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知蒋介石统治风格的，都会同意其政敌毛泽东的一句评语：“此人是历来不知感恩的。”或说这也是毛夫子自道，但用于观察蒋把马一浮收入囊中，却可理解，因蒋对马转眼以幕僚相待，况且马一浮只是点缀帝治的花瓶。
可悲的马一浮。在他的《复性书院讲录》卷一，大讲“国学即六艺”，特别强调孔子《春秋》，应如董仲舒所说，旨在“因行事加王心”，“王心者何？即道心也，天理也”，“志在《春秋》，此志即王心也”。接着又引《庄子》，又引《孟子》，下及宋初至晚清诸说，力证“王心”合乎孔孟之道。可惜他讲得再卖力，也未能上达天听，谁敢以此迂说去干扰委员长抗日反共联美的大计呢？待到马一浮发现蒋介石、陈立夫为书院设置的董事会，其任务是监督他讲学是否出格，绝非待以“帝师”之礼，反而如同奴隶总管，不禁甚感失落。
一九四一年，马一浮五十九岁，主讲复性书院已至第四期。此前他力邀至书院任教的熊十力，因与他见解相左，由相骂到相违，绝裾他去。他的另一个同道梁漱溟，又于前一年在北碚创办勉仁书院，约熊十力主讲，致使复性书院生员流失。更令马一浮不堪的，是重庆政府教育部，于此年下令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说是备核，实则将复性书院降格为部属“国立”院校之一。马一浮因而发作，拒填报表，又致函教部，斥其违背蒋陈对其以宾礼相待的诺言，要求辞职。董事会未窥委员长旨意，当然力予挽留。马一浮保住了面子，却心灰意冷。次年行年六十，便宣布“鬻字刻书”，不再受领复性书院薪水。但直到抗战结束，书院迁回杭州，马一浮仍属书院的山长。一九四七年，马一浮六十五岁，才得书院董事会同意，废书院为智林图书馆。他也由此结束了主持复性书院讲席长达七年的生涯。
所以，倘说马一浮主讲复性书院，发抒己见不过三个多学期，那是可以的。但倘说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学，仅维持一年八个月，则不合历史实相。
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由得意到失落，关键在于复性书院是蒋介石钦定的复古文化机构。蒋介石在大陆统治二十八年，设置文化机构无数，除中央研究院外，没有一所大学或研究所不是半途而废。复性书院不过是其中一所很小的国立学院，当初设置无非为了安置蒋介石、陈立夫的一名浙江同乡。这名同乡享有“国学大师”名声，在蒋陈控制教育的中统（C.C.）眼里，尚有利用价值。然而马一浮认假为真，不明蒋陈借其打传统牌的机心，竟以“帝师”自居。及至身处蒋陈政治囊中，发现实际地位，不过是蒋介石政治弈局中的一名过河小卒，绝非当初期待的帝师王佐，已经噬脐莫及。
此后马一浮没有追随蒋帮跑往台湾，留在大陆而荣膺浙江文史馆馆长。但理想与现实相距更远。尸位素餐十多年。至“文革”次年，遭批斗而以八十五岁高龄骤逝，那是后话。
朱维铮2007年11月12日夜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傅国涌
师复是谁？
大约两年前，李洁在《文武北洋》出版之后从青岛来杭州寻访近代名人的故迹，他感兴趣的是名人故居和名人墓。在一位本地向导的陪同下，他走马观花，一天下来，斩获颇多，拍了很多照片。那天在西湖边的一家宾馆，他给我看他拍的照片。他说在西湖烟霞洞旁有一个“师复墓”，墓志铭就刻在摩崖上，从依稀可辨的字迹可知，师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好像姓刘。我那时对师复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倡导无政府主义的那个刘师培。
师复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后，连姓氏都废弃不要，改名为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了他短暂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一九二三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由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墓表镌刻在崖石上。如今墓虽不存，碑却留下了，对其人其事作了简略而有力概述：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高一涵主张译为“无治主义”，辜鸿铭主张译为“无王主义”，巴金等人干脆用译音“安那其主义”，无论叫什么，都不能否认在十九世纪那曾是一股世界性的思潮，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慷慨悲歌，伴随着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漫漫风雪，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动过几代青年，《面包与自由》等都成了传世的经典，也是几代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活了一百零一岁的巴金就是他们在东方的传人。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亲口对斯诺说，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二十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就打动了一些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刘师培、张静江等一度都曾热衷于此，《天义报》、《新世纪》、《衡报》、《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后在日本和巴黎问世，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和“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的。那时，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等人都曾写过一些介绍文章。（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中就包含了许多对无政府主义式的梦想。）
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中国社会党当中以太虚等代表的一派信仰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等，并另组社会党，很快被袁世凯取缔。影响最大的当数师复，他创立的“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系统地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看做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等到“五四”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刊物应运而起：《进化》、《劳动》、《自由录》、《民风》、《新生命》、《闽星》、《奋斗》、《劳动者》、《自由》等等。《民国日报》着名的“觉悟”副刊上也发表过太朴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热衷过的新村运动，匡互生在上海创立的立达学园都带有安那其实践的痕迹。少年巴金就是那个时候，在并不中心的、也不沿海的四川信上了这一“安拿其主义”思潮的。（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办了《半月》，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当他在这个杂志十七号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他只有十七岁。杂志被军阀查封，是他第一次尝味到专制的滋味，但他没有丧气，当年九月一日，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办的《警群》上发表，开篇提出“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他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天于命”。他说这个主义最令他满意的就是“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他远去巴黎就是去取安拿其主义真经的，他的《爱情三部曲》就贯穿着安拿其主义追求与幻灭的淡淡忧伤，到后来，他还怀念着早年的那些同伴。……他的《我的幼年》有深情而无奈的回忆，这是他百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影。）
此时，离师复之死已有好几年，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们一直忘不了他，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坚忍不拔的个人魅力，他的苦行僧作风，他的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勇气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都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闯开了一条路，虽然这一思潮最终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洪流中渐渐枯竭了，但我们否定不了包括师复在内那些青年的热情、热血和理想情怀。那一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思潮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更不是见不得阳光，而毋宁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其核心其实是人道主义，尽管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幻想的成分。今天，我们可以不认同他当年的信仰，却也不能不佩服他身上那种人格力量。《民声》周刊上有师复的大量文章，可见其战斗的豪情，和为主义牺牲生命的那股子劲。他生前的文章，有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师复文存》。在整个安拿其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回溯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这个人物。
也曾热血侠少年
刘家在香山是个大家族，被称为“水楼刘家”。他的父亲就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在维新运动期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组织了“天足会”，允许其女儿留天足，带头下河游泳，还每年印赠小册子，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被看做香山县第一个新派人物。他有兄弟姐妹十三人，他排行老四，受他的影响，几乎都或多或少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活动。
他十五岁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到广州应乡试，亲眼目睹科场黑暗，从此产生厌恶心理，不再应试，他后来对弟弟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从此，他开始独自研究小学和诸子，做了大量的笔记，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如天元、八线等，尤其有深入研究。一九○四年，师复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学，一九○五年他参加同盟会，还学会了造炸弹。回国后，他为了提倡革命，在香山创设演说社、阅书报社。那时风气未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盛行，禁止女子读书，他不顾种种反对和非议，其中包括知县郑荣和人称“何老虎”的大乡绅何玉铭（鼎元），借助清廷鼓励兴新学的机会，靠私人集资在香山创办了第一所女学校——隽德女校，提倡女权，使当地女子有上学的机会。他到香港创办过《东方日报》，宣传反清，鼓动风潮。
一九○七年，革命党人要在钦、廉举义，广东提督李准凶狠残暴，是最大的障碍，他决心除掉李准。他带炸弹秘密来到广州，等待暗杀的机会。有一天，探听到消息，李准要出来，他预备在其必经的路上动手。哪知还没出门，安装雷管时，炸弹就轰的一声爆炸了，头、胸、手到处是伤，血流如泉，但他还是忍痛站起来，将其他炸弹扔进了溺壶里。幸亏隔壁的医生、也是革命党人伍汉持赶来，在警察赶到前烧毁了他写给家人的书信、文集等。他先是被送进医院，因担心家人受惊，他不肯吐露真实姓名，自称“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不慎爆炸。有一朋友不愿他死在敌手，想给他毒药自尽，因为监管太严，没有机会，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伤势渐愈，但左手被医生割断，从此成了一只手。（可别小看他的一只手，以后办《民声》印刷部，一只手排字、印刷、摇机，什么都能干。有人担心他做事不便，想帮他，他总是婉拒。有朋友做了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吴稚晖写给师复信中的话。）
他伤好以后，多次提审，他都没有吐露实情，却被原在香山知县、时为李准幕僚的郑荣认出。李准曾想亲自提审，因为巡警道和他争权，不许提解才罢，最后只是以嫌疑犯而移往香山县监狱监管。
这样一个敢于暗杀清廷大员的热血少年，在狱中两年多，始终不屈，以读书自娱，写了《粤语解》、《佛学大意》、《狱中笔记》等，有些还在好友郑彼岸主办的《香山旬报》上发表。《粤语解》对古今粤语的本源、流变等都作了考究。他还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起草了《改良监狱议》，呈给正在筹划改良狱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受到赞赏。期间，女学教师出身的女友丁湘田从香港亲赴香山，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试图组织革命党人，武装劫狱营救他，他坚决不同意，认为这一计划行不通。为救他出狱，上下疏通，他家因此破产。一九○八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即位后大赦天下，香山一千多人联名保释，他才得以于一九○九年底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