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原因，而是以我们对外界原因的态度为转移，一个吃苦耐劳惯了的人就不可能不幸。
——托尔斯泰
（一）
1847年初夏，托尔斯泰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与哥哥们和妹妹相聚到一起。随着孩提时代的渐渐远去，这样的机会已经很难得了。
这时，托尔斯泰兄弟们都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大哥尼古拉当了军官，二哥谢尔盖和三哥德里特里都已经大学毕业，托尔斯泰自己刚刚退学回来，妹妹玛莎虽然尚未年满18岁，但已经准备出嫁了。
此次他们在波良纳相聚，主要是分割父母留下的遗产。分家的结果，托尔斯泰得到了亚斯纳亚·波良纳这片庄园。大哥尼古拉得到的是祖传的、位于切尔尼河畔的领地；二哥谢尔盖和妹妹玛莎平分了位于图拉省克拉比新斯科县的比罗尔沃那块较大的领地；三哥德里特里分到了位于库尔斯克省的谢尔巴乔夫卡村。
与其他几块领地相比，波良纳的收入要少一些，但出于对故土的留恋以及对母亲的怀念，托尔斯泰还是选择了这里。
不久后，托尔斯泰兄妹一起到法院办理了财产分割手续。随后，几个哥哥先后离开了波良纳，小妹妹玛莎也出嫁了。让托尔斯泰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再三请求之下，塔基亚娜姑妈留在了亚斯纳亚·波良纳，与托尔斯泰生活在一起。
这时的托尔斯泰，已经是一个拥有1470俄亩土地和330名男性农奴的青年地主了。摆在他面前最主要而直接的问题，就是怎样管理好波良纳庄园。
此后的托尔斯泰以其特有的热情和执着，一心一意投入到治理农庄的事务当中。他购置了脱粒机、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办起了农场；他将一部分森林划归农民经营，并取消了对农民的肉体惩罚；他还经常到村里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通过村社大会给贫苦农民一定的救济，等等。
不过，托尔斯泰的这些努力却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首先是附近的一些地主对他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他是在收买人心；一向对他疼爱有加的塔基亚娜姑妈甚至认为侄子的怪脾气又犯了，因为在她看来，农奴就是下等人，天生就应该给地主当牛做马。
而最令托尔斯泰感到沮丧和不解的是，他做的一切同样没有得到农民的理解。有的农民认为他是个怪人，可以从他身上捞点便宜；有的农民则认为他是个想占便宜的地主；还有的农民更是瞧不起他，认为他年轻、不谙世事。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依然如故，农庄里的经营管理也是毫无起色，甚至还出现了一派衰败的景象。年轻的托尔斯泰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绝不是一个心地善良、但缺乏经验的地主所能改变的。不改变国家的根本大法——解放农民，就不可能消除农民的贫困、受压迫和愚昧无知的局面。
农事改革的失败让年轻的地主托尔斯泰陷入到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一时无所适从，仿佛精神上出现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真空。他开始钻研音乐、绘画、法律、医学，甚至整天坐着弹钢琴，可是一种无名的惶惑仍然不时袭上他的心头。
1848年10月中旬，托尔斯泰将庄园交给妹夫管理，自己离开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去了莫斯科。
按照托尔斯泰的最初设想，他一方面是打算到莫斯科准备功课，迎接副博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是想换个环境，摆脱农事改革失败留下的阴影，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到了莫斯科后，托尔斯泰住在朋友别尔菲力耶夫家中。别尔菲利耶夫是个自由散漫、交游甚广的贵族。与这样的朋友生活在一起，托尔斯泰很快就将准备考试的事丢了在一边，将整个冬天都消磨在莫斯科的社交界中。多年以后，托尔斯泰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我在莫斯科的生活乱七八糟，既没有公务，也没什么正经事，胸无大志。我之所以这样生活，并不想许多人所说所写的那样，认为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过日子，其实只是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而已。再者，莫斯科上流社会青年人的处境也令人容易懒散。”
在莫斯科无所事事地过了几个月后，托尔斯泰又对自己堕落的贵族生活感到不满了。于是在1849年1月底，他又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
（二）
刚刚到彼得堡时，托尔斯泰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因为这里崭新的环境不仅让他变得勤奋起来，他还遇到了一些旧朋友和结识了新朋友。
1849年2月中旬，托尔斯泰在给二哥谢尔盖信中表示：
“彼得堡的生活对我有巨大的、良好的影响，教我从事活动的本领，并且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我的时间安排。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懒散；每个人都有工作，都忙碌；你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和他无目标过活的人，而你要独自那样过是不行的。”
此时的托尔斯泰也渐渐明白：一个人不能光谈理论和哲理，还必须实实在在地生活，即必须先做一个实际的人。他告诉二哥，他打算永远留在彼得堡，先准备彼得堡大学的入学考试，然后留在这里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托尔斯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民法和刑法这两门课的考试。可很快，托尔斯泰就又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一种新的前程又在吸引着他，他又下决心要“进入骑兵队，当一名士官生”，幻想着两年后（或更短的时间内）成为一名军官。
然而没多久，托尔斯泰再次放弃他的计划，重新过起散漫的贵族生活。一晃5个月过去了，托尔斯泰再次痛感自己在彼得堡“什么有用的事都没做，只是花费了一大堆钱，还负了债”。
托尔斯泰决心离开彼得堡，返回家乡。在回乡途中，他结识了才华出众的德国钢琴家鲁道尔夫，并邀请鲁道尔夫同他一起来到了亚斯纳亚·波良纳。
1849年夏天，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的托尔斯泰虚心地向鲁道尔夫学习，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天地中。可以说，在托尔斯泰感到苦闷无聊时，才华横溢的鲁道尔夫令他重新振作起来，并给他的艺术天性找到了一条出路。他甚至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因此，他常常接连几小时练习弹钢琴，从各种声音组合中得到灵感。他还试图提出一套理论来，题目都想好了，那就是——《音乐的基本原理及其研究规则》。
这年的11月，托尔斯泰在图拉省贵族代表会议办公厅登记了一个挂名的差事，但也只是个虚职，没什么实际职务。在此后的一年，托尔斯泰经常酗酒、打牌，或者外出打猎，有时还将大把的时间花在练琴和体操上。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对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又让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些记载：
“我已经第二天这么懒散了，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但我并未绝望，我会强迫自己去做！”
“我完全像牲口似地打发日子，尽管还没有完全游手好闲，但自己的事业几乎全都放弃了，在精神上也颓废下去了。”
“我浪费了许多光阴。起初迷恋上流社会的娱乐，后来心灵又感到空虚。”
“总而言之，简单一句话，我胡闹够了……”
也许正是不断剖析自己、抱着改变自己的信念，在1850年底，托尔斯泰决定再去莫斯科，他决心重新实实在在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在日记中，托尔斯泰称自己这次到莫斯科有三个目的：玩牌、结婚和找一份工作。
到了莫斯科后，托尔斯泰租下了一套像样的住宅，想就此定居下来。但是，他的三个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第一个目标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厌倦了，甚至觉得赌博有些卑劣下流；对于结婚，大哥尼古拉明智地建议他先将这件事搁置下来，要等到条件成熟再说。而最后一件事因客观条件限制和他主观上“又想做许多与此不相容的事”，根本没顾上去办。
一次偶然的机会，托尔斯泰读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传》。在这本书中，他读到这位美国开国元勋有一本特别的记事簿，上面专门记载自己必须加以改正的所有弱点。
这让托尔斯泰很感兴趣，他马上模仿富兰克林的做法。此后每天除了记日记外，他还记“富兰克林日志”，里面按周逐月用表格列出他希望获得的美德和品质，每一项下面都留下一块空白。每天他触犯了哪一项，就在下面的空白处打上一个叉。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托尔斯泰勤勉地遵守着斋戒，还写了一篇布道稿。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懊悔极了！我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强烈的忏悔心情……我开始信仰宗教，比在乡村时更加笃信！”
（三）
正是在一种对过去的懊悔和改变中，托尔斯泰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他先是写了一个名叫《茨冈人的故事》的吉普赛故事，随后又模仿斯泰恩《赶上的旅行》写了一部《昨天的故事》。虽然这两篇故事都没写完，但他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小说《童年》却是这个时期开始构思的。
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在开始创作的最初阶段，就曾在日记中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目的、文学与民众的关系等问题。他写道：
拉马丁说，作家们忽视大众文学，而读者多半在人民大众中间。写作的人都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写作，而人民大众，期间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却没有文学。只要作家不为人民大众写作，人民大众就不可能有文学……
一切着作想要写好，必须向果戈理在谈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那样，从作者的心灵中唱出来。……即使一位作者屈尊俯就人民大众的水平，人民大众也不会那样去理解。……人民大众有自己的文学——美好的、无法模拟的文学。它不是赝品，而是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圈子里唱出来的……
1851年的春天很快就来到了，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这个鹅黄柳绿、鸟语花香的季节，因为春天总是能令他精神振奋。“随着大自然的复苏，使自己也想要新生”。这时的托尔斯泰，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最近几年这种游移不定的生活。
4月初，他从莫斯科回到亚斯纳亚·波良纳。此次回波良纳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度假期满、即将返回部队的大哥尼古拉送行。
当兄弟两人见面后，尼古拉发现托尔斯泰总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找不到一件能吸引他的事情来做。他觉得，托尔斯泰需要彻底改变一下生活环境，于是建议托尔斯泰跟随自己一同到高加索去。
托尔斯泰很快就接受了大哥的建议。后来，托尔斯泰在他的中篇小说《哥萨克》中，借主人公奥列宁决定前往高加索这个情节，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是为了要孤独，为了要尝一尝困苦的滋味，在困苦中考验自己；为了要经历危险，在危险中考验自己；为了要以劳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为了能一下子摆脱旧的轨道，一切都重新开始，包括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幸福……
对了，那边才有幸福！他这样肯定，并且怀着憧憬未来的兴奋心情，匆匆地奔向那个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1851年4月20日，托尔斯泰与大哥尼古拉离开波良纳，踏上了前往高加索的旅程。途经莫斯科时，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然后又来到喀山，拜会他们的亲朋好友。
4年后重回喀山，托尔斯泰异常兴奋，因为这里有他的初恋季娜伊达。幸运的是，托尔斯泰在扎格斯金纳的家庭舞会上与季娜伊达重逢，这再次燃起他对这位昔日女友的恋情。后来，托尔斯泰再给妹妹玛莎的信中写道：
“我是那样地为季娜伊达所陶醉，竟令我产生了写诗的勇气。”
但与4年前一样，托尔斯泰依然没有公开向季娜伊达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一周后，托尔斯泰兄弟俩离开了喀山。从此，托尔斯泰再也没有见过这位令他难忘的姑娘。一年后，他在高加索的军营中听到季娜伊达结婚的消息，他“感到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