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简介
陈寅恪（1890～1969），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家、学者。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泽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还撰有《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作为一位学者，他并非一个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者，从来也没有拒绝或者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主张输入外来文化，以补救中国文化的缺失。只是如何输入外来文化，他同国内一些新潮学人见解大相径庭……深邃的学术眼光以及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心法探源
陈寅恪先生年仅13岁就游学日本，后又赴欧美，留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留学时间长达16年，36岁时回国，先后受聘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等。求学时被人称为中国最佳“读书种子”，教学中获“教授之教授”美誉，治学则被海外颂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
陈寅恪先生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的几十本笔记，其中分别用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等书写。不说信息量，只是语言寅恪先生就用了20多种。后交到季羡林先生处，先生叹曰：“这些笔记能留下来，多亏神灵佑护”！
不言而喻，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他对名国文化吸收和运用。当然，他能和王国维一起并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双子座”，除了他读书渊博的原因之外，其读书治学的经验和方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主张看原书，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近世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汇和撞击，学术界基本上有两大派别，一派以传统方法为主，为“旧派”，他们多引证材料；另一派以新潮方法为主，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多为留外学生，重理论。陈寅恪认为“旧派失之滞”，“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而“新派失之诬”，认为“新派虽有解释，然甚危险。……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因而，他觉得二者各有偏颇和缺陷，“而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所以，他提倡读原书，要有自己的思想。
这种学习方法和读书方法，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他遭受批斗和磨难的困境中，也没有动摇过。
1949年以后的中国内地，由于政治气候变换，学术开始淡化，学者们被挤向社会语境的边缘，浓郁的政治气氛，火热的革命运动使人们为新政权的每一次政治事件而亢奋、激动。1953年冬，北京方面邀请寅恪先生北上，担任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寅恪先生在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正言：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因此提出如赴任，则不学政治，不宗奉马列主义。他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切须以死力争。可谓直言不讳，毫无顾忌！
二、读书时喜写批语
与许多老知识分子一样，陈寅恪读书也喜欢写批语，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体会随时写在书上，并成为他重要的读书方法之一。不过，他的评点和批注不是简单的三言两浯，而往往是密密麻麻地写满书页的天头地脚，有眉批、旁批、夹批等多种形式。
据说他在读白居易和元稹等人的诗集时，也是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许多批语。可见他长期以来已养成了读书时写批语的习惯。久而久之，也便成了一种读书方法。
三、打通文、史，“以诗证史”
古人说：“文、史不分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困难。因为文学类的书和历史类的书都浩如烟海，能把其中某一种类的书读遍弄通，便已不易；如把另一大类的书再读遍弄通，这就更难了。所以，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只能专攻一类，倘二者打通，为文史兼通者，自古以来便寥若晨星。陈寅恪却是其中灿烂的一颗。历来研读唐诗的，多从艺术性上加以品味赞赏，很少有人从唐诗的角度去考察唐代的历史、风俗、政治和典章制度。而陈寅恪却从有“诗史”之称的杜甫的诗中获得启发，不但从新旧《唐书》中去考察唐代历史，而且从《全唐诗》中挖掘和发现了大量的材料，来进一步考察唐代的社会和历史，为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和广阔的天地，并纠正了历史文献中一些错误记载。这种独特的读书角度和方法，给后人以极大启发，步其后尘者甚多。有人甚至把“以诗证史”视为陈寅恪一生治学的主要业绩。
除了以上三点以外，陈寅恪的读书方法还有一些，例如他的融会贯通，又如他的勤奋研读等，都足以供我们学习和参考。马寅初：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名人简介
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生于浙江嵊县。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生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心法探源
马寅初在读书与治学中敢于坚持真理，以不畏权势而著称。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大学担任商学院院长。为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他四处发表演，痛斥权贵们鱼肉百姓的“经济专政”政策。他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敢言。”马寅初的演讲，触及到了四大家族的痛处。1940年12月6日，他惨遭宪兵逮捕。经过1年零9个月的监狱生活，3年的软禁，马寅初斗志更加坚定，恢复自由后又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行列。
1951年至1960年初，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50年代初他就对人口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研究。1957年7月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受到错误的批判。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字围攻和政治压力，他胸怀坦荡，无所畏惧，在《重申我的要求》中坚定地说：“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60年以后，马寅初的名字从公开的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但他仍孜孜不倦地读书，认真研究问题。在处境极为困难的年代里，他闭门一心写“农书”(农业经济学)，已完成不少章节，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这些珍贵的手稿竟被付之一炬。
马寅初对学术研究一贯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认为研究问题应当坚持四条原则：要系统地研究问题，不要零零碎碎地研究；要有批判精神，不要绝对化，说好都是好，说坏都是坏，像教徒对待圣经一样，这样是偏激的；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调查研究，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深入一个地方，研究一个问题。
马寅初治学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主张不但要解决现实问题，更要防患于未然，重视研究未来的问题。他常常教育青年一代要有预见性，说：“研究工作要眼光放得远一些，探讨的范围要广一些，要力求从多方面来研究论证所研究的问题，这样才能得出比较正确可靠的结论。”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饱尝人间风霜的百岁老人马寅初，又荣幸地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读书治学，探索真理，要做到这点并不难。但为了维护学术尊严，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不怕孤立，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却是最难能可贵的。这正是马寅初留给后世的最可贵的学风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