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盎格鲁-撤克逊人引以自豪的思维习惯之一，就是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旦想到问题所在，就心直口快地说出来。当然，在正式的外交和社交场合，出于礼节性的需要，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委婉的变更。但是，直爽的天性支配着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尽管在各种场合中会有一些修正。然而，与任何的亚洲民族只需短时间的接触，就能够发现他们本质上与我们截然不同——事实上，处在相反的两极上。我们并不十分重视那些繁琐的尊称，但亚洲某些地区的语言，累赘的敬语在某种程度上比中文还要麻烦。我们不擅长使用迂回曲折的方式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但中国人截然相反。比方说，中文里有许多表达一个人死亡的说法，却没有一个是很直接明了的。不管死者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还是低贱的苦力，都要使用这些委婉的说法，所要讲究的是，用哪个委婉语更合适，这之间的差异，倒是很大。这里，我们只是对于总体情况而言，不涉及用词的准确性。假如人人都像匹克威克先生那样性格憨直，说话坦率，别人一听就明白了。那么这不是用词措辞的问题，而是整个说话方式的问题。
一个对中国社会涉足不深的外国人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仅仅只听一个中国人讲话的字面意思，是不大可能明白他真正想说什么的。不管这个外国人的中文口语是多么流利，这个外国人也许能理解所有的词句，并且还可能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但是，即使这样，他仍然不能准确地揣摩出说话人所想表达的意思。原因自然是说话人没有把心里的真正想法都直接说出来，只是旁敲侧击地说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希望对方能领会他的“真实”意思，“内心”想法。
与中国人交往，不仅要对中文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而且超强的推理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会出错。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个随处可见的现象，我们举一些下层民众——仆人的例子。一天上午，家仆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地站在你面前，只是告诉你他的“姨妈”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看望她。从他的请求中，我们也许可以猜到这个仆人根本没有姨妈，或许她也并没有生病，还可以认为他压根没打算去看她。事实上，最可能的是：这个男仆与厨师发生了一些摩擦，而厨师的势力又恰好比他大一些，这个家仆也心下明白，便找了这个托词离开，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暗示了自己甘拜下风。
某个人帮了你的忙，而你又不能立刻付钱答谢他，过后你再送去，他会十分有礼貌地坚持谢绝你的钱。并且还说为了这点区区的小事而收了你的人情，会违背“五常”的，如果你坚持要送给他那是小看了他，贬低了他。如此看来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他觉得你给他的钱没有达到他期望中的数目，就像院长大人奥列佛·退斯特那样，“想要更多”。也可能是另一种意思，暗示现在或将来某个时候你要尽你最大的能力，给他更想要的什么，因此现在若是接受以后就不好开口，他宁愿你一直欠他的人情，待到他以后有不时之需时再说。
既然，中国人谈及自身利益时，都小心谨慎，谈论别人更会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得罪别人得不偿失，因此更加“如临深渊”了。中国人虽然喜欢聊天，但他们凭直觉就能判断出那些事情在这种场合不宜多说。特别是这些事涉及到外国人时，他们就会像坟墓一样从不张嘴。曾经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周围的、不动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获得了这些指点，我们与人交往的行为举止的水平就会突飞猛进。但是，除非他们明白怎样做有利于自己，而且不冒风险，他们才会开口指点。否则，他们就会继续维持沉默寡言的状态，我们的这些中国朋友会始终保持高深莫测的缄默。
最有趣味的事，就是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找到一个最佳方法，来把对某人不利的坏消息暗示给别人。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清晰直白的话语交谈，话题却还是越跑越远。更为常见的是，用转弯抹角的方式间接暗示这件事情不能说，也不该说。传信人紧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周围哪里会埋伏着暗探。他压低嗓门，小声耳语，竖起三个手指头，暗示他所指的人是那家家里的老三。他言辞含糊地议论了几句，暗示事情很糟糕，但快说到关键地方时，却突然打住，藏起了那个作用重大的关键词，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像是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对吧？”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的外国人晕晕乎乎的，什么都没弄明白。若是发生这样的事是不足为奇的，这时，你的这位“传信人”（这个叫法有误）把你丢在迷迷糊糊的半道上，还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明白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希望把坏消息都尽可能长久地隐瞒，即使要说出来，也要遮遮掩掩地暗示。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妙法”，掩饰至极，在我们看来令人惊讶又毫无意义。我们听说，一位慈祥的老祖母，无意之中撞见两位朋友在小声耳语，那两个朋友是专程过来的，他们是来通知她的那位出门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是这俩人却一再向她强调：他们不过是在拉家常罢了，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都得“摊牌”，挑明真相。我们还听说，一个离家几个月的儿子，在返回家乡的途中，到达离家最近的一个村庄时，有朋友劝他不要留下来看戏了，于是，他从中准确地推断：他母亲去世了！有一次，我们曾经受人之托，转交一封信给一个远离故乡的人，信的内容大致是：在他外出期间，他妻子突然死了，邻居发现家里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所有东西通通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原本应该留给他这个可怜的人。但是，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显然不合真相的大字：“平安家书”！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本事，还经常表现在应该使用数字时却故意不用。于是，有五个分卷的书，便以五常的顺序：仁、义、礼、智、信，分别命名，划分1到5卷。《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书的分类方式，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按照偏旁部首排列，而是根据十二地支的顺序来排列的。在科举考试时，考生所用的房间的名字，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千个无重复的字来作标记的。
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家人和外人对已婚妇女拐弯抹角的称呼。一般已婚的妇女们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称呼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通常人们称呼她为“某某他娘”。于是，一位你熟识的中国朋友会对你讲起“小黑他娘”的病情。也许你从来不知道谁家里有“小黑”，但他却坚信你一定知道。但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十分令人尴尬了。这个妇女也许被称做“小黑他婶”，或者其他拐弯抹角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意思指他是在家外面干活的；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找不到暗示夫妻关系的词语，经常在称呼自己丈夫时，就不免有些困窘，有时称“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妇女被逼无奈，只能用职业来称呼她丈夫——“油磨坊是这样说的！”
一位颇有威望的中国将军，在向战场开拔的途中，对沼泽地里的一群青蛙鞠躬，希望他的士兵明白：这些小家伙勇气可嘉。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而言，这位将军对士兵要求很强的“顿悟力”。但同那些与中国人一直打交道的外国人，则需要超凡的“顿悟力”。有一年临近春节，这每年一度的“年关”，是还债的高峰期，我的一位熟人遇见我后，做了一些“颇具禅味”的手势。他用手指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不说一个字。尽管我惭愧地说，我不明白，但这种不明白，被视为“装傻”。他认为通过他的手势，不难看出他想借点钱，同时又不想让别人知道，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贪吃）喝（酗酒）嫖赌”，这个词语是指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如今还得加上“抽”（鸦片），人们说话时，会伸出一个手掌——“五毒俱全”，意思是他的恶习真够全面的。
中国人的礼仪复杂，一个人可用很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别人的轻视，这是中国人拐弯抹角的又一范例，不过，这些拐弯抹角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很荒唐。比如信纸的折叠不对，就可能含有某种故意的轻蔑。开头用作敬称的汉字，要比其他汉字“位高权重”，写在最高一格上。要是忽略顶格这一点，所体现的蔑视，要超过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开头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上，一言不发被视为无礼（个别不能讲话的场合例外），如同没有到合适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客人的身份送出相应的距离。许多基本礼仪动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小“程序”，就可能暗隐着一丝轻蔑，中国人会马上察觉，但那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尽管无数次成为这种轻蔑的牺牲品，却浑然不知自己从未得到真正的礼遇！中国人愤怒时，常常恶语相向，但那些具有文学天赋的人，会用文雅的暗语来快意地表达恶毒的咒骂，而其中的真正含义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领会，就像一颗包着糖衣的苦药丸，含在口中，品味一番后，才会感到糖衣里面的苦味。于是，“东西”一词，原意为一件物品，其引申义，用于称呼人，则是辱骂。但这个意思也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一件东西”。
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随意低声当场虚构出“还算过得去”的借口，这种超凡的想象力令人惊奇。只有外国人才会把“找借口”当回事，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即兴创作，是一种顾面子的巧妙方法。而即使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应强求自己上天、下海、钻地，去穷追不舍。对他们而言，时刻探索真相已成了一种难改的积习。到了绝路上，那些最无知的中国人也能保证自己“东方不败”，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盾牌，保证自己全身而退。他“不知道”，他“不懂”，申明这两句话，如同宽容一样，掩盖了许多罪过。
每天发行的《京报》，对我们这个主题，能提供最充分的例证。任何地方比不上《京报》，它用文言文大大地丰富发展了“指鹿为马”的技艺，而且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即便在“表面光”的中国，没有比《京报》这个精彩的镜头更能呈现真相了，尽管它是个半透明的镜头，但它摄入的关于中国政府的真相，要超过其他所有窗口的总和。中国人对任何事情总是不讲真实原因，而拐弯抹角地暗示，要是这是普遍真理的话，那么，从一个人的冠冕堂皇的表述中去猜测他里面的真实含义，便是你别无选择的事情了。中国官方生活是最完美的例证，其中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这两点，都是无与伦比的。《京报》“头条新闻”栏目充满着老官员浑身病痛的描写，说他们都渴望告老还乡，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要是他的“泣血哀求”被拒绝，反而要他回到岗位上，又是什么意思？那份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确认无罪，如同每一份奏折上声称，只是犯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错，这难道意味着奏折的作者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那位高官真的干了那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我们断定，每一位细读《京报》的人，通过研判每一份文件，要去逼近文件背后隐藏着的真情，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这要胜过阅读有关这个帝国的所有的著作。但是，假如将来任何一个“蛮夷”，依然要靠暗示的途径了解中国人，只能听其言猜其意，弄得他真是像一个中国人，难道我们那时就没有理由去担心迷失西方人自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