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译事活动不仅英译高手云集（大都是老清华学生），中外专家齐聚，而且其要求之严、标准之高，均是罕见的。徐永煐说：“上星期我参加一次审稿会议，一下午完成了英文四百字。”如果能把当年他们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事例整理出来，一定是份不可多得的英语教材。“五湖四海”这个成语，英语中没有相应说法，后来译成Wehailfromallcornersofthecountry，就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又如“本本主义”的译法，定稿时有人觉得难以找到贴切译文，主张造一新词Bookism，经过讨论，提出两种译法，即Bookism和Bookworship，各述理由供上面抉择，最后由毛主席亲自决定用Bookworship（据程镇球文）。这些一鳞半爪的事例反映出翻译工作的严细和对精确性的追求。
徐永煐生于一九○二年，长于钱先生八岁；一九一六年考入清华，一九二四年毕业，早于钱氏九年，为其学长。一九二七年入党，他是清华学生中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长期在外交部工作，后任外交部顾问，因病半休，一九六八年辞世。
他与钱先生正是在《毛选》英译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较真”，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了莫逆之交。有次徐永煐生病住：他的亲戚前去探望，适钱先生亦在座，听他俩在讨论《纪念白求恩》结尾问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钱云：这前四种人，直译成英文，不容易有差别；而徐仍坚持直译，相互反复讨论。徐永煐也并不一概主张直译，如对“力争上游”一词，在英语里，没有“上游”比“下游”好的意思，徐认为不妨用短语aimhigh来译“力争上游”，指往高处射箭，于中文原意较合。对工作殚精竭虑的共同态度促成他俩友情的日臻深挚。
徐永煐是位学者型的官员。他在一九六二年以《翻译的共同认识》为题，写了一篇三万字以上的大文章，系统总结由《毛选》英译而引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问题。该文包括“理论认识”和“具体认识”两部分，其“理论认识”部分，又以《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为题，公开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刊物，惜“具体认识”部分，现尚未见。在公开发表的这篇文字中，他从“矛盾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来论述翻译的性质和标准。他指出，“翻译不是表达译者本人的思想，而是译者用一种语言（归宿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出发语言）表达的思想”，“翻译过程里的矛盾便是表达同一思想的两个面对面的语言的矛盾，便是归宿语言和出发语言之间的矛盾”。他还提到，“不懂出发语言而精通归宿语言的译者，最显着的例子是林琴南。林琴南介绍西洋文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不过他的翻译方法是不足为训的。”
这篇文章当时就“油印好了请大家研究”，“供大家讨论”（徐永煐《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1962年3月），钱先生必已寓目并参预“讨论”；他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写成的《林纾的翻译》一文，对此也有所回应。
《林纾的翻译》，初刊《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一九六四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主要讨论翻译的功能作用、理想目标和实践困惑，以“媒”（“诱”）、“化”、“讹”三者展开论述，重点也在“讹”的不可避免性。译事活动是“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钱先生在注文中说：维耐与达勃而耐合着《英法文风格比较》）（1958）称“原作的语言为‘出发的语言’（languededépart）、译本的语言为‘到达的语言’（langued’arrivée）。徐永煐同志《论翻译的矛盾统一》（《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1期）也分为‘出发语言’和‘归宿语言’。这比英美习称的‘来源语言’（sourcelanguage）和‘目标语言’（targetlanguage）似乎在比喻上更配合”。我们注意到钱先生在建国后的论着中，一般很少称引健在学人的文章，此处特引徐永煐文为证，是个较少见的例外。至于他对林纾翻译的评价，更是对徐文观点的拓展和深化。
徐永煐的长子徐庆东《父亲琐忆》中的一则趣闻，近日我第一次读到，深深为之感动：
有一次，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亲母亲送他。出门的过程中，两人谈话始终不辍。那天下着大雪，他们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回家拿了棵白菜给钱叔叔（困难时期，大白菜是细菜），钱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阿姨打来电话，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锺书一棵白菜。原来，钱叔叔回家后，杨绛阿姨发现他夹着白菜，问是哪儿来的，回答说不知道。
他俩之间真“有说不完的话”，遗憾的是后人已不明具体内容了。这篇回忆文章又说：“他们谈话内容很丰富，天南地北。记得有一次，他们聊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父亲说，把‘绿’字当动词用，王安石不是第一人，从前就有人这样用过。钱叔叔很以为然，回去查了一下，在他的《宋诗选》注释里，加上了这个意思。”《宋诗选注》的确举过丘为、李白、常建的诗例，说明“绿”字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然后提了五个问题：
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还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倒颇似当年他俩交谈的口吻，很有现场感，姑且作这样的胡猜乱测，来弥补现场了解上的缺失吧。
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在徐永煐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们仨》），是对他俩关系的确切表述。
闲话西游
骆玉明
一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闲话西游》。为什么是闲话西游呢？因为《西游记》是一部好玩的书，不太合适一本正经地讲。《西游记》在有些人看来有很深奥的道理，或者暗藏着高深的思想，其实在我看来，是没有的。按照鲁迅的说法，它就是一部游戏性的小说，它的特点呢，就是好玩。我们读《西游记》，读着读着就会笑起来了。一本正经的关于《西游记》的说法有很多，比如以前有人说《西游记》反映的是农民起义，孙猴子是造反派的形象，但没有坚持到底，跟唐僧取经去了，投降了；现在又有研究者说《西游记》是反贪官、反腐败的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能够从里面找到很大的道理来，而且跟时代，跟社会，跟当下的问题结合的那么紧密。但是这一类说法大多枯燥无味。凡是把《西游记》说得一本正经的人啊，那个人肯定不好玩，恐怕也是很枯燥的。不是说《西游记》没有思想，就像你不能说一个好玩的人就没有思想。不是的，那种人往往看问题比一本正经的人还要明白些，透彻些。只不过《西游记》并不以宣扬某种思想主张为自己的目的，更不是用谜语的方式把思想藏在人物和故事里面；作者对生活的看法是机智和灵活的，他很聪明，没有那种很固执的很偏狭的思想主张，他描写人物，常常是又可笑又可爱。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里面主人公唐僧的原型，是唐代高僧玄奘，他去印度（古书里称作“天竺”）取经是历史上真实的事情。唐僧取经经历了很多艰苦，后来他把这个经历跟他的学生口述过，他的学生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一部关于他西游经历的书，名叫《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另外他还口述了旅途中所见的地理环境等很多东西，也是由他的弟子帮他整理成一部书，名叫《大唐西域记》。这本书里描述了现在阿富汗境内的巴米扬大佛，可惜前些年被塔利班炸掉了。这些主要是关于历史事实方面的记载，但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神奇的内容。古代交通不便，人们对。远的世界很好奇，常常会对它产生许多奇奇怪怪的猜想。唐僧取经呢，本身是带有传奇味道的，他说的那些异域的风光啊，神奇的传闻啊，也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想象。于是唐僧取经这个历史事件，渐渐变化，最后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史实，向神奇的好玩的方向发展，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故事。
关于《西游记》成型的过程，我只是简单地讲一下。大概地说，至迟从宋代开始，就有了唐僧取经这种文学性的故事，有了作品。现在传下来有一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元朝刻的本子，但作品产生于宋代。到了元朝，我们知道那个时代通俗文学很兴旺，戏曲啊，说书啊，为市民提供的娱乐活动很活跃。于是西游记的故事更加流行了。元代杂剧里有一种就叫《西游记》，作者名叫杨景贤。元代还有一种小说，也是叫《西游记》，书没有传下来，但有些零散的片断保存在其他书里。这就是现在流传的《西游记》小说的母本。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游记》，差不多是明中期形成的。但是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很清楚。现在印出来的书上写了作者的名字，就是吴承恩，中学生考试可能也会考这个题目，写不出“吴承恩”就算错了，要扣分的。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目前在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业人员中，相信《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大概不占多数。这里面的问题比较学术化，最简单地说，古人所刻的《西游记》小说，历来的版本要么是没有作者名字的，要么错刻成不相干的“长春真人”什么的，从来没有一个版本署名是吴承恩的。之所以认为是吴承恩写的，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人从《淮安府志》里面发现，吴承恩的着作有一种叫《西游记》，因为吴承恩是淮安人嘛。但他作的《西游记》是不是小说《西游记》呢？这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后来因为胡适和鲁迅研究小说史的时候，都采纳了这个说法，认为吴承恩作的《西游记》，就是一百回的小说《西游记》，相信的人就多起来了，但是没有别的旁证，其实疑问没有真正解决。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有一本很有名的书目，叫《千顷堂书目》，主要是记载明代的着作，是研究明代问题最常用的工具书，它记录吴承恩作的《西游记》，是放在地理一类里面的。这表明，《千顷堂书目》的作者黄虞稷并不认为吴承恩作的《西游记》是小说。这个问题我们复旦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下。
那么《西游记》是一部怎么样的小说呢？在我看来，它有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奇特的非常美妙的效果：一个是想象力非常丰富，充满了奇思异想；第二个呢，就是富有世俗趣味，世俗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小说，一般说来想象力是不大充分的，中国人老实，讲究实际，不爱胡思乱想。但在《西游记》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奇的、完全脱离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光怪陆离的世界。神啊魔啊，各种动物，什么老鼠、蜘蛛、大象、老虎，还有花花草草化成的精怪，天上地下海里，到处是稀奇古怪的热闹事儿。读这种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很局促的，柴米油盐，上班下班，老婆孩子，这么一天又一天，有时候真是有点烦闷。夫妻吵架为什么？日子过久了，味道寡淡了，加点料在里面，不能加糖，就加点盐加点辣椒。所以神奇的故事会令人兴奋。而另一个方面，《西游记》在描写神的世界、魔的世界，描写取经的过程与风波时，却又充满了世俗的趣味。就是说，故事的情节非常奇特，但细节，人物的神情态度啦，种种念头啦，又是日常化的，跟普通人凡俗的生活完全相通，好像就在我们身边都会见到，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会发生。比如说，如来佛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吧，是《西游记》里面最神通广大的。但是，如来佛一巴掌把孙悟空压到五行山下以后，玉皇大帝请他吃饭，吃完以后回到灵山他自己的领地，他对手下人、他的徒子徒孙说些什么呢？如来佛很得意地告诉大伙：“今天玉皇大帝请我吃饭，请我坐了头席。”感觉很体面的样子。我读到这里就笑了，原来如来佛也是那么一个俗人，坐了头席很得意。神奇的想象和世俗的趣味，一般人容易把它们理解为完全不同、不能并存的东西，不是吗，我们给一位先进劳模写总结，也要突出他的不平凡之处呢，“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呵！而《西游记》却把神魔写得很俗。当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读者会感到又离奇又亲切，这个就是《西游记》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西游记》特别好玩的原因。
二
下面我就按照《西游记》里面的人物来讲。先说唐僧。唐僧是孙悟空他们的师父，这个人没有一点本事，不会打妖怪，也不会化缘，一遇到难处，动不动就掉眼泪，而且废话很多。他在徒弟面前架子蛮大的，有一次半夜里，唐僧叫醒猪八戒，八戒睡得好好的，被弄醒了很生气，发牢骚说：“我哪是跟你取经的，倒是来给你做奴仆的。给你倒尿壶，晚上还要给你捂脚。”这个细节可能很多人没读到，原来唐僧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猪八戒来给他捂脚，很会享乐。孙悟空本事大，脾气又毛躁，估计唐僧小地方不能支使他，可是他会念咒啊，一念咒猴子也只好服了。
唐僧的前身是如来的二弟子，取经的事情，如来说起来是要救治南赡部洲（依佛经的说法，中国在此洲内）这一片地方的人性情贪痴的毛病，可是从故事情节来看，其实不过要让唐僧立个功，好回到佛国去。你看现在的人不是仍然性情贪痴吗？就连大多数和尚也是这样，油油滑滑的，可见那经取来了也没什么名堂，就是取经的人得了好处。
除了身份高贵外，唐僧还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唯一可取的是取经的意志非常坚定，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退缩。哭归哭，哭完了继续往前走，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另外，跟这个连在一起的重要的优点，是在女妖精面前以及其他女性的诱惑面前能经受住考验。在取经路上，唐僧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有无数女妖精来纠缠他，还有女儿国国王也想要嫁给他。在她们面前唐僧虽然也很艰难，但他还是能让自己不犯错误，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面有一种看法，认为女人是一种危险的存在，她们使男人忘记了自己伟大的事业，丧失了他们一切的成功，堕落，迷茫，失败。现在大家不是看到吗，很多贪官为什么变坏的呢？是因为有情人了。如果没有情人，本来可以继续为革命做很大的贡献。那么唐僧能够抵挡住这么多女妖精，应该说是了不起的。
唐僧和女妖精的故事是一种什么样的故事呢？这要把它放到历史背景里面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