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发达国家中，流行一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社会的复杂精密，使得人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他们工作的数量和品类，要是让上一个世纪的人来做，肯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提高了工作效率，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身体习惯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尽管我们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斗，便无所事事，但人们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为自己的旺盛精力驱使，不停息地去行动。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差别意味深长。前者碰到熟人时，会问：“吃了吗？”后者说：“干得如何（Howdoyoudo）？”一方的常规是吃，另一方则是干。显而易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通常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闲散得很。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亮在子午线上之时，叫做几点钟？”
日常生活用语中，时间也是模模糊糊，“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文中还算是明确，与经纬度有干系，但“午夜”与“正午”一样，却含糊不清。一般由“更夫”来确定的晚间时分，也是暧昧不定，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打这一更，总是在阳光初现之时。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甚至也长短不一。对于我们的手表，绝大多数中国人，从不知晓。有那么几个中国人戴着手表，却从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事务，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手表内部清洗一遍，使它保持准时。一般人以太阳高度来定时间，觉得足够了。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瞳孔大小，由此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利用时间，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按照西德尼·史密斯的理论，人世中有两个档次的人：前大洪水时代之人，后大洪水时代之人。后者发现，人类的寿命再不会长得接近一千年时，因而抓紧时间多做事，以适应新时代。相反，前大洪水时代的人，不能明白玛土撒拉（969岁的老寿星——译者注）的时代已逝去，他们依旧按老习惯生活，好像生活已由长老安排好了似的。
中国人算得上“前大洪水时代的人”。像茶馆请来的说书艺人，极力招徕顾客，让人想起丁尼生的长诗《细水长流》。顾客来来往往，他依然声嘶力竭地讲个不停。唱戏的也如此，有时要连轴转，唱上几天几夜，尽管与曼谷的戏子作秀相比，要稍逊风骚。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棚里，苦苦煎熬！中国人的杂技，要是演得好，是相当巧妙好玩的，但有个让人头痛的缺陷——开场白又臭又长，因此，献艺尚未完结，外国观众就想离场。更让人惊悚的是，中国人的宴会，菜肴之多，品类之盛，不可思议。很少有老外能经受这种宴席的“考验”，但中国人还感到这种口福享受得还很不过瘾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他们最忧伤的感叹，尽管对于那些掉进陷阱的倒霉“洋傻瓜”而言，他们满怀希望筵席快点散场，但总是为一次又一次的绝望所淹没。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于按前大洪水时代的方式行事。上学，他一去就是一个白天，从日出到日落，中间只有一两次休息，用来吃饭。学生和老师都遵守不误。科举考试要考上几天几夜，每一级考试都让他们绞尽脑汁，而大多数考生经过这种疯狂的考试，却感受不到这种考试的内在荒唐。
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会让人想到他们学习过程的艰辛。中国文字，实际上也是前大洪水时代的，需要玛土撒拉这样的老寿星，用一生去修习。坦率地说，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要是迫使他们学习这种费劲难学的语言，他们永远不会有功夫去说出和写出经典之作！
中国人的历史也属于前大洪水时代，他们的史学家不但企图溯源到混沌的远古，而且长河般的史书显得冗长、混杂，既塞满各个朝代的树干，还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枯枝烂叶。只有一个毫无时间观的民族，才会编写和修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肚量”，才容纳这样的历史长河。
中国人忽视时间，也表现在他们的劳作上。前面已说过，他们劳动的精力投入程度，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很大的不同。
那些曾与包工头和雇工一起造房子的外国人，有几位希望再与他们合作一把？工人晚来早走，还时常停下来“品”茶。他们走得很远，远方的石灰坑里，拖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要是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能干上三个人的活，但他们不想这样做。要是飘起细雨，他们就会歇工。结果常常如此：尽管人们很勤奋，但进展却极慢，要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作量，可不太容易。听说有个“洋”人，对他雇来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很烦，在他们进餐时，自己亲自上阵，结果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计，他一个人就搞定了。
对中国工匠而言，维修工具是件耗时的精品“工程”。不过，要是洋人的工具，那就随心所欲了，工具不可思议地无法用了，却没有人说曾动用过它。“我可没去那儿”，这是一句很烂的托辞。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用绳子一捆，脚手架就算大功告成。整个工期里，天天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所有的经验，现在都派不上用场了。沙、石灰和泥巴，本来能用的东西，现在都无法用了。外国佬真是无奈。他就像被土人捆住手脚的格利佛，被一根根绳索拽着，这么多根绳子一起拉，他真的招架不住了。一个广东包工头的经历，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誓言和钱财融化在腾腾的烟雾里，因为倒霉的他成了鸦片瘾君子。最后，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只能把他的烂事在他面前摊开：“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砸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完全不能用。”沉默了一下，这位文质彬彬的广东人，一脸苦相，看着我们，颇有礼貌地说：“请勿说！请勿说！要有君子风度！”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耐心，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不讲道理。聪明人认为，他们厌烦我们没有耐心，就像我们厌恶他们没有诚信一样。
不管什么事情，也很难让中国人感到速度的重要。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大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好几天，只是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生了病，得在家休养！中国电报局的管理，与它应有的形象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山寨模样。
外国人最恼火的是，中国人在通常社交访问中，视时间为无物。这种访问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制的，不能超时。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要是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讲个不停。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完全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坐而论道几个小时，倾诉一空，也无率先告辞之意。有位好牧师说过：“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要是他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他非得改口不可。有过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就会像另一位忙得团团转的牧师一样，在客厅里挂出一个条幅：“天主保佑你走好！”这种赤裸裸的警告，即便一个脾气火爆的中国人，也像当头挨了一棍，他会长久反应不过来，长得可以耗尽十个欧洲人的耐心。终于，他开始讲话了，他懂得了“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真切。要是外国人能像前不久刚去世的马根济医生那样，就会感到解脱了。中国客人接踵而至，朋友又“只来不走”，浪费了接诊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要是他能像向一位学中文的学生那样直截了当，他就快成仙。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中文，便来个“牛刀小试”，结果弄得老师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