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秦国商鞅变法，刁民越杀越多。商鞅在法家性恶论“人性本恶，君子不可信人”思想的指导下，制定连坐等严刑峻法，还推广告密制，“杀人如恐不举，刑人唯恐不胜”，即使是一些很小的错误也要受到重罚，“偶语者弃市，犯律者连坐”，“杀人盈野使渭水尽赤”，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褚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状。
还有就是明朝初期朱元璋肃贪，结果贪官是越杀越多。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他曾经6次大规模肃贪，15万贪官人头落地，从驸马、侄儿、宰相等都成刀下鬼，其中胡丞相一案就诛杀了3万多人。杀人手段残酷之极，剥皮实草、刷洗、钩心、抽肠、凌迟等，可是结果呢，贪官还不是越来越多。
第五，彻底解放人身自由，消灭虚伪和谎言。
人身自由是人格独立的前提条件，只有人身不受别人控制时，才有诚实的表现，其行为才有道德评判的价值。虚伪是道德的最大天敌，因为本身就是虚假的、骗人的，无法用道德来评价，这就是“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卑鄙的道理。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商人经济自立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由于他们的人格不独立、没有人身自由，可能会道德败坏。马克思也认为伪善是人类最大的罪恶，并且来源于没有人身自由。马克思说：“人们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没有自由分不开的。”
按照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在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官僚阶层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腐败和堕落的问题很严重。比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现有人对自己的领导吹牛拍马，这是因为我们想从领导那里得到一些利益，这些都是由于人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造成的。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说：“以放纵的心态做事情，就会招来很多的怨恨。”
所以我们办事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群众的利益为依据。
【品故事，明心志】
懂得“诚招天下”
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过：“国家的灭亡，多数是由那些奸佞的人一手造成的。”
于是就有人上书，请求铲除那些奸佞的人。
唐太宗问裴矩：“谁是奸臣？”
裴矩答道：“等陛下与众位大臣议事的时候，您可以假装发怒，试探一下。据理力争、毫不屈从的便是刚直的人；而那些惧怕陛下的威严而曲意顺从的就是奸臣。”
唐太宗说：“不要这样做。按理说，君为水的源头，而臣是水的支流。如果弄脏了水的源头，却想得到清洁的水流，世上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呢？我如今要以至诚来对待天下的人。”
唐太宗要求自己竭诚对待下属，因此，他深为众大臣、众百姓信服，使他们对唐朝死心塌地，最终国家得到治理。
八、“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精髓
第一，返璞归真的自然管理理念
道家所倡导的是一种返璞归真，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纯洁无瑕，没有掺入任何人为因素的自然管理理念。在道家看来，当时社会的物欲横流，人的本性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因此，必须要复归，还人性最本来面目。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人的本性是什么？《道德经》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婴儿”、“婴孩”等词，认为人最本真的状态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这就是一种单纯、朴素的婴儿状态。还有在《道德经·二十八章》中讲到“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道家主张要复归到婴儿状态，复归到最本真的状态中去。而到了庄子的时候，他干脆就称赞“同与禽兽居”的原始社会，认为这才是“至德之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的本性才能得以保存和发展。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道家对领导者提出了一些要求，《道德经·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句话是说缤纷的色彩会让人眼花，喧嚣的声音则令人耳聋，错乱的五味会令人败口，奔驰游猎则令人心狂，稀有的珍宝会引诱人犯错。所以，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是只求饱腹而不求悦目，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取。也就是说，优秀的领导者要秉承一种自然的管理理念，“持而盈之，不若其以”(《道德经·九章》)，从而达到一种领导者“无为”而民“白化”的理想状态。
其实，每个生命都拥有自由的权利。在尧舜时代有一首《击攘歌》，其中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老子他老人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潜在文化的认同，提出了他“无为而治”的圣世理想，而这种管理的理念充分体现出对个体自由的尊重。
第二，致虚极，守静笃的领导修为品质
与“无为而治”的自然管理理念相对，道家要求领导者必须是“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十六章》中写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意思是：心虚没有欲望达到极点，保持一种清静无为，而且要坚定不移。老百姓都在活动，我要看他们有往有复。老百姓很多，都应该回归到他们的根本。回归到根本，则无欲无知，不争不乱，这就是“静”。“静”是人们回归到本来自然赋予人类的品行。回归到本来的品行，就可以让天下太平，这就是社会永恒的法则。如果我们能够懂得社会永恒的法则，就是“明”了；如果不懂得社会永恒的法则，愚蠢蛮干就会造成恶果。一旦明白了社会永恒的法则，就能够懂得一切。这种普遍的法则也正是治理天下的王道法则，而这些王道法则又是自然界的法则，这种自然界的法则就是“道”。“道”是永恒的，即使人死去了，但是人类所总结出的道理是会流传于世的，它永远不会消失。
“致虚极，守静笃”是道家对“理而不据为己有；万物各有所为而不自恃其能；事功成而不居其功”的精辟总结。正因为领导者不居其功，反而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功绩永远会流传下去。道家并不重视成果的激励作用，虽然也不反对有作为和建立功业，但并不以这些作为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道家强调对事业要有一种超然的态度。
道家还要求领导者不能有私心，要重视民心民意。《道德经·二章》指出：“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用“无为”的态度来处事，用“不言”的方法来施教，让万物自然生长，人们能够看淡名利，拥有一颗厚实博大的包容心，一个能够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从而做到知人并自知。所以，明代的大学问家吕坤在《呻吟语》中解释说：“举世都是我心。去了我心，便是四通八达，六合内无一些界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致虚极，守静笃”是道家对领导者“治身”的要求，是领导者提高自身素质的基本方法。
第三，“不知有之”的隐性控制模式
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经·十七章》)这句话就指出了老子评判领导者是否优秀的四个标准。
老子认为，太上型领导是领导者的最高层次，这种领导给民众的印象是“不知有之”，就好像这个领导者在人民眼中是不存在的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因为领导者真正地做到了“无为而治”，“身教不言”，他虽然隐于众，却能以无形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来规范民众的行为，让民众就能自觉的那样去做，而不是觉得有人在要求和强迫自己。
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矣。”他提倡“无为”，其实是“无不为”。“无为”是一种这样的“为”：在该不为的时候就不为，在该为的时候就要为，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处世原则，它体现的是事物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也是才能方法论中最特殊、最智慧、难度最高的、效益最好的技术。一句话，“无为”就是顺应自然和事物变化规律的管理模式。
西汉的“文景之治”，就是50多年来奉行“无为”政策的结果，用隐性的领导方式来治理国家。
着名的管理大师曾仕强分析老子“无为”思想时曾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无为当然不是不为，而是无不为。但只有站在无为的立场来无不为，才能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尽力而为。不争功也不诿过，自然一切秉公处理。”
在《道德经·三十七章》中也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白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意思是说：道永远都是顺其自然的，所以它能生养天地万物，而又无所不能作为。领导者如果能遵守道的自然规律，则万物会自己生长变化。在生长变化中，有时会有欲望，这时就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定这些欲望，如此一来，就没有欲望了，因而就能安静，天下也就会太平。
所以，老子的“无为”思想体现在治国上就是主张“不尚贤”，让领导者隐于众，使人民不知道还有一个统治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朝有一个大官叫公孙弘，他对这一点分析的比较清楚。在他还没有当官以前，他曾经给汉武帝上书：“我听说尧舜时代，并不注重官位和赏赐，而老百姓却能互相劝勉向善；并不注重刑罚，而人民却不犯法。因为当时的领导者，能够立身正直，讲究信用。后来官高位贵，赏赐厚重，人民反而不能勤劳；刑罚严重，而作奸犯科并没有停止。因为领导者立身不正，而又不讲信用……”(参见《二十五史智慧大全》)
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老子的“不尚贤”与“任人唯亲”所说的并不一样，但“不尚贤”与“任人唯贤”是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