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从来都是以入世、修身为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道德的高尚，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孟子和孔子一样，一生中也周游列国，希望各诸侯国能实行仁政，但此时正是群雄割据的年代，“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明知如此，孟子仍以天下为己任，在40岁左右的时候，他仿效孔子周游列国，开始推行他的“仁政”主张。
据说，孟子44岁的时候怀抱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他游历了宋、滕、魏、齐、梁诸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任教期间，被尊为卿，得享相当于上大夫的俸禄，作为儒学大师，孟子有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往来于诸侯之间，其车乘之多，随从之众，已大大超过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的规模。虽然孟子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但其主张终不为当权者所用。
孟子周游列国，原本是想以他的学问、德行与才干，得到国君的赏识，进而为百姓服务。可惜当时的国君要的只是富国强兵，对孟子的仁政理想既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想真正去实践。
孟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既然如此，孟子不是生不逢时、有志难伸，既委屈又无奈吗？实际上，他照样保持着悠然自得的态度。他的观点是：“崇尚品德、爱好义行，就可以悠然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放弃义行，便能保住自己的操守；显达时不背离正道，所以百姓不会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泽广施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己立身于世。不得志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
这些话可谓掷地有声，把知识分子的抱负与风骨，完全彰显出来。他的“独善其身”，并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努力做好修身的工作，尽好人伦的责任，包括“敦亲睦邻”与“守望相助”等。至于“兼善天下”，则是依据自己的角色与职责，为百姓谋福祉，而其目的是“善”，就是与众人一起走在人生的正途上。若想将来“兼善天下”，现在就要努力“独善其身”，使自己趋于完美。看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对孟子的人格品行深深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