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再谈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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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官场戏与梦(3)

西太后死后,上台的满人亲贵曾经刻意铲平北洋集团。可是,即使赶走了袁世凯,也没法弄散北洋。袁世凯的影响力,不是像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对北洋六镇的精神教育,供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教育北洋军人只知有袁官保,不知有皇帝。这种授人以柄的事,袁世凯其实根本就没干过。士兵念袁宫保的好,是他从不克扣军饷;而军官和其他人念他的好,则是他出手大方,肯赏人,而且赏到点子上。只要袁世凯有心笼络谁,谁都会动心的。

阮忠枢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文案,笔头功夫了得。一次,他跟袁世凯说,他看上了天津一家妓院的妓女小玉,想要纳她为妾。袁世凯没有说什么,阮忠枢觉得他的这个东家看来是不会帮他了,也就死了心。过了几天,袁世凯拉阮到天津办事,将他引到一个小院。一进门,只见红烛高照,分明是座新房,一个丽人端坐在里面,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玉姑娘。原来,袁世凯听了阮忠枢的话,马上暗中派人给小玉赎身,并买了这个小院送给阮忠枢做新房。

袁世凯做了总统后,一次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前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入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阁上的四块大黄金表,待到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就已经在房间里了。从此之后,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心反叛过。张伯驹是袁世凯至亲,也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但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居然有他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能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北洋集团能够做大,一统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如此,袁世凯称帝之后,昔日服服帖帖的部下,却一个个都不玩活了,眼睁睁看着讨袁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一个省份接一个省份独立,“二陈汤”(指相继独立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活活“毒”死了袁世凯。

个人关系再好,也抵不过天下大势,抵不过个人小圈子的利害。一个个当日的忠诚部下,在袁世凯做了总统,尤其是打败国民党后,都成了一个个的地方诸侯,都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小集团。如果袁世凯皇帝做得好,当然他们会跟着,如果做得不好,天下大乱,自然没人乐意跟着一起殉葬。到什么时候,都是形势比人强,形势比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强。辛亥革命后,皇帝没有了,基于皇帝的纲常伦理也跟着摇晃,单凭赏赐收买建立的忠诚,没有大道理作为基础,怎么说也是不稳的。

依权卖书的光景

写了书的人,大抵都想让人看,即便是学术著作,能卖得好,作者断无不高兴的道理。不打算让人看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家署名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好像也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了。还有些学者,凑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说实在的,这样的人其实多少有几分羞耻感,自家有病自家知,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卖出去——谁不知道钱好花呢?

比较笨的是某些学者,明明就是评职称的所谓著作,书出版后,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买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成本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的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起义,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得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这样出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政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有分量的,尽管卖得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就不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

特权的庄稼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一两五钱银子,两斗半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的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人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人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关系,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人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的监督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人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用度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就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坐,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某些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人关两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旗人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

制度的内盗

明清时节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俗称与“贵、富、贫、武、威、贱”字相配。其中,户部是管财政的,油水最大。清中期以前,地方权力很小,即使督抚大员办事花钱,一文也需到户部报销。给报不给报,报多报少,户部的权力很大,但是,各部正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对业务不熟,即使有心作弊也力有未逮,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胥吏。所以,户部的胥吏,在六部胥吏中最为神气。据说乾隆年间,号称是乾隆私生子的福安康,在皇帝面前被宠得一塌糊涂,到了报销的时候,也得贿赂户部的胥吏,不贿赂,就是不给你办事。

不过,部员也好,胥吏也罢,想要弄钱,都是从账上想办法。各地的银两真的解到部里,尽管看着白花花的元宝眼热,一般来说都没法打主意。户部的银库设管库大臣一员,由四个侍郎中的一个兼任,另设郎中(类似今天的厅长)一名做司员,具体负责,下面有若干胥吏做库书,最后是十二名库兵。库书不能进库,进库运送银两的只是库兵。库兵出入,另有兵丁严加监视。进库工作,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必须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出库时,要跨过一条板凳,以示两腿之间没有藏银子,而且两手向上一拍,叫声“出来了!”,表明嘴里和手间都没有藏银子。

但是,尽管如此,清代的库兵还是可以偷银子,而且非偷不可。他们的偷盗,也是管库的胥吏操作出来的。其实,这些库兵都是胥吏们找来的。找来之后,不但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让他们以偷银子为业,于得踏实、干得放心,而且要练习如何用谷道夹带元宝。所谓的谷道,就是肛门加直肠。找来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服用一种特别的药,据说服用之后肛门两边的骨头会比较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练习,不断地用东西往肛门里塞,把肛门和直肠逐渐撑大,直到可以自由塞进拿出,才算大功告成。练成之后,再利用关系把他们找来的人选补为库兵,然后就可以偷银子了。据说,每名库兵每天出库,可以带出八十两左右的银子。应该说,每名库兵在工作结束后,都会在库里往屁眼里塞银子,大家彼此都不回避。然后带出来,跟这些胥吏分赃。后来,据说某些管库大臣也参与此事,大家都分一份,具体偷的人,就是库兵。

这样日积月累,偷出的银子其实也不少。清代制度虽严,但依旧是个无法在数目上管理的王朝。点验是很麻烦的,而且点验的结果是很可能丢得更多。所以多少年来,从皇帝到户部尚书,大家虽然都有耳闻,但只能睁眼闭眼。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确相当超群。但恰恰在这方面,也显示得特别突出。《水浒传》中十字坡的孙二娘说过,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在那个时代,皇帝和大臣基本上都要喝胥吏的洗脚水。不管你怎样防范,总会有人想出办法来,破解你的防范,瓦解你的制度。对于库兵的防范,连跨板凳、拍手说话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还是被人用肛门给钻了狗洞。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制度限制特别在意,不仅规定详细,还屡下禁令,防范唯恐不严。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破解的招法总是略高一筹。再好的制度,设置之初都可以实行一段,效果还好,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直至制度完全虚设,土崩瓦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仅仅是王朝本身,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制度。每项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从有效到流弊,再到瓦解的过程。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是在如何破解制度限制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