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第二个得到嘉靖崇信的道士是陶仲文。陶仲文是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后来，他来到京城，就住在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邵元节死后，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的位置。陶仲文画符念咒、除妖提鬼、治痘、预言火灾这一套把戏都玩过且很在行，很快陶仲文就得到嘉靖的器重，封为“神霄保国高士”，接着又快速得到“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的封号。陶仲文在两年之中平步青云，比他的前任邵真人还要风光。嘉靖二十年（1541），陶仲文进少师，兼少傅、少保。在明代历史中，兼领“三孤”的只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嘉靖对他的宠爱。陶仲文确实身怀绝技，他给嘉靖进献房中密术，一下子就钩住了嘉靖的心。嘉靖用过陶仲文进献的媚药--天丹铅，大为受用。嘉靖每次吃过天丹铅以后，反应异常强烈。吃药以后的嘉靖不论白天夜间，立即进入兴奋状态，昂扬亢奋不已，可以长时间的随心所欲地临御许多女人。嘉靖皇帝在这陶“真人”面前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嘉靖皇帝将政务统统交给太子以“监国”的名义处理而自己却躲起来静居修炼，就是陶“真人”出的鬼主意。太卿杨最上疏反对，被嘉靖重重地赏赐了一顿廷杖，丢了性命。据说，陶仲文其人虽然极受嘉靖的宠爱，但行事却小心谨慎，不敢恣肆。这也许是他长年能受宠于嘉靖的主要原因。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陶仲文去世，陶仲文死后，世宗痛悼不已，下旨赐祭九坛。
陶仲文死后，次辅徐阶把蓝道行推荐给嘉靖皇帝，说他“炼的丹好，有本事，能够降紫姑扶乩预测吉凶”。据说这位紫姑就是主管厕所的女神，她的乩语是最灵验的。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就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有一次嘉靖派宫中一名宦官，将一封密封的信拿到神坛前焚烧，接着询问神明的指示，蓝道行答不出，就将责任全部推给宦官，说宦官身上不干净，所以不能感应神明。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于是就在以后的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由于已经知道嘉靖信中所问的问题，所以蓝道行都能一一回答，于是嘉靖皇帝称赞蓝道行是神人，允许他住在大内炼丹。蓝道行在得宠后有点得意忘形，他假传圣旨向各地征收水银，准备用水银炼丹献给皇帝服用，这下就犯了假传圣旨的欺君死罪。这时徐阶及时地站住来诚恳地对皇上说“水银是剧毒之物，千万服不得的！”于是蓝道行被处斩，水银炼丹一事自然也就不敢有人再提了。
由上述可知嘉靖对道教的笃信和虔诚。那么嘉靖崇奉道教到什么程度呢？在给事中郑一鹏的一封奏疏中可窥见一斑，奏疏说：“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西番、汉经诸厂，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亦个有之。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嘉靖还给自己、他的父亲兴献皇帝、母亲兴献皇后、孝烈皇后方氏都起了很复杂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宝境万寿帝君”，俨然以道教教主自居，成为继北宋徽宗之后的又一位道教徒皇帝，使整个明王朝几乎变成一个道教王国。
正是在统治者的狂热崇信的驱使下，道教在明代的前中期发展到了极点。不少教徒担任着朝廷的重要官职，有的甚至位极人臣，声势显赫--如邵元节、陶仲文之流--不仅恩渥终身，且荫及子孙。当时道教的社会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所以，嘉靖皇帝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在嘉靖在位的45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如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徐阶借道士蓝道行借扶乩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
青词宰相
嘉靖搬到西苑永寿宫去住以后，潜心斋醮，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在这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青词是道士修斋建醮时向皇天上帝呈奉的奏章祝词，由于用朱砂笔写在以青藤为主要成分，掺和有多种纤维和树叶捣碎了秘制的青色的纸上，故名“青词”或曰“绿章”。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这事儿道士是外行，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
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是从宰相演化而来的，“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又相责”，这样看来，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内阁大学士”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是怎么搞出来的呢？这要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利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了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废除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政务统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实现了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高峰。可是这样一来，所有的大小庶务就要自己干了。在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自己多干点活，累点也没什么。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劳动人民出身的朱元璋精力充沛，能吃苦耐劳，但繁忙的政务也差点没把他给累死。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朱元璋终于有些坚持不住了，于是他不得不设立了内阁，从翰林院等文化部门选拔若干中级官吏，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侍从皇帝左右，协助皇帝审阅奏章、草拟诏书圣旨，实际上也就是充当皇帝的秘书之类的角色。
朱元璋是苦出身，当了皇帝还能保持劳动人民勤劳肯干的本色，可他的子孙们就没有他这样吃苦耐劳了，根本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可又不敢违反朱元璋所定下的不得设立宰相的规定，于是采取了一种变通的做法，不断加重内阁的职责，提高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到了明朝中期，政务权力几乎又全部归于内阁，所有的奏章先由内阁辅政大臣看过，拿出处理意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叫“票拟”。皇帝看了没什么意见，就用红笔把这些意见抄一遍，叫“批红”，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就成了正式的谕旨，不同意的发回内阁重拟。这样的做法等于内阁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连六部尚书有事也必须请示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
那些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身份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上披阅奏章草拟批示，那么文字功夫肯定是出类拔萃的，替皇上撰写青词更是小菜一碟。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于是像这样非本职的工作，内阁大学士们干得却十分起劲。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便是其中之一。
严嵩，字惟，号介，又号勉庵，江西袁州府分宜（今新余市分宜县）人。严嵩是明代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的进士。中进士后不久，就回到家乡潜心读书10年，练就了一手极好的古文、诗词的工夫。据说严嵩所作青词无不合乎嘉靖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青词、贺表、仙丹，是严嵩借以升官的一个阶梯，也是他打击政敌所凭借的工具，他就是登着这一阶梯由礼部进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有名的“青词宰相”。严嵩成为“青词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作为嘉靖朝的内阁首辅，他前后专权达20年之久，炙手可热威震朝野。
然而有一个人却用“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的方法将严嵩拉下了马。这个人就是徐阶。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徐阶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而且写得比严嵩还要好。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严嵩多次设计陷害徐阶，徐阶却装聋作哑，从不与严嵩争执，甚至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虽然徐阶表面上十分恭顺，但暗地里却一直在寻找机会，心里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这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不久，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
嘉靖入住西苑永寿宫后，不见任何妃子和宫女，将所有国家政事全部交给严嵩。从此君臣难得相见一次，也不和严嵩之外的任何官员接触，更不上朝理事，这就给奸臣严嵩和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供了极大的一个擅权的空间（在嘉靖朝的后半期，严嵩与陶仲文成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严嵩贿赂陶仲文，陷害忠良，与他儿子严世蕃在朝廷狼狈为奸。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
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严嵩掌政时，朝野上下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称呼，“大丞相”指的是严嵩，“小丞相”指的就是严嵩的独子--严世蕃。严世蕃生得“短项肥体”，还瞎了一只眼睛，是个“独眼龙”。但这个“独眼龙”严世蕃却天性聪颖，文才比其父犹有过之，而且通晓时务，熟悉国典，尤其擅长揣摩别人的心意。嘉靖的诏书向来语焉不详，而严世蕃则能从只言片语判断出他的喜好，票拟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但严世蕃后来耽于酒色，对于研究如何拍皇帝的马匹也不怎么热心了。当时的严嵩年老体衰，已经江郎才尽。原本一直靠儿子给圣上献青词，如今儿子不干了，只好自己腆着脸写，当然他那些干巴巴的文章惹得嘉靖十分不满，再加上严嵩自己胡乱揣摩上意，经常拍错马屁，嘉靖慢慢对他疏远了。于是徐阶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借神仙帮忙，搞垮了严嵩。
过程是这样的。针对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的特点，徐阶设法表明罢黜严氏，乃是神仙玉帝的旨意。当时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都已“仙逝”。于是徐阶将蓝道行推荐给嘉靖，为嘉靖预决吉凶祸福。由于蓝道行串通嘉靖心腹太监，所以言事每每奇中，使嘉靖深信不疑。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严嵩有密札进呈，徐阶事先通告了蓝道行。蓝道行于是进行扶乩活动，预告说：“今日有奸臣奏事。”一会儿，严嵩的密札送到了。这样，通过仙语道术，在嘉靖的心中严嵩就有奸臣之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道士蓝道行为嘉靖扶乩。沙盘上出现了一行字：“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嘉靖问：“贤者为谁？不肖又是哪个？”。蓝道行回答说：“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嘉靖又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上帝何不震而殛之？”蓝道行机敏地回答说：“上帝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这番话，对崇信道教的嘉靖震动很大。接着，徐阶又令御史邹应龙趁热打铁，上疏弹劾严嵩。邹应龙很快写成《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弹劾严嵩纵容其子严世蕃“念污误国”诸罪，洋洋洒洒有数千言之多。世宗读着邹应龙的奏疏，思考着蓝道行扶乩之语，终于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致仕。
严嵩倒台后，徐阶荣升首辅，开始了一代名相的执政。
嘉靖迷信道教，所谓“上有好，下必有（仿）效”。《万历野获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荒唐的事。辽废王朱宪节也喜好方术，而且极为淫虐。当时为了讨好嘉靖，他也假装崇奉道教，得到了“清微忠孝真人”的赐号，并赐给他金印及法衣、法冠等东西。朱宪节每次出门都穿所赐的道士衣冠，前面仆人扛着诸神免迎牌以及拷鬼的械具，十分可笑。他往往不请自来地闯入民家，说是为他们斋醮，斋醮后就要求酬谢，十足是一个无赖。他又胡说什么符咒妖术，必须得到一个活人的头，正好街上有一个叫顾长保的醉汉被朱宪节看见，一刀割去了头颅，使得一城惊怪。
嘉靖长期沉迷于道士们的斋醮、丹药、房中术，但这些非但没能强健他那本就孱弱的身体，使他长生不老，羽化登仙，反而由于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加速了他生命的逝去。嘉靖在六十岁的时候已经重病不起，太医多次诊治无效。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他在乾清宫去世，死的时候肚子鼓胀得很高，估计是许多药丸还没有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