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称“孔圣人”。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其父叔梁纥晚年与颜徵生下了孔子。有人说，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臂力过人，而且酒量超凡，绝非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形象，当然这些内容是没有明确史书记载的。
孔子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与“乘田”（管理放牧牛羊的小官）。虽然生活清苦，但孔子心怀天下，立志向学。他注意虚心向别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曾经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学习。又由于学识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
孔子入仕是在鲁宣公时期，当时政权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鲁昭公初年，三桓变本加厉，又进一步瓜分了鲁君的权力。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季氏的僭越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因不满这种“陪臣执国命”——政不在君而在大夫的状况，孔子辞官不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于是“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他开办私塾，收徒讲学。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几乎遍及各诸侯国。
鲁定公九年，阳货被逐之后，孔子才再次入朝为官，并受到鲁君重用。51岁的孔子先被任命为中都宰，“行之一年，四方则之”。 齐鲁夹谷之会时，鲁国由孔子主持会盟的礼仪。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由于孔子早有防范，使齐国国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仅如此，孔子还充分利用外交手段收回了被齐国强占的郓、灌、龟阴三地。由于政绩卓然，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了“堕三都”的计划。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反对堕成邑。定公围而不克，使孔子的计划受挫，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十三年，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也不按礼制送膰肉（当时郊祭用的供肉）给孔子，孔子失望，于是去鲁适卫，开始了十四年颠沛流离于诸侯列国之间的流亡生活。
孔子带弟子到卫国后，虽然受到灵公重视，却始终无法实现其抱负。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在这期间，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孔子及众徒弟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鲁哀公二年，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担心孔子入楚后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中途，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此外，十四年的时间里，孔子在途中遇到当时的一些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和楚狂接舆等，并接连受到这些隐士的嘲讽。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示了为改变天下无道局面的决心。
鲁哀公十一年，冉有归鲁。齐师伐鲁之时，孔子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人以璧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访问列国诸侯十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归鲁之后，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能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继续聚徒授业，培育治国贤才，据史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如颜回、曾点、子路、子贡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才华出众的弟子，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479年，73岁的孔子寝疾而殁，葬于鲁城（今曲阜）北泗上。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并把孔子故居改为庙堂，藏孔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堂中，自此以后，年年奉祀。今日曲阜之孔庙、孔府、孔林，所谓“三孔”者，即始于此。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1）仁
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主要根据。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中，至今还未发现“仁”这个字，在《尚书》和《诗经》中也很少出现这个字。直到春秋时代才较多地被人提起，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和忠于君主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孔子的“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在儒家思想中，不论后世如何发展“仁”的含义，都是紧紧围绕“爱人”作为出发点的。但是这里的“爱人”，又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分析：
第一，虽然孔子从等级制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泛爱众，而亲仁”，但是孔子提出的“爱”是有等差的，这一点与墨家提出的“兼爱”思想是相区分的。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孔子“爱人”的思想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的实际需要，所以更容易在社会习俗和风尚中遗留下来。
第二，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爱人要从大处、高处着眼，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强调的是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2）礼
孔子推崇周礼。据学者研究表明，西周社会建立后，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形成了“吉”、“凶”、“军”、“宾”、“嘉”五礼，也就是较完备的周礼。孔子提出：“夏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表明，孔子对周礼的推崇是经过了对历代礼制考察之后作出的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并非完完全全地拥护旧的制度，而是对周礼进行了“拿来主义”式的继承和发扬。
孔子对“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礼”是社会秩序。《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
第二，“礼”是礼仪上的规定。具体来讲，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待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回答弟子樊迟时主张：“各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表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指的就是这些内容，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孔子思想重人事而轻鬼神，改变了以往周礼特别重视祭祀鬼神的传统。
第三，“礼”是人的道德标准。孔子提倡“道之以教，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正是“礼下庶人”身上的政治主张，告诫人们把礼作为德行的最高标准，改变了周礼“礼不下庶人”的规定。
第四，“礼”以“仁”为实质。孔子以实际行动开办私学，广招门徒，实行“有教无类”，改变了周礼“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能够接受教育的局面，打开了向民间传播文化之门。孔子主张用“仁”的精神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反映社会成员之间，阶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准则，礼一旦确立下来，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修己的同时治人，完善人伦道德，实现社会的安定良好秩序。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整完善。
（3）德治
同孔子的“仁”和“礼”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第一，孔子重视以“礼”教化，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德政的施行过程中，孔子推崇用道德和“礼”去教化和约束人们的言行。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君臣关系上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在其他关系上则遵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二，孔子反对滥用刑罚。在夏朝和商朝，统治者制定了大量的刑罚维护其统治秩序，其中大多数刑法比较残酷，剥夺生命的刑罚也多种多样，周初的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倡“明德慎刑”，孔子也反对滥用残酷的刑罚解决社会问题。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一就有道，何如？”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体现了孔子重礼轻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