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亚太事务，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一年后，美、日都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美日关系就是以这种态势开始了新世纪的历程。半个世纪中，除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外，美、日始终在对华问题上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而中国则处于一种十分被动、受美日宰割的地位，尽管有时也能利用美日矛盾争得一定的利益。在美日的竞争中，美国总是对日本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每到关键时刻，都是以美国做出让步而达成妥协。太平洋战争将中美两国推到了一起，然而，中美同盟是短命的，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又回到了扶植日本的道路上去。
§§§第一节三国关系的起步与发展
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将侵略矛头指向东亚地区，打破了这一地区原有的“华夷秩序”，闭关锁国的中国和日本相继被打开国门，开始陷入半殖民化的危机。刚刚诞生半个多世纪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作为列强中的重要一员，在打开中日国门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华夷秩序”中的中国与日本
之所以存在中国与日本被打开国门或曰“开国”问题，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与西方列强发生正式国家间关系前处于“闭关”或“锁国”状态。而这种闭关锁国状态又源于东亚地区原有的特殊国际秩序，即以中国为核心的、以朝贡制度为基础的“华夷秩序”。
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华”和“夷”的概念。自先秦以来，生息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人就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和世界的中心，自称为“华夏”、“中华”、“中国”，而把周边东南西北各方的其它民族或部族称为夷、蛮、戎和狄，即“四夷”，也有东夷、南蛮、西番、北胡之说。一些居住在北部草原或森林地带的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曾一度占据中原地区，但它们都继承了中原汉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承的华夷观念。不过，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华夷秩序”是汉代开始形成的。那时，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汉皇帝的册封，而后者则向前者朝贡，前者牵制后者。这种关系与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候之间向心的上下关系是相对应的，实际上就是宗主与藩属的关系，是民族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因此，华夷秩序虽然是若干个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象欧洲的“均衡体系”那样直接发生关系。中央帝国与藩属之间虽然是一元化的上下关系，但中央帝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央帝国的感召力，因此，从本质上说，它不具有扩张性，有时所表现出来的扩张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
华夷秩序的存在基础是朝贡制度，它在明清时期趋于完备。1587年编纂的《大明会典》中列举了123个朝贡国；1764年编纂的《大清会典》中列举的朝贡国有朝鲜、琉球、老挝、安南、暹罗、缅甸、苏禄等周边国家，还有葡萄牙、荷兰和罗马教皇国等欧洲国家。清王朝还规定了各国朝贡的时间和方式。一般情况下，距京城近者间隔时间短一些，如朝鲜、琉球每年一次；距京城远者间隔时间长一些，如老挝、缅甸每十年一次；而西欧各国由于远隔重洋，无法确定朝贡之期。朝贡使必须按照指定路线从边境前往北京，在向皇帝献上贡品时，还须呈奏表文，为本国国王讨封，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在册封朝贡国君王为国王的同时，赐以“印”，允许其使用中国的年号和遵奉“正朔”，并赐予物品，作为对朝贡的“回赐”，赐品的价值通常高于贡品。可见，中央帝国从藩属的朝贡中并未得到多少物质利益，所得的只是藩属名义上的归顺。而能从中央帝国那里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是藩属们愿意归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建立在朝贡制度之上的华夷秩序有着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中央帝国衰落了，这种秩序就很难维持下去。
有两个因素导致了朝贡制度的崩溃。一是与朝贡相伴随的通商。朝贡使通常都有商人同行，他们从本国带来商品，在路途和北京特设的市场上与中国商人交易。这种交易不断扩大，以至后来成了藩属们朝贡的主要动机。特别是到了18世纪末，随着清王朝的衰败，朝贡次数不但未减少，反而显著增加，有些国家的朝贡次数超过规定次数的两倍。到这时，朝贡制度已经不能作为夷狄来归化的标志，而是朝贡者靠通商来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朝贡制度内部已经孕育出了促使它崩溃的因素。二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1541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开到中国广东，以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船接踵而来。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到鸦片战争前，中外贸易主要就是中英贸易。为了维护产业资本的利益，英国对东方的束缚自由交易的观念和制度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向朝贡制度和华夷秩序提出挑战。而清王朝仍墨守华夷秩序观念，把英国也看作不过是沿南海商路前来朝贡的蛮夷之一，而且为了保护封建经济以及限制外国人的活动，企图加强实施闭关政策。1757年，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个口岸，不允许外国人在华任意活动，外国商人必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进行贸易，活动限于指定的范围，进口货要征收较高的关税。1793年，英国政府派使者到北京与清政府谈判，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而清乾隆帝却下谕，命令将英使驱逐出国。乾隆帝的谕令特别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且认为“天朝”与“外夷”通商已是对它们“加恩体恤”，而这些“外夷”却不知足，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陈腐观念和与之相应的闭关自守政策与现实严重背离。朝贡制度和华夷秩序的危机已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曾是华夷秩序中的一个普通朝贡国。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王进贡，并接受了魏王授予的“亲魏倭王”的称号和金印。明王朝时期，日本朝贡的次数更多。据记载，日本于1381年曾答应每十年向明王朝朝贡一次；1403－1551年间，有时朝贡。1592年，丰臣秀吉侵入朝鲜，发动了日明战争，断绝了同明王朝的藩属关系。以后，德川幕府几度试图恢复同明朝的外交关系，但都落空。这促使日本改变外交政策，摆脱华夷秩序的束缚，另寻出路，以形成以日本为轴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恰在此时，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后踏上日本的土地，在日本传布天主教。基督徒的势力在日本大增，对幕府统治构成威胁，促使日本加速转变外交政策。1588年，日本发布了驱逐传教士令；1613年，发布禁止基督教的法令；1633－1639年，相继颁布“锁国令”，建立“锁国”体制。
在西欧国家陆续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建立起具有扩张性质的以“势力均衡”为原则的国际秩序时，东亚华夷秩序中的中国与日本却走上了闭关和锁国的道路。从而为后来的“开国”埋下了伏笔。
二、美利坚：西半球的不速之客
美国这个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国家，从它立国时起就对东亚和太平洋有一种特殊的情结。1783年，历时8年的独立战争结束，美英在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英国最终承认了北美13州的独立。然而，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却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美国丧失了过去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英国不再向美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免税和减税商品；美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不论产自何地，均需征收高额关税；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市场。新生的合众国处于“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的境地。困难有两重性，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又是一种机遇。对刚刚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独立的美国人来说，上述的困难正是美国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体系、开拓新市场的机遇。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的东亚，特别是中国。这种选择与西欧国家是殊途同归。
早在1275年，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就千里迢迢来到中国。20年后，他写下了《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盛赞东方之富庶，把中国和印度描绘成“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国度，使很多西方人产生了到东方去发财的欲望。后来新航路的开辟就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实现的，而美洲大陆又是在新航路开辟后得以发现并开发的。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直以为是到了印度，至死也没有醒悟过来。1507年，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几次到南美洲沿岸进行考察，最后证实这不是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所以新大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简称美洲。为了纪念新大陆的发现者，当南美洲大陆北部的一块西班牙殖民地获得独立时，被命名为“哥伦比亚”。1521年，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率领一支船队横渡太平洋，到达菲律宾，找到了到达东方的航路。此后，西方的一些航海家继续在太平洋探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库克，他发现了澳洲大陆和新西兰群岛以及夏威夷群岛。在库克的探险队中，有一位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船员，名叫约翰·雷雅德，他后来为新生的美国开拓太平洋和东亚做出了重要贡献。
1782年，雷雅德离开库克的船队，回到他的家乡康涅狄格。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向商人们游说，劝他们到亚洲发展贸易。他告诉商人们，在西北海岸以六便士从印第安人手中收购的皮毛，拿到中国可以卖到100美元；在广州，中国的茶叶、生丝都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口。雷雅德游说在新英格兰地区引起极大反响，使商人们觉得对东方的贸易前途是无限的。之后，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一股“东方热”。第二年，波士顿商人集资装备了一只商船，取名为“哈里特号”，满载人参前往中国，试图率先叩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但由于在路上遇到英国商人的阻挠未能到达目的地。
一年后，1784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出发，从船名就可看出其目的地是中国。该船首航的目的，除了赚钱做生意外，更重要的是要为美国开辟新的商品市场。船长随身携带着美国务院颁发的航海证书，所介绍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有权势的人：“最高，最具权威的，高贵、显赫、庄严、可尊、可敬、聪明、慎重的君主、皇帝、国王、共和国元首、亲王、公、伯、男、爵主、市长、议员，以及一切负有令名的城市和地方的法宫、军宫、判事和监督等，不论僧俗，凡是看到或聆读到这些特许状的人等。”8月28日，“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的黄埔港，终于到达目的地。它所带来的货物有棉花、铅、胡椒、羽纱、皮毛、人参，通过广州的公行商人很快就全部销售出去；然后又通过公商采购了带回的货物，有茶叶、棉布、瓷器、丝织品、肉桂。“中国皇后号”此行共获利37727美元。这次航行成功不仅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使美国人更热衷于对华贸易，而且也受到美国政府（当时还是邦联）的重视，国会在接到外交部长的报告后答复道：“国会对于美国公民为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的这个第一次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感到特别满意。”随船的货物管理员、陆军少校山茂召还因其成就而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意义重大：它在美国最急需时开辟一个崭新的市场，有利于美国摆脱英国在商业上的控制，进而巩固美国的政治独立；美国商人在广州受到了与其它“各夷”一样平等的对待，表明在外交和商业上已被东方大国所承认，有利于增强美国人的信心。自“中国皇后号”首航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投身到对华贸易中来。据统计，1790年，美国进口商品的1/7来自对华贸易；1784－1812年，尽管中间受到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仍有总数达400艘的美国商船来广州做生意。
东方贸易的迅速增长，使美国人越来越关注太平洋，这促使美国开始探寻通向太平洋之路，加速向西北海岸开拓。1803年，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以1500美元的代价从法国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领土扩充了一倍，密西西比河成为美国的内河。此举更为深远的意义是打通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道路，路易斯安那日后变成了美国向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阿拉斯加扩张的走廊和跳板。同一年，杰斐逊还派出了由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率领的远征队，其使命是探察密苏里河，因为该河的主要河道与太平洋水域相连接，可以为美国商人提供横跨大陆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通道。远征队完成了任务，到达了太平洋沿岸。此举被称作是“美国扩张历史上的新纪元”，极大地鼓舞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向太平洋沿岸开拓，同时也使得美国的利益在太平洋沿岸逐渐增长，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权利要求日益强烈。1818年，身为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与英国外相坎宁就路易斯安那与加拿大的边界走向进行了谈判，签署了亚当斯—坎宁协议，确定两国边界自伍兹湖沿北纬49度线一直向西至落基山脉，以西的有争议部分由两国共管。亚当斯在谈判中坚持不划定落基山以西至太平洋的边界，在美国尚无力控制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情况下，为美国保留了进一步向太平洋地区开拓、扩张的权利。1819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横贯大陆条约》，对西部边界作了如下规定：新边界从萨宾河口起，向北上溯到北纬32度线，然后沿西经100度以西的雷德河，北至阿肯色河，再沿这条河向西直至它的发源处，再向北至北纬42度线，最后沿42度线向西一直至太平洋。该线以北的主权属于美国。此举使美国第一次把边界线划到太平洋。亚当斯宣称：在太平洋沿岸的“一条固定边界线得到承认在我们的历史上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即美利坚太平洋时代。
就这样，在立国后40多年的时间内，美国这个西半球的新兴国家，不仅同东亚建立了贸易关系，而且将自己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与东亚的中国与日本隔洋相望。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其后签订的《南京条约》，打破了华夷秩序，并使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引起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鸦片贸易。战前，美国与英国一样对中国进行着肮脏的鸦片贸易，它与英国有着同样的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动机。然而，美国却不费一枪一弹，搭乘英国的便车闯入了中国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