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国文说帝王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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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刘项原来不读书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据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的谈话里,提到这件事,他认为秦始皇杀得并不多,或不够多。然而,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几近斩草除根地收拾让他觉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子孙万代坐稳皇帝的位子;从此可以放下心来,再无文人跳出来犯上作乱。哪晓得,事与愿违,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

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六百四十名儒生坑于咸阳,是嬴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一九三三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块焚书碑,记叙这件事。当时,上海一些报章,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在于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罔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职称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的。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嬴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集会,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至少,他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撒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计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干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鸡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嬴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吗?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屁,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周青臣的赞颂,虽有谀词之嫌,但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很难了解淳于越一定要发这次难,所为何来了。是学问太多了的呆气,还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还是蛋糕块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风头欲望,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他之这样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调的办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着趋前一步,发了一通事不师古,而能长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后话锋一转:“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这意思,谁都听得出来,他才是顶刮刮的诤臣。

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对这位山东老夫子的指责,并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议”,让大家讨论,够风度。坏就坏在李斯身上,提出了焚书的主意。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发明权,应该属于李斯,而不是秦始皇。

不过,李斯立论的基点,师今而不师古,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很具辩证法,很符合时代发展的逻辑。生活不会停滞不前,它要发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前人的阴影里。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在历史上留过多么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过去的,也就过去了。若是后来者,仍旧抱着棺材板板不放,说相同的话,做不变的事,走一模一样的路,连放屁也是一式的气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没出息的侏儒而已,而侏儒是绝成不了气候的。

但他出的焚书这一招,实在够糟、够恶、够讨厌,谬种流传,贻患无穷,不但希特勒学得很是地道,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红卫兵小将,也一个个无师自通地成为他的衣钵传人。那些连笔都握不好的手,在华夏大地上点燃起的焚书之火,不知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啊!秦始皇焚书,多少还有些选择,医学的书,农耕的书,是不烧的,而革命小将们的焚书,凡线装书,凡直行排印的书,凡文言文的书,凡外国人写的书,凡能归之于封、资、修的书,一塌刮子都往火里扔。这种焚书的极端主义,那才叫干净彻底。如果嬴政借尸还魂的话,对小将的这份革命洁癖,也会钦佩得无以复加,而自惭不如的。

秦代的书,是竹简,不大好烧,但烧起来,火光烛天,肯定更壮观些,但灰分较大,残留下的灰烬,也肯定会堆积成山的。据说,在陕西省的渭南县境里,一条叫做“沩水”的河岸边,至今还有暴露灰层的秦焚书灰堆的遗迹。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诗人,可能到此一游,写了一首《焚书坑》的七言绝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后两句,脍炙人口,人们常常引用来说明,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秦始皇把书烧了,接下来的汉代,却是继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后,中国出现的又一次文化高潮期。

嬴政以后的皇帝,好像悟过来了,焚书无用,焚了还可以再出版,出版了还要再焚,多费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脑袋摘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干脆,治标不如治本,收拾知识分子,为上上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让你写不成书,朕还用得着焚吗?这世上不就有一个司马迁吗,敢在受了宫刑以后,还有毅力去写《史记》的。绝大多数的文人,都会为了上保头颅,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顺民的。

中国皇帝好焚书者,此后还有过好几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种统一思想,传之万世的宏图大略,多为陷于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纯属玉石俱焚的自弃自毁的行为。如梁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兵围建康期间,曾经“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尽。所聚百橱图籍,一皆灰烬”。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围城破之日,下令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其中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八万卷书,梁武帝收藏的内府书画数万卷,统统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这两位弟弟,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

后来,萧绎被北魏俘虏了,有人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吗要烧书,你不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吗?他的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谈到这件事时,不禁叹息:“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

皇帝焚书,固然可恶,十分可恶,但应该看到,在中国焚书史上,他们焚的书,只是冰山可见的一角,而不可见的水面下的那九分之七,全是非皇帝的焚书者,对于中国文化所造下的罪孽,那才是罄竹难书的恶行呢!

就以渭南县焚书坑所能看到的残留物,何其可怜巴巴;对照近年来发现出来的兵马俑遗址的焚烧规模,再联想史书所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两相比较,秦始皇焚书,真是小儿科得很,而不读书的刘邦先生,特别是西楚霸王项羽先生,放起火来,那才是大手笔。项羽西屠咸阳,连咸阳宫、阿房宫、六国离宫、秦陵都烧得片瓦不存,什么竹简就不会留下来的。

秦始皇焚书时被例外允许保留的医学、农耕书籍,从此荡然无存,连片纸只字都找不到了,这不是项羽干的好事,还有谁!所以,是秦始皇烧书厉害,还是西楚霸王和他的江东子弟,还有那些趁火打劫的老百姓烧书厉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上吉尼斯纪录大全,秦始皇是第一位官方焚书者,那么,第一位民间焚书者的桂冠,给项羽戴上,是当之无愧的。

项羽那么勇敢地放火,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虽然他做过“虞兮虞兮可奈何”的诗,与现在一些附庸风雅的先生,胡诌两句打油诗的水平,相差无几。正因为他没文化,不读书,所以比谁都恨书,就如同“文革”期间,只有初中和高小水平,而且老不及格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恨书,恨老师,焚起书来,一点也不会手软,是同样的。

别看项羽是楚贵族,但满脑袋装的全是小农意识,在咸阳捞了一票以后,就要衣锦荣归,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拥着虞姬回江东去了。在中国,凡具有小农意识的阶级或阶层,都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存有一股狭隘的排斥的警惧心理,若说爱屋及乌的话,自然也就恨人及物,这是他能够连眼皮不眨一下地大焚其书的内心动机。这就可以理解红卫兵,像疯了似的一定要踩上千万只脚,让老师、教授、学者、专家、走资派,一切有文化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恐怕也是这种拒绝文化的偏执心理在作怪而已。

由此可知,不读书的人,造反可能是把好手,革命也许可能坚决,做一个冲锋陷阵的痞子,可能是块好料,但指望他们尊重知识,爱护文化,珍惜图书,摆脱愚昧,无异于“与虎谋皮”。当时,“文革”发动者不会让读书人去焚书,因为他的手必定会抖,即使在胁迫下,手不敢抖,良知也会战栗不已的。所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的“文革”狂飙中,大量发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一马当先,成为焚书的积极分子,道理就在这里。越无知,越愚昧,越没有头脑,越容易迷信,越个人崇拜,越便于驱使。我记得,在那个颠倒的岁月里,一群小将在小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口贴出一纸勒令,不许他们出售一种名叫“太妃糖”的糖。可笑的,大家对这种无知不敢笑,更可笑的,商店居然将一块块糖纸剥掉再卖。

现在重提旧事,仿佛天方夜谭,所以,项羽进咸阳后,带着他的江东子弟,杀人放火,大家觉得正常;而萧何到了关中,第一件事是派出人马,四处搜集秦国的文书档案,反倒令人感到蹊跷。谬误成为真理,书籍投进熊熊的火中,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史称,项王“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他只要金钱和女人,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来造反起义,亡命奋斗的不读书的领袖们,所追求的目标。达到了物质上的大满足,和性欲上的大满足,项王还会顾及其他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恐怕连擦屁股的手纸都不顶。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像刘项这班不读书的英雄,才是焚书的真正主力。

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我想不是给秦始皇平反,只是觉得将他与希特勒比,不合适。要当真地算一算账,皇帝焚的书,远不如无知老百姓焚的书多。《大学衍义补》这部古籍里,就提出秦火和汉火的区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着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由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由于民也。”

从此,君之焚书,远不如民之焚书,继王莽之乱后,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一乱接着一乱,无论哪一乱,都是不计其数的书籍付之一炬的悲剧时代。

如果我们沿着焚书的历史线索推寻下来,就该数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动乱了。我不知道在将来修史者的笔下,这十年浩劫,会记载在第《二十四史》中。但肯定会标明为“乱”,是无法翻案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难找出一场类似的能够波及到全中国范围的乱。我那时劳改于偏远省份的一个极闭塞的山城里,老百姓连火车都未见过。一日,忽然从省城串连来的红卫兵,加上本地的忙不迭戴上红袖箍的响应者,把大堆的书,加上从县剧团抄出来的戏装、头面、盔甲、唱本,浇上煤油烧掉,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以这样一个小地方的焚书规模看,小将们那些年里,该焚掉多少书啊,这数字,恐怕神仙也统计不出来的。

所以,我想,谁要有兴趣写一部《中国焚书史》的话,真希望这书的最后一章,就在“十年动乱”这一节打住。由秦始皇开始的第一把火,到红卫兵的最后一把火,从此结束中国焚书的历史,倒不失为一种饶有兴味的组合。不过,电脑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可以将整个大英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存储在一张巴掌大的光盘上,那么秦始皇,或者刘项,或者革命小将又杀将回来,还能焚得成书吗?

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估计,这一回,这些焚书者,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