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就是汉景帝即位的第三年，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起兵造反，为首的是吴王刘濞。吴、楚七国之乱的导火索是晁错的“削藩”。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代皇帝就分封同姓宗室为诸侯王，旨在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各个诸侯国实力雄厚，如齐国有70多座城池，赵国、楚国和吴国都有50多座城池，诸侯王拥有封地内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权力极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诸侯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越来越觊觎皇帝的宝座。早在汉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都发动了武装叛乱，虽然被平定，但也给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汉景帝即位后，内史晁错主张削藩，即削夺藩国的部分领地，使其力量减小，从而无力对抗中央。汉景帝支持削藩行动，并首先拿赵国和楚国开刀，继而轮到吴国。吴王刘濞和汉景帝早有过节。汉景帝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刘濞的儿子到长安朝见。一次，刘濞的儿子和汉景帝因下棋发生了争执，汉景帝一怒之下拿起棋盘砸死了刘濞的儿子。刘濞因丧子而迁怒朝廷，从此不再朝见皇帝。当时的吴国是汉朝最富有的国家，煮海水为盐、挖铜矿铸钱，富甲天下，刘濞自认为实力强大，有了夺取皇位的能力，于是利用削藩为借口，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联合楚、赵、济南、淄川、胶东、胶西六国发动了叛乱。惊慌失措的汉景帝连忙杀了晁错，一面派太常袁盎劝刘濞退兵，一面派太尉周亚夫率领大军平叛。志在夺取皇位的刘濞当然不会因为汉景帝杀了晁错而退兵，继续向长安进攻。但是七国的军队真正向长安开进的只有吴、楚两军，其他诸侯国不是踌躇观望，就是后院起火、自顾不暇。吴、楚两军前进到梁国和梁军发生激战。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他知道，如果叛军攻入长安推翻了汉景帝，自己也没有好下场，于是拼命抵抗，吴、楚两军损失巨大，无法前进。这时，周亚夫率领汉军抄了刘濞的后路，截断吴、楚军队粮道，吴、楚军队不战自溃，全军覆没。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逃到福建被东瓯王杀死。其他反叛的国家也纷纷瓦解，被各个击破了。平定叛乱后，汉景帝继续励精图治。他和汉文帝一样，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也十分爱惜民力，经常免除一些劳役，使得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
经过汉文帝、汉景帝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汉景帝去世的时候，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景象。《史记》记载了当时富足的社会景象。人民群众家给人足，公家和私人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府库里的财货多得数也数不清。国库里堆放着的钱，由于太多又长时期没有用，穿钱的绳子都腐朽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太多，以至于都堆到仓库外面来了，而仓库里面的粮食很多都腐烂了。老百姓乘马代步，如果骑着母马，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聚会。住在贫民窟里最穷的人，都能吃到精制的大米和新鲜的肉。由于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人民富裕、国家殷实、经济发展，于是史学家们把这一段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它是汉代社会、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期汉朝所达到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雄才大略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是汉景帝的儿子，7岁立为皇太子，16岁继承皇位，由祖母窦太后掌握朝政，22岁亲政，在位时间长达5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汉武帝在位时期，西汉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文化发达，呈现出强盛的局面。这个盛世形成的原因，既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又有汉武帝的个人因素。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汉武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元朔二年（前127年），他根据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外，其余王子都在本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把大的王国分出几个侯国，王国不过10余城，侯国不过数十里，诸侯王势力大为削弱。
汉初以功臣为丞相，丞相的权力很大，汉武帝任用布衣丞相，丞相在朝廷无所援接，对君主的旨意不敢少许违背。为了强化皇权，汉武帝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者中间挑选一部分人授予侍中、给事中、常侍的官衔，让他们出入省禁，顾问应对，参与朝廷事务，因而形成一个特殊的决策机构，被称为“中朝”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汉武帝依靠中朝官员，把权力集中起来，中朝官员则依恃汉武帝，凌驾于外朝之上。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丞相的权力，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
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下令把全国分为13个部，每个部设刺史一名，刺史在每年秋天巡视郡国，考评地方政府的治绩，处理现有的冤案，并按照“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和惩办郡国官员。
为了集中兵权，增强中央军事力量，汉武帝不仅严格限制将军的权力，直接部署对外战争，而且通过中央政府垄断兵器制造，统辖全国部队，把兵权系于一身。同时，鉴于军队主要分散在全国各地，而只有南、北两军驻守京师的“内轻外重”局面，汉武帝陆续设置中垒、步兵、骑兵、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隶属于北军，又增设期门、羽林等部队，隶属于南军。南北军作为京师的宿卫部队，加强了汉朝廷直辖的军事力量。
在经济方面，因为汉武帝连年用兵，长期支出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汉朝廷大兴土木工程，耗尽了文景时期的经济积蓄，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困匮。所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汉武帝不得不从整顿财政入手，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算缗令”，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纳税一算（120钱）；手工业主财产每4000钱纳税一算；轺车每辆纳税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5丈以上者每只纳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又颁布“告缗令”，鼓励对违法工商业主的告发，以没收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经过算缗和告缗，汉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于是，在全国各地的商贾中间，拥有中等财富的家庭大都破产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把私人经营的冶铁、煮盐等产业收归官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设置盐官37处，铁官49处，任命当地的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铸造铁器和出售盐铁产品。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根据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措施。均输法是由大农令在各地设立均输官，把各地输往京城的物品，从出产地转运别处出售，再在出售处收购其他物品，这样辗转交换下来，最后把京城所需的物品运达长安。平准法是由大农令在京城设立平准官，接受均输物品，除去皇室贵戚所用之外，根据长安市面价格，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市场。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汉朝廷增加了财政收入，并有效地抑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造钱币，把各地以往所铸造的钱币统统销毁，而由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伎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审查铜料成色，伎巧主管刻范。这次新铸的五铢钱，又称三官钱，铸造质量较高，使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此后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通用的标准货币。这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强化的经济保证。
在军事方面，汉武帝利用招抚和战争手段，来解决周边少数民族问题，开拓了汉王朝的疆域。汉武帝着力打击匈奴的实力，解除匈奴对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威胁，相继发动了三次具有决定性的战役。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军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旗）出发，沿着黄河北岸西进，迂回到陇西地区，对河套地区的匈奴部众发起突然袭击，匈奴楼烦、白羊王大败而逃。汉朝廷收复了河套地区，在这里设立朔方（今内蒙古杭锦）、五原（今内蒙古五原）两郡，逐步开辟为反击匈奴的战略基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从陇西出发，越过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深入匈奴境内千余里，重创匈奴浑邪、休屠王；稍后又从北地（今甘肃固原）出发，经过居延泽（今内蒙古居延海），进抵祁连山区，毙俘匈奴3万多人。匈奴浑邪王迫于形势，诛杀休屠王，率领部众4万多人降汉，汉王朝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并相继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
链接：霍去病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武帝时期的杰出军事家，他的舅舅是名将卫青，他的姨妈是汉武帝的夫人卫子夫，他曾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好骑射，善于长途奔袭。霍去病多次率军与匈奴交战，在他的带领下，匈奴被汉军杀得节节败退，霍去病也留下了“封狼居胥”的佳话。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调集10万骑兵，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从东西两路征伐匈奴。卫青所部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发，越过大漠，向北挺进千余里，大败匈奴单于主力，匈奴单于仅率数百人逃走，汉军追至赵信城（在今蒙古杭爱山）。霍去病所部从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发，越过大漠，向北挺进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毙俘匈奴7万多人，在狼居胥山祭天表功，尔后班师回朝。匈奴势力由此衰弱，已经无力卷土重来，此后不断地向西迁移，而丧失对漠南的控制。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并不是为了彻底消灭匈奴，所以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在北部边疆还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自今甘肃永登至敦煌，构筑起屏蔽河西四郡的城墙，敦煌以西设置亭燧千余里，居延泽上修筑边塞数百里，对河套以东原有的长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于是“自敦煌至辽东万一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形成一条牢固的防御体系，大大增强了汉王朝北部边疆的防御能力。
当汉王朝的军队北征匈奴的时候，汉武帝立足于国家的实际利益，不断地向周边地区出兵，致力于开拓疆域的活动。
在南方，赵佗创建的南越国，作为一个内属于汉朝廷而带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政权，与汉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元鼎年间，南越国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两派，即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樛氏所代表的亲汉派和以丞相吕嘉为首的越族反汉派。亲汉派坚持“内属”，将南越的地位等同于汉朝廷分封的诸侯王；反对派则主张割据岭南地区，与汉王朝分庭抗礼。这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结果吕嘉发动政变，杀掉赵兴和樛氏，操纵南越政权，开始与汉朝廷为敌。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任命路德博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军分路进攻南越。次年春天，汉军攻破番禺（今广东广州），擒杀吕嘉等人，灭掉了南越国。汉朝廷在南越故地设立了9个郡，包括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加强了岭南地区和内地之间的联系。
在东南，当时越族分为两部，一是东瓯，二是闽越。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遭受闽越的进攻，向汉朝廷求援，汉武帝发兵前往，闽越被迫退兵而去。为了摆脱闽越的威胁，汉朝廷根据东瓯王的请求，把东瓯部众迁居到江淮地区，接受当地政府的管治。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向汉王朝求救，汉武帝派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分别率军征讨，闽越王郢恃险顽抗，被其弟余善斩杀。汉朝廷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丑共同统治闽越。元鼎六年（前111年），余善自立为帝，公然反叛朝廷。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分道前往征讨。越繇王居股等人杀死余善，归附汉王朝。汉武帝比照处理东瓯的先例，令闽越部众迁居于江淮之间，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处一起。
在东北，汉初由燕人卫满创建的朝鲜政权，尽管对汉朝廷表示“臣属”，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汉朝廷一直矛盾重重。元封二年（前109年），朝鲜王右渠攻杀辽东东部都尉，汉武帝借此征调全国的罪犯，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分道进攻朝鲜。右渠率众抵抗，多次击败汉军，但因朝鲜统治集团内讧，右渠被部下杀死，卫氏朝鲜灭亡。汉武帝以朝鲜故地，加上辽东东郡的一部分，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把朝鲜半岛北部纳入汉王朝直接统治之下。
在西南，当时生活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部族，被统称为“西南夷”，其中较大的有滇、夜郎、邛都、昆明等。这些少数部族互不统属，处于分散落后的状态。汉武帝即位之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军进入夜郎，夜郎王表示归附，汉朝廷在那里设立了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稍后，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通过强制和招诱相结合的策略，加强了汉朝廷在西南夷的统治。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调发巴蜀的罪犯和夜郎的部众，由驰义侯遗统领，平定西南夷。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又派将军郭昌征发巴蜀兵，攻略西南夷未归附者，滇王被迫投降。汉朝廷在滇国故地设立了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同时给滇王授予王印，让他重新管理滇民。西南地区从此成为汉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
在西域，汉初分布着许多国家，如楼兰、车师、疏勒、龟兹等国，大都遭受匈奴的统治。为了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前138年）、元狩四年（前119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合大月氏、乌孙等国，一起对付匈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却开通了与西域诸国的交往，从此西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而东来的西域使者和商贩，也往往云集塞下，活跃在京城长安。这使西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通过汉武帝数十年开拓疆域，汉王朝的声威“不仅西荡河源，东澹海滣，北动幽崖，南耀朱垠，而且远度龙堆，横绝沙漠，西越葱岭，威震中亚”。诚如翦伯赞先生所说，“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这种光辉渐渐向中亚扩大它的照射，大约在里海、黑海之南，便与罗马共和国的光辉交光连采，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美景”。汉王朝迎来了鼎盛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