的方式体现，这当然也包括美学经验与文学批评之中所表现出的诠释歧异。”【6】这番话其实只是中国“和而不同”之哲学观的一种阐释学疏解，但其中所提到的“共享、共通与共同”这三大特性却是对直译理论深层通约性的最好界定，这于我们理解上述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至于“功能等值说”则与传统译论所强调的“信”（faithfulness）这条标准藕断丝连，追求“功能等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追求“信”，但是在语言学范式里，其理论视野因为囿于“信”与“等值”所谓的语言层面，却忽略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动态应和关系，换句话讲，翻译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满足文化以及隶属于这种文化的各个族群和个体的需要，因需要不同，翻译就得进行相应的调适，因之其功能也必然有所殊异，这就必然与源文本所载荷并植根于其中的源语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这样一来，对于“信”或“等值”所谓的信仰与追求便被自然地消解，故此白居易当年“文章合为时而作”的主张，只需易“文章”为“翻译”，便在这里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涵义。毫无疑问，对于“功能等值说”的文化诘难必定导致关于“等值说”的文化反思，因而在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之下，其内涵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于是，巴斯涅与列夫维尔在两人合作编成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引言”中便就“功能等值”提出了如下的定义：“（等值）即指宿文本在宿文化中发挥或承担其功能的方式应与源文本在源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过其功能的方式一致。”【7】显然，这个定义所具有的内涵已经不同于“等值”概念传统的内涵，在这个定义所设定的理论框架里，为要获得所谓的“功能等值”译者无疑会要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文化整容，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视野的观照之下充分地满足“功能等值”概念现在所具有的全新内涵。其实，不同的文本所具有的不同的译本在某种文化价值系统的迁移渗透之下其功能肯定大相径庭，因译本对象不同（如前引《格列佛游记》的儿童读本）以及源文本在本土的文化定位不同，译本所应承担的功能也就不同。比如，玛库拉（Vladimir Macura）在“Culture as Translation”一文【8】中即援引19世纪捷克文化“克隆”（cloned）德国文化范型这个例子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个个案分析中，我们看到翻译的功能在当时的捷克几乎与信息的传输毫无关系（而人们却多认为信息的传递正是翻译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因为当时的捷克读者都能读原文，对于译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要求。翻译在当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的理由是要让译本成为一种手段抑或工具，借此捷克这个新诞生的民族可以“证实”（prove）自己、验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也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民族语言也可以载荷原本用德语这种强势语言可以载荷的一切东西。当年尼耶雷（Julius Nyerere）曾用斯瓦希里语（Swahili）翻译莎士比亚，正与此异曲同工，显然，翻译在这里已经超越信息传输的传统职能，从而具有了获取文化权利的全新功能。同样，森古蒲塔（Mahasweta Sengupta）也在自己的“Translation，Colonialism and Poetics：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一文【9】中借用泰戈尔的“自译”（auto-translation）现象说明了面对强势语言的压力翻译的功能调适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泰戈尔之所以选择“自译”这条道路是因为翻译可以“模仿”强势语境。回顾泰戈尔的文学创作过程，可以看出英文和孟加拉语是他的两种创作语言，但两种语言的创作风格却大相径庭，而他之所以选择英文创作是因为他十分明白，自己能否在英国、美国或者欧洲大陆博取声名，或者说这些英语国家是否会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主要的前提是看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用英文创作并以此契合于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利结构，然后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是，泰戈尔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其声誉是“丰于名薄于遇”，因为他的英文作品能够深契于英语国家的文化权利结构，并以此认同英语文化，因而使其在英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可是一旦他在一战期间挺身而出并公开发表演讲，激烈地抨击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国家民族主义潮流的时候，他在英语国家的声誉便很快下降，而更为严重的是，泰戈尔基于欧洲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范式调整自己的英文文学创作（抑或译作），这便使自己的才智发挥受到严重的阻碍，从而失去了一位天才诗人应有的睿智、情致和“诗感”（sense of poetry）。
3.西方译学研究范式：现状与未来
综上所述，“译学研究”这门学科目前在世界各地正以强劲的势头向新的世纪推进。自20世纪70至90年代（尤以90年代为代表），西方译学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在这段时期，各种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逐步形成，人们熟矜的研究传统由于相邻学科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这表明译学研究的新型范式已经得以逐步确立。
德国哥廷根学派从认识论意义上指出“文学翻译即是文学作品阐释的翻译，它将受制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既是某国文学语言的一部分，亦是一种文化活动，必将有贡献于该国文化遗产，并成为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0】弗兰克（Armin Paul Frank）甚至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这种理论无需从别的体系派生而出，亦不具思辩性质，只需具备“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透溢而出的那种特别的精神”【11】。在加拿大，译学研究正向“文化身份的认同”这个问题推进。殖民主义、双语文化、民粹主义、文化遗产、弱势文学体系以及性别角色等问题已登上译学舞台，为当代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索契机。与此同时，美国传媒的国际化正逼使译学“分心旁鹜”，认真探讨传媒所传递的文化渗透力量，而传媒学者也正在转向，试图从译学研究中获取本学科所急需的学术洞察力。学术共同体由分到合，殊途同归。范式变革拓展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科学品位，当然同时也深化了译学研究的思想力量。知识、思想、学术刷新了范式内容，使当代译学“自成高格”，为在21世纪纵横捭阖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上述范式重构以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学科整合为特点，统而言之，正是做到了德里达所谓的“视野融合”。这股大潮席卷西方，“各路诸侯”纷纷响应。比如比利时/荷兰学派告别传统的“翻译语言观”转而将翻译视作文化现象，微观的结构描写已经让位于宏观的结构阐释，同时注目于宏观体制化的权力结构及其从中衍生而出的微观层次转移。他们公开声称，90 年代的译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即就微观的实证研究而言，在范式变革的深刻影响下，该派的理论探索亦不乏新意，标举着独特的学术品格。拉姆伯特认为，任何意义上的翻译都不能独立看待，相反，它们都是各种符号处理程序发生作用以生成离散活动的结果与起点。在他看来，每一种文本、每一个单词，都包含着“业已翻译”的各种元素，这些“业已翻译”的文本中又包含着许多离散元素迄今有待翻译，因此，在译学描写工作中，“待译元素”范畴将愈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拉姆伯特的译学理论也因之被视为“目标本体实证科学”与“符号迁移实践”的结合。【12】面对90年代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建议将各种意义上的翻译都看作是一条永无尽头的符号链环环相扣、日益延伸之过程中的某一步。基于自己的译学研究，拉姆伯特提出了译学的“历史—描写研究法”，认为据此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各种翻译现象，通过讨论“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的文学而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学研究模式”【13】。关于在既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发现的各种文学类型，他也提出质疑，认为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通常并没有按照它们植根于其中的某种文化的文学来理解，而只有通过嵬集在某个既定的社会内部问世的各种经典、非经典抑或超文学的文本，通过建立某些机制使文化现象得以及时保存积淀，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些文学现象之间建立某些联系，从而真正明白这些“或能说点什么”的文学模式。但是，拉姆伯特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似乎永不消竭，就上述文学现象之间的各种联系问题，他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所谓接触/非接触、单向关系/多向关系以及分层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拉姆伯特来讲，至关重要的是要确立现存于某个既定的语言组或社会之中的某些标准以及这些标准的各个层次。拉姆伯特的思考源自其深刻的译学研究，因此影响深远，上述问题目前已在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社会学、国际关系、政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引起反响，研究正在深入。但就拉姆伯特本人而言，这些思考仅是冰山一角，范式革命尚在继续，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译学范式的重构与变革、译学思想的革新与深化，都有赖于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描写，有赖于对即便是最简单的事实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否则理论不能前行，译学便将陷入困境。
就此而言，巴斯涅、列夫维尔和拉姆伯特三者“殊途同归”。有鉴于译学研究对理论模式的现实需要，巴斯涅与列夫维尔首先对现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梳理爬抉，而后推出“实证—历史研究法”，以回应当今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并对体制化权力结构及其微观层次转移作出解释。这种模式不仅依靠诗学以及诗学手段的引进，也对再现的意象和观念予以足够的重视。自1987年起，列夫维尔即对“批评的学术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思考解构批评的复杂性、翻译分析的科学性以及翻译理论的抽象属性这些问题时，列夫维尔兼收并蓄，将文学批评与翻译批评合二论之，认为二者将使某些文化价值获得永生，同时又会摒除另一些，甚至使其边缘化。列夫维尔不但对译学研究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改造、革新了传统的研究内容、开启了独特的视野、引入了全新的研究对象，甚至还对译学研究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提出了非难，认为译学研究必须“超越阐释”，为达此目的，即不应再行期望翻译批评会继续奉献出任何客观抑或武断的阐释，相反，倒可以利用现有的这些阐释对规定文学生产与接受的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要素所构成的网络进行一番梳理。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分析以及对“重写模式”（翻译即是一种最为常见的“重写”形式）如何确保文学的恒久延续所作的分析，都必须在随时考虑诗学及各文学系统之影响的同时，也对观念体系和权力体制予以同样的关注，突出任何一方，任何理论模式都将是残缺不全的。为此，比利时/荷兰学派在向理论深度进军的同时，也从罗兰·巴特和福柯二人有关的文化理论中汲取营养，为自己的译学研究构筑更坚实的学理基础、提供更丰满的学术肌理。
现代译学研究发轫于结构主义模式，但后来的发展却是众声喧哗、流派林立。美国式的“译场”起而强调雅趣与文旨，后又耽于翻译“科学”，以规定的方式着意“求质”。早期的译学研究以各种文学手段独擅胜场，在文化迁入一方“技压四座”，尽显“功力”。其后又有分层系统理论强行施压，以“客观性”为其研究鹄的。最后，解构主义模式继之而起，不料只是灵光一闪，却早已远离文化交流，没有留下真正的印记。这些模式要求译文“纤毫毕显”，或曰尽量“客观”，常常以教条的方式努力“建构共识”，却无异于杀鸡取卵，终而导致译学“内讧”，缺乏合作的结果自然就谈不上真正的跨文化交流，遂使本学科偏居一隅，远离学术主流，边缘化的状态也日趋严重。
80年代以后，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了一系列变化。译学研究的焦点除源文本和宿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外，似乎也开始集中于以翻译为媒介各种话语以及不同的符号学实践之间的调和方式。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首开先河，受其影响，翻译的哲学观被纳入学术视野；文学批评与社会学家步福柯之后尘，亦对翻译在学术界和社会内部政治层面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90年代，这些先前尚须借助解构主义理论模式进行学术操作的翻译理论家不光仍然活跃于自身学术领域的前沿，同时也开始着力与相邻学科进行别具深意的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