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泰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经过五四运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一支改造中国的伟大政治力量，开始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逐步认识到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政党。最早酝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是***和陈独秀，1920年2月，他们就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建党。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他的来华对于建党工作的展开起了促进作用。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等人，推陈独秀为书记。9月，改组《新青年》为它的机关刊物；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上海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它与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采取直接和间接方式，帮助和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0年10月，***、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等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稍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夏曦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张申府等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地方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这些小组并没有统一的名称，但都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后开展的对工人的宣传与组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必要条件。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和正在上海筹备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人取得了联系。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12人。他们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并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会议先听取了各地代表对本地区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等工作情况汇报。25～26日休会起草文件。27～29日集中讨论党的纲领。30日晚会议开始不久即遭敌探干扰而休会。7月31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党的《纲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决定先暂不设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和张国焘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共十五条。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以及接纳党员的条件、手续和党的各级机构等。
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进行这一中心任务的方法是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为此决定成立研究劳工组织的机构。同时强调了对其他政党采取独立的态度。还确定与第三国际建立联系。
会议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大”的准备
1920年底，负有发起和联络之责的上海党组织，领导成员有所变动。陈独秀应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于1920年12月16日由沪赴穗，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沪之后，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
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于是，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到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大发雷霆，加上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意见，李汉俊和陈独秀的关系愈加恶化。李汉俊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从2～7月，李达担任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共产国际继派维经斯基来华之后，1920年8月又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据荷兰外交部档案资料，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中记载：1921年6月3日，斯尼夫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是安德雷森。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可尔斯基，也同期到达上海。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
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1920年8月～1921年3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维经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1921年6月书记处又派出尼可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1921年12月初，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
马林、尼可尔斯基到上海后，即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工作联系。通过交谈，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得知自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初期的工人运动。根据上述情况，国际代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达后来回忆说：“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速了建党的进程，促进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各地组织或党员接到上海的通知之后，积极响应，纷纷派出各自的代表，来到全国工业中心——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各地组织没有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加之各地的政治环境和活动条件各有不同，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并不一致，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党的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之后，即在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时值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于是，北京党组织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刘仁静回忆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记得会上没有选***。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利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但这也符合当时我们的想法、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位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张国焘因参予“一大”的筹备工作，于代表产生后，即动身去上海。刘仁静于6月底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7月2日到达南京，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记略》有如下记载：“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者有王克仁、邰爽秋、杨效春、方东美、陈启天、恽代英、杨贡仁、蒋锡昌、李儒勉、陈愚生、高尚德、赵叔愚、沈君怡、刘衡如、陈仲瑜、沈泽民、张闻天、左舜生、阮真、刘仁静、邓中夏、穆济波、黄日葵二十三人。”“又第一日各问题，因关系重大，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是日未能赶到，在7月1日鸡鸣寺会议上。由高尚德动议，与第二日互换，结果一致通过。”7月2日，南京年会的第二次会议记录中，记载了刘仁静在会上的两次发言。据此可知，刘仁静7月1日尚在南下途中，2日方到达南京并出席年会。另据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消息》记载：“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因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不能暴露召开“一大”的消息，乃以“拟留沪习德文”为掩护，实际上是刘仁静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之后，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据刘仁静本人回忆，他是在南京年会结束又在南京停留两、三天以后，才动身去上海的。刘仁静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7日左右。
长沙党员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政治环境较其他地区更为恶劣，人身安全没有保证。他们接到通知后，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1952年有如下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中也有记载：“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当时，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达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中需五天左右。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当在7月4日以后。
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陈潭秋1936年回忆：“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了9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另据包惠僧回忆，他是7月15日从广州动身去上海的，董必武、陈潭秋是从武汉动身去上海的，三人到达的时间不相上下。上述两种说法基本一致。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0日左右。
济南党组织的代表是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去上海途中，路经济南时曾停留了一天，约王烬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作了详谈。当时，王烬美、邓恩铭都是学生，他们在张国焘走后不久，即乘火车南下，6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是周佛海。当时，留日学生中的党员有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因施存统来日本不久，功课也较紧张，故确定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记载：“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上海渔阳里6号。”周佛海回忆：“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周佛海是在学校放暑假之后，由鹿儿岛动身回国的，通知的信件和回国的旅途，都较国内需要更长的时间。他到达上海已是7月下半月了。
广州党组织的代表是陈公博。广州共产党支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开会，除了广州的党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由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陈公博于1921年8月，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文章的开头即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因为此文是公开发表的，故用了“学社”、“未完的手续”等含糊的词句，以掩盖党的秘密活动。他在文中记叙了自己的行踪，7月14日离开广州，在上海住了10天，7月31日晚由上海去杭州。由此可知，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