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刘勰在建康附近的定林寺生活了十多年了，十年的皓首穷经，十年的博览累积，已是而立之年的刘勰，终于“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开始了《文心雕龙》的撰写，他在《序志》中称尊“仲尼陈训”而撰写《文心雕龙》。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三月，刘勰全力撰写自己的论文之作。精研儒家经典之义理，深究佛门玄谈之论辩，标举文章写作之准则，探索知音赏鉴之奥秘。诗骚赋颂，有韵之文搜罗殆尽；章表奏记，无韵之笔囊括不遗。深入艺术构思之过程，辨别艺术风格之雅俗；明确文学的时代理想，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纵观文学发展之道路，体察文学自然之关系；总结比兴夸饰之方法，规范剪裁之手段。篇章字句，安排推敲精雕细刻；音韵声律，和谐流畅婉转自然。大约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至梁天监元年或二年时书成。刘勰在定林禅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这一凝结着他才智与心血、思想与情感的巨著，可以说是一剂救治当时文体解散、言辞浮华、抵制讹滥文风的良药，虽在当时未曾发挥作用，但却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气恢弘、体例完备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
（三）遇知音人
《文心雕龙》虽已写完，可是刘勰无名无权，又久居寺门之内，纵有旷世惊人之作，又怎能得到时人之肯定和承认呢？此时他想到了沈约——一个历仕宋、齐、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兼文坛领袖的人。
沈约，字休文，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年）人。其先世乃东吴世家大族。祖父沈林子曾为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参军、征虏将军，刘裕即位后，封其为汉寿县伯，迁辅国将军。沈约的父亲沈璞，文帝时官至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并以防魏有功，转淮南太守。宋文帝死后，王朝内乱，刘骏起兵夺得政权，由于沈璞未能及时响应，被宋孝武帝刘骏所杀。时年13岁的沈约四处潜逃，后遇大赦，幸免于难。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25岁的沈约起家奉朝请，并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赏识，两年后，蔡出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便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泰始五年（469年），蔡升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又以沈约为征西记室参军等职。刘宋末年，沈约入朝为尚书度之郎。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39岁的沈约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郡王萧长懋的记室。建元四年（482年），齐武帝萧赜即位，立萧长懋为太子，沈约被任命为步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受到太子的特别看重。后迁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永明年间，沈约还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为其门下“八友”之一。永明八年（490年）以后，沈约迁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以及御史中丞等职。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年），竟陵王萧子良辅政，54岁的沈约升任吏部郎。萧子良不久病死，沈约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以后，沈约晋封辅国将军。建武二年（495年），55岁的沈约被征为五兵尚书。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的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不久便召集61岁的西邸旧友沈约，引为骠骑将军司马、左卫将军。沈约趁机劝萧衍代齐而立，成为帮助萧衍成就帝业的功臣。梁武帝受禅，以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
刘勰之所以想到沈约，除了以其当朝勋贵的特殊地位，还因为沈约是一代辞宗，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他重视声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作用，与谢朓等人创立了永明新体诗，推动了盛极一时的永明文学。其五言诗清怨和谐，意境独到，骨采完备，精拔可读。更重要的是，沈约以官场浮沉数十载、阅尽人间冷与暖的通达，加之对文学本身的精通，对文坛新人奖掖有加、不吝提拔；其谦谦儒风，受到文人学子的敬重与爱戴。这些原因，使得刘勰把希望寄托在了沈约的身上，希望自己的《文心雕龙》能够见诸于世。
至于刘勰是怎样使《文心雕龙》到达沈约手中的，《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求见献书。这不禁令人想起颇为相似的另一幅历史画面：三国曹魏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撰成论才性同异的《四本论》，自己颇为看重，欲取定于当时名士嵇康，于是便怀揣书稿来到嵇康宅外。徘徊了很长时间，但终于没有勇气敲门，于是便从门外抛至嵇康家中，急忙地逃走了。显然，以刘勰当时的状况，尚难比钟会；以沈约当时之隆达，则远超嵇康。王公侯门深似海，即使想如钟会那样抛至其家，也是难以办到的。不过，刘勰还是迈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梁书·刘勰传》也作了较为详细而生动的记载。
当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时，立即被其精辟的理论吸引了，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赞，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38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四）终能奉时
梁武帝天监初年，37岁左右的刘勰“起家奉朝请”（《梁书·刘勰传》）。虽做了官，但是他还住在定林寺。“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既无官品，也没有职任；但既已“奉朝请”，则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如上所述，沈约也正是自“奉朝请”开始了其漫长的仕宦生涯。对刘勰来说，直至进入人生之中年方得“奉朝请”，似乎太迟了些。不过，以庶族寒门的身世，其父亲又战死而无功，加之久居佛门十数载，自然无法相比出身世家大族的沈约。
天监三年（504年），刘勰终于正式踏上仕途。是年正月，梁武帝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其开府置佐，网罗幕僚，刘勰有幸成为他的记室。记室之位虽然不高，然其专掌文翰，职责还是颇为重要的。正因如此，记室之人的选择相当严格。先后在萧宏幕府中任记室之职者，有王僧孺、殷芸、刘昭、丘迟、刘沼等人，或出身势族高门，根基深厚；或励精勤学，博洽群籍；或文章名世，工诗能赋；或少有奇才，为世所重。因此，刘勰一入仕途便成为萧宏府中记室而居枢要之职，亦可谓幸运之至了。
天监四年（505年）十月，梁武帝大举攻魏，命令王公以下各出租谷以助军饷，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帅，都督北伐军事。征讨北魏期间，以丘迟为咨议参军并兼记室，刘勰转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夏侯详乃齐朝勋贵，入梁以后，征为侍中、车骑将军，论功封宁都县侯。天监三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其为官有道，深为湘州百姓所称颂。刘勰改任为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其职位与记室略同，都是公府十八曹参军之一，职掌仓帐出入等务。刘勰的改任，显然并非职务的升迁，不过以初入官场的无名小辈，不宜参加征魏之大举，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夏侯详德高望重，其车骑将军之位亦高于中军将军，这对刘勰而言，自然是值得欣慰的。
天监六年（507年）六月，夏侯详被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亦离开仓曹之职，出为太末（今浙江龙游）令，走上了治理一方的为官之路。《梁书·刘勰传》特地记载了刘勰治理太末的结果：“政有清绩。”文字可谓简略之至，但作为父母官，没有比为官的清明和清廉更重要的了。那么，刘勰之颇有治事之才也就可想而知了。按照齐梁官制，“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其有声绩克举，厚加甄异；理务无庸，随时代黜”（《南齐书·武帝纪》）。所谓“小满”，《南史》有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
三年期满以后，天监十年（511年）正月，刘勰被任命为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萧绩乃梁武帝第四子，天监七年（508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萧绩时年只有7岁，且其仁威将军之号位列十六班，而刘勰先后做过中军将军萧宏的记室、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因此若论职位，似乎是谈不上升迁的。然而，萧绩乃梁武帝之子，自幼聪警异常，梁武帝爱之有加；所以提拔刘勰为其记室，乃是莫大的光荣。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同时成为东宫之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则是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是显而易见的。若以职位而论，东宫通事舍人之职位列末班，官品很低；但东宫官属的选拔，要么是出身世家大族而声名清要，要么是才华出色而众望所归，其严格谨慎，是一般职位所不能比拟的。以庶族寒门出身的刘勰，若无“深得文理”之名以及“政有清绩”之声，大概是不会有此殊荣的。
萧统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九月，乃梁武帝长子。当时萧衍已近不惑之年，喜得贵子，甚为宠爱；登基不久，便立为皇太子，其时萧统不到2岁。萧统生而聪慧，3岁开始读《孝经》和《论语》，5岁已遍读“五经”，且完全能够背诵。6岁时出居东宫。天监八年（509年）九月，9岁的萧统在寿安殿讲《孝经》，已完全理解全书之义。对于富有才华的文人，萧统更是赞赏有加。或讨论篇籍，或商榷古今，或谈佛论道，或著文赋诗；一时间，东宫之内可谓文士毕集，名才咸至，盛况空前。关于刘勰和萧统的关系，《梁书·刘勰传》只有这样一句话：“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刘勰以知天命之年而奉事萧统，且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名世，其深得“爱接”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天监十六年刘勰上表建议，得到了梁武帝的好感，从而获得了一次升迁。《梁书·刘勰传》记载：“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天监十六年（517年）四月，隆佛正盛的梁武帝曾下诏，要求天子宗庙的祭祀品不能再用家畜，因其“无益至诚，有累冥道”（《隋书·礼仪志》），与佛家不杀生之旨不合；至十月，梁武帝再次下诏，因为宗庙祭祀虽已不再用牺牲，但还有干肉一类的东西，诏书要求改用疏果。这就是所谓“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不过，梁武帝的两次下诏，皆引起“公卿异议，朝野喧嚣”（《南史·梁本纪上》），甚至有不服从诏命者；而祭祀天地社稷之神的郊社之祀，仍然使用牺牲。这便是刘勰上表的用意了，他认为既然天子七庙之祭祀已经改用疏果，二郊农社之祭祀亦当与七庙相同。显然，刘勰的表奏是符合梁武帝之意的。天监十七年（518年），52岁的刘勰升迁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职掌东宫警卫，位列六品；较之属于九品的通事舍人，已经是连升三级了。历任此职者，都是士林名流，所以刘勰的迁任，可谓是莫大的殊荣。而此时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幸运和辉煌的时期。
（五）遁入空门
当刘勰苦苦奋斗、孜孜以求数十载，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之时，这一丝曙光也瞬间破灭了。天监十八年（519年）四月，梁武帝于无碍殿亲受佛戒，法名冠达，从而掀起崇佛的高潮，刘勰亦接到诏令：解除步兵校尉之职，与慧震和尚一起，回定林寺编纂经藏。
其实，正值梁武帝隆佛之时，把编集经藏的任务交给刘勰，也是因为信任他。而且，此时僧佑去世不久，令刘勰回到定林寺整理佛经，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然而，这对升任步兵校尉之职刚满一年的刘勰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残酷的。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想当初，当刘勰初次踏上定林寺的石阶时，虽同样是无可奈何，甚至是走投无路，但并没有失去希望。他身居佛寺十几年却并未剃度出家，正是坚信总有一天会走出定林寺，走上辅政报国的仕途。他走出了定林寺，实现了这一愿望。但却没有想到，三十年后竟重返定林禅寺！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在整理佛经的过程中，刘勰越来越深信佛教，这期间他除了校经外，又于普通年间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作——《刘子》，这是一部思想著作，此书融入了他的从政心得与治国经略，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没有在中国思想史上引起重视。
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完成整理佛经任务之后的刘勰上表“启求出家”，据《梁书·刘勰传》记载：“有敕文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他用火烧掉了鬓发，立誓出家。萧衍批准了他的请求。刘勰遂在定林寺脱去官服，换上僧衣，改名慧地，做了和尚。普通三年（522年），56岁的刘勰在出家不到一年后辞别人世。
刘勰在梁朝为官后，由于生活经历的改变，和梁武帝极力提倡信仰佛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矛盾中，佛教思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时他才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遁入空门便是他佛教思想发展到顶点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