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百年前，一位聪明的县官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修建了一座气派的县衙，他是用什么方法修建了这座县衙？一座县衙为何比高它一级的府衙还要气派？小小县衙，为什么能融大江南北的建筑风格于一体？也是在南阳这片土地上，丹河流域还有个荆紫关小镇，镇上有座比县衙还要低一级的衙署——总爷府，这座小小衙署为何竟然占据着无法取代的位置？
官衙与市井
提到官衙，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这句话，最先在脑海中闪现的画面可能就是在 “明镜高悬”的牌匾下，一位头戴乌纱帽的七品县官假模假式地把惊堂木一拍，两边的衙役们拖着长腔高喊“威——武——”，跪在大堂上的被告立刻吓得魂飞魄散，大呼：“青天大老爷饶命啊！”这个熟悉的画面在影视剧中经常出现，因此官衙在人们心中也形成了固定模式。那么，真正的衙门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让我们一起到河南南阳去看一看。府衙、县衙、总爷府，在南阳保留了这三种不同级别的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完整建筑形制，让今天的人们能够通过它们去了解过去的历史。
聪明县官与气派县衙
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的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重建于清代，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也是国内第一座衙门博物馆。它为人们留下了封建社会县级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同时又是一座珍贵的文史资料库，被誉为“一座清县衙，半部官文化”。内乡县衙内现存的建筑群均为清代重建，县衙在重建时，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这座保存完好的县衙，会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一百多年以前。
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间，正是中国的满清政府走向衰落的时候。1892年，在工部任职的章炳焘以钦加同知衔正五品官的身份来到河南省南阳的内乡县任县令。由于兵荒马乱，当时内乡的县衙门已经被捻军烧毁三十多年了。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后，这个擅长土木工程建筑的章炳焘竟然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修复了这座县衙，而且比以前历代县衙的规模都要大，功能也更加完备。
当时的清朝政府内忧外患，对地方的财政资助极其有限。为了修复内乡县衙，章知县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那就是命令每个打官司的人，赢了官司要捐一笔钱，输了官司要罚一笔钱；告状的要交钱，被告的也要交钱……其中缴费的名目之繁多，在章炳焘编写的《关于修建衙门期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到，其中明确规定：告也要钱，诉也要钱；锁也要钱，开也要钱……这真应了那首《息讼歌》：“听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有捕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地邻干证车马连，茶也要钱，酒也要钱。三班丁书最难言，审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抄也要钱。……”
这个方法很快就奏效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募集到了大笔的资金。从1894年开始动工重建，直到1897年完成，历时三年，建成了这座庞大的县衙。由于内乡县位居承东启西的关键位置，章炳焘这五品官的官衔也不小，所以这内乡县的衙门也就比南阳当地其他的七品县衙要气派好多。县衙占地共二万四千多平方米，共有房屋近三百间。整个建筑设计得体，布局严谨，中央殿堂，前衙后邸，主从有序，错落有致，前庭后院，廊道衔接，融大江南北的建筑风格于一体。民间传说，正当县衙修建历时三年将要告竣之时，章炳焘邀其父从浙江远道而来。章炳焘陪父亲观看县衙，喜悦溢于言表，问道：“父亲大人，此衙何如？”其父思索片刻，幽默地说：“房舍虽好，可惜缺少一样东西。”章炳焘一愣，随即追问：“父亲，缺少什么？”父答：“不是缺少四个轮子吗？”“此话怎讲？”“好在你卸任时将它推回咱浙江老家，供你终生享用。”
龙头在故宫，龙尾在县衙
在中国的清朝有文官回避制度，原则上县级以上的官员任职时，都要远离他的家乡500里以外上任，因此到河南南阳任职的官员中有许多是南方人，章炳焘就是其中的一位。章知县是浙江绍兴人，他本人又精通土木工程建筑，这使得他在修建县衙时，引进了许多江南的建筑要素。
在内乡县衙内，北方的四合院和南方的风火墙交相辉映，北方常见的单体硬山式建筑又被具有江南特色的回廊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建筑在风格上追求多样化，大多是为了与它自身的实用性功能相匹配，内乡县衙也不例外。它在建筑上的整体布局，服从于它作为封建社会基层行政单位的基本职能，体现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南”的传统礼制。在这一点上，全国从大到小的衙门都是完全相同的。这些相同的建制，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政治统治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文史专家说：“如果说北京故宫是封建皇权的象征，那么，内乡县衙就是封建社会一个基层政治权力的象征。”怪不得在南阳一直流传着“龙头在北京（故宫），龙尾在内乡（县衙）”的说法。
从北京的故宫到内乡的县衙，在这“龙头”和“龙尾”之间，人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致性。最直观的就是大门。在“龙头”的朱漆大门上有狰狞的兽头门环，它体现了政权的强制性特征；而在“龙尾”——内乡县衙，它的黑漆大门上也同样有一对狰狞的兽头门环。实际上，“衙门”的“衙”通牙齿的“牙”，“衙门”的原义是指带有獠牙的门。
在基本的建筑布局上则体现了封建统治的权威。在古代，中国人崇尚中央、中庸这样的价值观念，在《孟子》这本书里就有“立中国而抚四夷”这样的说法。古代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居中的位置、重视中轴线，并在兴建宫殿屋宇时将主要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他建筑对称建于两边。北京故宫就是典型的“中轴线对称”建筑结构。
无独有偶，在内乡县衙的中轴线上，也建造了重要的功能性建筑。首先是黑漆大门，“衙门、衙门，一衙之门”，谁能进入这扇大门，谁不能进来，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在大门左边竖立有“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的条碑，右边有通报冤情的喊冤鼓。由于衙门是一个受理官司的场所，所以官衙的大门只对与官司相关的人敞开，百姓平时是不能任意出入的。进入大门后就看到了第二道门——仪门，地位低一些的官吏和其他人等只能从仪门右边的小门出入，只有在上级或同级官员来访的时候，这扇仪门中间的大门才能打开。
中轴线上，仪门之后的建筑是大堂，也叫公堂、正堂、公庭、正厅等，是知县举行重大典礼、审理重大案件、迎送上级官员的地方。后面的墙上，绘有一幅重要的象征性图画——海水朝日图。图上象征县官的仙鹤正在向代表封建皇权的太阳飞去，显示了县官手中的权力来源。公案上有一些办公用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绿头签和红头签。绿头签是批捕签，红头签是惩罚签。当这些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大堂的后面，便是县令日常办公的场所，叫二堂。外人如需进入二堂是要向门房禀报的。内乡县衙的二堂又叫琴治堂，桌上陈设的笔墨纸砚营造出一种沉思的氛围。“琴治堂”得名于《吕氏春秋》中的一个典故，讲的是古代上谷县的一个县令俞子建善于用德政来治理地方，平时只在二堂上鸣琴鼓瑟，不用事事操心就将地方上治理得井井有条。内乡县衙二堂取名“琴治堂”， 寄托了封建时代官员们以德治国的最高理想。
二堂后面，位于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便是三堂了。三堂是知县日常起居之所，但凡会客、商议政事、处理一般公务都在这里进行。有些涉秘或不宜公开的案件也在这里审讯处理。三堂也是知县的一般生活区，知县可以在这里更衣或品茗、读书。三堂的东西两边院落里居住着知县的夫人与子女，知县可以在这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三堂的后面有后花园，是县令和家人游玩的地方。
顺着中轴线一路看去，从大门到后花园，呈现出衙门 “前朝后寝”的结构。前为办公区，后为生活区，一县之令的生活与工作都集中于这尊贵的中轴线上。
除了中轴线上的这些重要建筑外，在仪门和大堂的中间，中轴线的两边还对称地排列着吏、礼、户、刑、兵、工六房，对应着中央政府的六部，是辅佐知县处理专门事物的机构。六房的排列为，左边是吏、礼、户“文三房”，右边是刑、兵、工“武三房”。前述的三堂和这六房构成了县衙最基本的功能性场所。
内乡县衙是一座大型的衙门，除了三堂六房之外，还按照左尊右卑的顺序修建了许多辅助性的院落。大堂的左边为县丞衙，右面为主簿衙。二堂和三堂的两边又有东西账房、东西花厅等。东西账房是衙门里处理钱粮的地方，而东西花厅是官员的妻子和儿女分别居住的场所。中轴线旁的这些辅助性建筑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与伦理意识，即中央厅堂，两侧辅助，左文右武，左尊右卑。
在旧日的县衙中，县官统领着立法、司法和行政之责，掌握着子民们的生杀大权。大堂内陈设的刑具和兵器，显示着县令作为一县之长在这块土地上享有的无限权威。看着这些刑具和兵器，感受着官衙内肃穆森严的气氛，人们不难想象过去县官审案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