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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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心智混沌

我们称“心智混沌”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性,但我们并非说这种特性是中国人独有的,也并非说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特性。从总体上而言,中国人看来有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欠缺,连这种倾向都没有。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只存在于很狭小的圈子里,但那些受过教育不多的人,或者那些从没受过教育的人,都很赞赏中文的结构。这种文字在律师看来,是“事前从犯”,它引诱出最显著的“心智混沌”,中国人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悔愧。

现在已有不少人知道,中文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析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不会引发任何疑问。我们并非抱怨说中文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并非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中文表达清楚(尽管有时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沌”,正如炎夏会导致瞌睡一样。

同一位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话,碰到最多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混杂在一块,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语没什么要紧的。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语这个重要的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没法用何种本能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猜谜高手,只要随意地补上原先随意略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型、说者的举止、语调和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杂技”。对一个中国人而言,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跃到另一个地方,实在平常,不足挂齿,好比看着玻璃窗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样就无法消除一个人天生的混沌感。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佬想要保持一种形象,证明自己起码还跟着这种跳跃腾挪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就像一位荒野中的猎人,在无路的森林中,用斧头“砍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每个发问,你的中国“哥们”都会用不解乃至怜悯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有毛病。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对于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任何独立思考都令他吃惊,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转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就像陈年炮座上的一门锈蚀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下死力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看着你,反问:“我?”你说:“对,是你。”他一惊,回答道:“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的脑子再一次转动,问:“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总算准确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他的心智开始按常规指令运作了。

心智混沌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你为何不在馒头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馒头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如此多的好冰,为何冬天里不用点冰,用来冷藏东西?”“不,我们城里人在冬天是不存冰块的。”一位拉丁诗人声称:“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他要是生活在中国,他会把这句格言改成:“想弄清楚事情原由的人是痛苦的。”

心智混沌的另一个标志是,一般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变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检点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傻的作法。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传送,因为三方不清楚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丙时,已经有点变样,以至于他弄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话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很不切实际。即使是那些智力优良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点什么、不减点什么,是困难的,就像斜插在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注定会发生折射现象,从水面看上去,木棍就像是折弯了。

一个观察敏锐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下面的情况:“为何要这样干?”你对一种古怪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简洁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词,来使这种含混的回答更显混乱。“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中文中一切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斗殴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要是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他了。”

“刚才叫你,你为何不来?”你突然地问一个特别糟糕的仆人。“不为什么。”他直接回应道。同样的心智混沌也会导致许多令人口瞪目呆的行为,常常惹恼做事极讲条理的西方人。厨师总是随手把一种作料几乎用完,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到做下一顿饭时,他这种必需的作料省略掉。你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承那玩艺没多的了。“那你为何先前不及时添加一点呢?”“我没有要添加一点。”这就是他自感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人结一笔账,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一通杂事,这时,他才淡定地说:“我还有一笔账没结呢。”“但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何不告诉我,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这两笔账不是一回事。”同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

我们看来最愚的事,就是延误病情的治疗。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反复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特效的奎宁划算。我们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省时,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无可救药的程度,而花上这点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周多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却是一只眼睛角膜烂了,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又大又深,就像一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的一部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类不乏聪慧,但有个毛病——他们缺心眼。”

对待受教育者,中国的教育,从不让他们明确地、真实地把握对象。西方人中有这样一个流布甚广的谣传:存在这样一些传教士,即使经文书上布满天花,他们在布道时,也不会染上这种病毒。在中国也存在同样的荒唐之事。中国的狗群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群,要是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你不会看到这样的情景:狗和狼将会跑向同一方向。实际上,它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起码就是彼此斜刺穿插。与这种躲闪玩耍的追逐相似,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如此。他常常能闻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弄得双方筋疲力尽,却没有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死咬住”这个话题。

中国这个地方反差太大:巨富与赤贫,教育高深的人与完全蒙昧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几百万的贫困无知,这样的命运,使他们目光狭隘,心智也就必然混沌。他们的处境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他们而言,天空,只是无尽浓黑中一小片稍微亮一点的黑暗。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家走远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自己周围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没有一点了解。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本能的好奇心,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心智沉入泥沼或者枯干无力了。许多中国人知道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想干什么?他们只知道尽力活着。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灵魂,还是没有灵魂。由于这事与粮价无关,他们也就没有看出什么价值。他们坚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坚信自己死后,肉体为尘,而灵魂——要是有的话——也会消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实惠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囊,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没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看法了。生活,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烦恼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并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陌生人,就满足了他的寻求终极依靠的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需要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能完全排除心理和精神因素,可以单独“培养”发展。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正因为如此,“神的启示才会给他们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