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重定内官监、司、库、局等官职秩。“凡内官监十一：曰神宫监，曰尚宝监，曰孝陵神宫监，曰尚膳监，曰尚衣监，曰司设监，曰内官监，曰司礼监，曰御马监，曰印绶监，曰直殿监，皆设太监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又设长随、奉御（正六品）。”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置都知监，设官如各监。
至此明代宦官组织十二监设置完成，永乐之后，极少变动。
宣德以后，司礼监逐渐成为宦官组织中的最高机关，排名顺序列于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的人1编制及职掌渐行扩大。以人1编制而言，其他各监均设掌印太监一人，司礼监则不同，设提督太监一人，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若干人，随堂太监若干人，额设太监达十余人之多。以职掌而言，宣德以后，司礼监取得批朱权，“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
宦官干政为有明一代之弊政，明代官修之政书多讳言此事。故有关宦官之设置沿革、组织与执掌仅见于清代官修之《明史》，明代官修最重要之政书《大明会典》反无记载。自弘治朝、嘉靖朝至万历朝，三朝纂修《大明会典》，均未述及宦官组织，应非偶然。《春明梦余录》曰：
嘉靖中，詹事霍韬等重修会典疏谓：“内臣监局官1祖训置职甚详，惟弘治年间儒臣失考，不及纂述，宜查洪武年间各监司职掌何如，1数何如，编列礼典，亦以礼制治之意也。”不报。嗣是屡修会典，无人议及矣。
明代纂修《大明会典》，均系由内阁大学士主持，内阁大学士如将司礼监等宦官组织列入《大明会典》之中，则不得不将洪武祖训载入，如此一来，势必引发内阁大学士与司礼监之冲突，为免生事，内阁大学士纂修《大明会典》
时，未述及宦官组织，应可理解。
司礼监组织较大，与其他各监不同，为便宜起见，兹分为（一）职官，（二）
相关机关两方面说明：
（一）职官
依《明史·职官志》曰：“司礼监，提督太监一1，掌印太监一1，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典簿无定1。
提督（太监）掌督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随堂（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
司礼监中又以掌印太监地位最崇，权力最大，故《明史·职官志》曰：“凡内官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外廷元辅（指首辅，即首席内阁大学士），掌东厂（太监），权如总宪（指左都御史）。秉笔、随堂视众辅（指内阁大学士）。”刘若愚《酌中志》亦曰：“以秉笔（太监）掌东厂，掌印（太监）秩尊，视元辅。掌东厂（太监）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如众辅焉。”
宣德以后司礼监的职掌由宫廷礼仪转为处理章奏及代为批红，这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大弊病，也是明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弊病。司礼监太监是皇帝的亲信，替皇帝处理政务，替皇帝批红。司礼监太监因取得了批红权，自然也取得了皇帝的最高司法审判权。司礼监太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权势显赫，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明熹宗时，刘瑾被称为“九千岁”。故明人称：“司礼监太监是站着的皇帝，皇帝是坐着的皇帝。”
（二）相关机关
司礼监指挥监督之机关颇多，其中与司法审判有关者是文书房。
文书房也是内廷协助皇帝处理章奏的文书机关，其工作性质有类外廷之内阁，其重要性可知。关于其组织及职掌，《明史·职官志》曰：“掌房十1。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所谓搭票指司礼监之票拟。文书房不设掌印官，原应由皇帝直接指挥，实则由司礼监直接指挥。
又刘若愚《酌中志》亦曰：“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笔分到直房，即管文书者，打发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阁中原票，用朱笔誊批，事毕奏过，才打发。”刘若愚认为：“此系皇祖以来累朝旧制，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
又曰：“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事中票本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
文书房掌房之地位虽次于司礼监诸太监，但职司机要，参与枢密，故掌房仍自视清要，与他宦官不同。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九月，大学士刘健等言：
“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等。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至太监，太监乃进至御前。”此处所称“管文书官”即文书房掌房是也，渠等承上启下，为内廷之枢纽，俨然如外廷之内阁学士。司礼监与文书房虽无上下隶属关系，但两者关系密切。
三司礼监有关司法审判的职掌
明代司礼监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因亲近皇帝，易受皇帝信任。皇帝授与司礼监批朱权，使其取得政治权力，其中当然也包含司法审判上的权力。这些出于皇帝授与的权力，具有法律效力，可以视其为司礼监有关司法审判的职掌。
明制，各部院及直省司法案件题本奏闻皇帝后，皇帝应以朱笔将其裁决批示于题本之上，此称为“批朱”或“批红”。“批朱”或“批红”是皇帝的权力，是皇帝处理政务（含司法审判）的最高权力。但因各部院及各直省题本数量极为庞大，宣德以后，除少数题本皇帝亲批外，多数授权司礼监代为批朱。
司礼监取得批朱权后，司礼监诸太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故《明史·职官志》曰：“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纲纪，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
明代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对于京师徒罪以上案件或直省徒流死罪案件有拟罪权。三法司对京师或直省案件拟罪后，以题本奏闻于皇帝。
内阁对三法司题本的拟罪意见，加票拟，一并呈送皇帝裁决。对于皇帝的裁决，司礼监有重大的影响力。大多数一般性的司法案件题本，司礼监可代表皇帝径行批朱，或依议，或驳回重拟，或迳行增减其刑。至于少数情节重大的司法案件题本，司礼监虽不能代表皇帝迳行批朱，但可向皇帝建议如何处理，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宁王朱宸濠反逆，明武宗亲统六师，剿除反逆。明武宗因无皇太子，甚至授与司礼监太监萧敬等人如同太子监国之权。
正德十四年八月丙寅，敕谕司礼监太监萧敬等曰：“其每日题奏本，惟升授文武大臣并紧关重大事情，待奏请旨。其余俱照依府部等衙门原奏复奏事理，发下内阁，从长议处拟旨，发外施行，毋致迟致。”由明武宗的这道敕谕，可以看出明代司礼监诸太监权力之大，远远超过历代宦官干政所拥有的权力。
四掌印太监等有关司法审判的职权
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另有因个人身份而拥有的有关司法审判的职权，兹分述如下：
（一）奉旨会审大狱
明代京师或直省情节重大案件，虽均应由三法司拟罪，但拟罪之前，重大案件常由不同机关进行数次审讯。或由东厂，或由锦衣卫，或由五府、六部、九卿、六科、十三道等官审讯，情形不一。极少数特殊重大案件，皇帝甚至指派司礼监会审。司礼监奉旨会审大狱时，系代表皇帝，常主持会审，兹举例如下：
例一：弘治五年（１４９２），“（马中锡）召为大理右少卿。南京守备太监蒋琮与兵部郎中娄性、指挥石文通相讦，连数百人，遣官按，不服。中锡偕司礼太监赵忠等往，一讯得实。性除名，琮下狱抵罪。”
例二：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九月，楚世子朱英燿弑父，“诏司礼监太监温祥同驸马都尉邬景和、刑部左侍郎喻茂坚、锦衣卫都指挥使袁天章会镇巡等官往按其事。”
例三：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宗室奉国将军朱充灼等谋反，“上命械充灼等来京至午门前，命司礼监、驸马、五府、九卿、科道、锦衣卫官会审具服。
……充灼……俱令自尽，仍焚弃其尸。……张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谋反律弃市枭首于边。”
（二）奉旨主持五年大审
五年大审的对象，原则上是京师未定案的各类人犯。关于五年大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正统六年（１４４１），《明史·刑法志》曰：“内官同法司录囚，始于正统六年命（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寺卿）王文审行在（北京）疑狱，敕同内官兴安。（南直隶巡抚、工部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往南京，敕亦如之。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
明代内官（太监）起先得奉旨参与五年大审，后来则进一步得奉旨主持五年大审。
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命（金）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
景泰帝景泰六年（１４５５），“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两京会审。”由这二件事例可以看出司礼监诸太监逐渐取得主导五年大审的权力。
司礼监诸太监正式取得主持五年大审的权力，始于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
《明史·刑法志》曰：“成化十七年命司礼监一1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由上述史料可以得知，京师各类人犯五年大审制度行于两京（北京及南京）。
成化十七年，五年大审形成制度。《大明会典》即曰：“凡在京，五年大审。”又曰：“（五年大审）自成化（十七年）开始。至期，刑部题请敕司礼监官，会同三法司审录。南京则命内守备会同法司举行。”成化十七年定制以后，正式形成由内官主持五年大审的制度。
五年大审时，“凡大审录，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三尺坛，（内官）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杵也。”内官曾主持五年大审者，常引为毕生之荣耀。《明史·刑法志》即曰：“内臣曾奉命审录者，死则于墓寝壁，南面坐，旁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即引囚鞠躬听命状，示后世为荣观焉。”司礼监太监主持五年大审之事例如下：
例一：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夏四月己酉，“命司礼监太监张永同三法司堂上官审录罪囚，敕谕永曰：‘朕惟刑狱重事，自古帝王必致谨于斯，朕嗣承大统，仰体上天好生之心，特别慎重，兹当天气炎热，恐轻重罪囚，或有冤抑，致伤和气。特命尔同三法司堂上官，从公审录，死罪情真者，候决。其情可矜疑，事无证佐，并应枷号者，详具以闻。徒流以下，减等发落，笞者并释之。’于是永会三法司具以狱谳，前后得可矜疑者六十一人，俱减死充军。其情重者，仍杖之百而遣之，免枷号者十有五人，依原拨发遣，以不孝告而有息词者七人，杖之百，俾归养，自首并笃疾放免者八人。”
例二：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八月丙辰，“大审狱囚，释重辟七十一人，俱遣戍，余减等有差，应决赦者五百五十人，照旧监候。”
明代司礼监奉旨主持五年大审（最早为六年，后改为五年），虽然列入《大明会典》之中，但事实上司礼监诸太监奉旨主持五年大审之事，并不一定如期按五年一次的方式进行。有明一代，成化年间系如期举行五年大审，万历年间则鲜少如期举行。
（三）奉旨会审热审案件
热审的对象，原来是京师未定案的轻罪人犯，后来扩大到京师、直隶及各省未定案的各类人犯。关于热审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永乐二年（１４０４）。《明史·刑法志》曰：“热审始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而已。寻并宽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谕三法司录上系囚罪状，凡决遣二千四百余人。……（七年）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实犯死罪外，悉早发遣，且驰谕中外刑狱悉如之。成化时，热审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
自永乐二年至成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５），朝廷施行热审时，多系令三法司会审，有时或加入五府六部、六科给事中或锦衣卫等衙门会审。自成化二十二年（１４８６）起，司礼监奉旨会审热审案件，自此以后，热审形成制度。
《大明会典》曰：“成化二十二年夏，谕法司、两京，令司礼监太监、守备太监同三法司堂上官会审：……死罪情可矜疑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不许迟慢。”
热审自司礼监太监参与会审的制度形成后，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大明会典》曰：“每年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复将节年钦恤事，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照例审拟具奏。”
（四）管辖审理宦官犯罪案件
明初，宦官犯罪系由三法司管辖审理。例如刑部十三司中，浙江清吏司带管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等刑名案件；江西清吏司带管御马监刑名案件，湖广清吏司代管司礼监、尚宝监、尚膳监、神宫监等刑名案件。可见明初宦官犯罪案件系交三法司审理。
明代正统以后，司礼监权势愈来愈大，宦官犯罪案件逐渐不再由三法司审理，而是由皇帝依个案来决定宦官犯罪案件的司法审判机关。
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刑部等衙门制定《问刑条例》，其中《职官有犯条例》
规定：“内官、内使、小火者、阍者等犯罪，请旨提问，与文职运炭、纳米等项一例拟断，但受财枉法满贯，不拟充军，俱奏请发落。”这条条例在弘治至正德年间，大体上是被遵循的。上层宦官犯罪，皇帝多谕令三法司会审（如正德五年刘瑾案）。中下层宦官犯罪，皇帝多批交司礼监审理，但也有交锦衣卫审理者（如正德十六年涉及宁王案之华真案）。
宦官犯罪案件由司礼监提督太监管辖审理，弘治年间即已有之，嘉靖年间渐成定制。《明史·刑法志》曰：“嘉靖中，内臣犯法，诏免逮问，唯下司礼监治。刑部尚书林俊言：‘宫府一体，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不当废祖宗法。’不听。”宦官犯罪案件，由司礼监提督太监管辖审理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末，他们成了不受三法司管辖审理的一批特殊分子。兹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十月癸卯，“南京监察御史姜绾等既劾奏太监蒋琮罪，刑部请移文于南京法司窍实，琮上书自辩。……上命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锦衣卫指挥杨纲偕往，绾等及琮更相奏诉，绾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
例二：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十二月戊辰，“司香奉御李元芳以滥收亡赖，下司礼监论罪。”
（第四节）东厂
一序言
明代东厂是皇帝敕令设立的，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直接掌控的特务机关。东厂虽是特务机关，但因受皇帝信任及授权，其权力愈来愈大。除缉事衙门本来应有的（一）缉事（缉访、访缉）、（二）告劾（告言、告发）、（三）拘拿（拘提、逮捕）与缉捕、（四）监禁、（五）审讯（侦讯）、（六）移送审讯、（七）移送拟罪等权力之外，东厂还有（一）监视审讯及拟罪，（二）奉旨会审大狱等权力。
明代侦查与审讯并未截然区分，东厂本来应有的（一）审讯（侦讯）、（二）
移送审讯、（三）移送拟罪等权力，原即系有关司法审判的权力。东厂监视拟罪及审讯的权力，明显是干涉司法审判的权力。至于东厂奉旨会审大狱的权力，更是完完全全的司法审判的权力。无可讳言的，东厂是明代司法审判制度的一部分，自应加以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