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一个大家都知道、但自解放以来很少用的概念——文人，并用这个概念来定义解放前活跃在各大城市的文化人。文人这个词是宋代产生、明代成熟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到了民国期间有了新的特点，他们多来自于背叛宗法家庭的逆子（如《家》中的高觉慧）或是出身于贫寒家庭（如蒋光慈、萧红等）的闯荡者。这些青年知识人大多对现实不满，有理想、有追求。但他们脱离了家来到上海一类大城市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却是生存。如果有家里寄钱（如高觉慧就用哥哥高觉新寄来的钱）还好办，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他们只好自己去挣钱，而挣钱之道绝大多数是卖文、做文人（郁达夫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是写落魄文人的卖文生活）；有艺术才能的则投入娱乐圈（如聂耳）。这种挣钱方式是极不稳定的，因此文人们热衷搭帮结伙，以互相提携。比如组织社团，办同仁杂志，阔一点的办书局、出版社等，其第一目的就是为了生存，当然也不排斥有宣传自己的理想的意思。如果此时有现成的组织找到他们，又与自己志趣相投，自然更是积极投入。文人们有的选择了国民党，有的选择了共产党，他们一般都是党内的活跃分子。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整天讲哥哥妹妹的一类人，自己抱团，成为鸳鸯蝴蝶派，如陈蝶衣、包天笑、陈歌辛等。因此文人对组织有较强的向心力，并爱搞小圈子，不同的圈子之间容易争斗（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就是一例），而且无不以革命进步自诩，视他人为落伍反动。文人的理想和追求多流于感性，因此容易激进，容易接受革命，也容易颓唐。
知识分子，这是个新词，指自从西学传人，特别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培养出的有专长的知识人，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人上承传统的士人的风范，还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学校就是以传授西学为己任的。知识人有专业，比较容易获得稳定的工作，如在学校教书，在工业、商业、金融系统工作，包括一些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公务员等。他们各有专长，凭本事吃饭，对于所谓组织、集团很少有依赖（国民党执政之时，也有许多从事技术工作的公务员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他们各自专注自己的学问，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小圈子，但其主要精力还是在专业上。他们大多有家有业，生活安定，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鸡争鹅斗上。他们也希望社会进步，但多持理性态度。被热衷革命的人们视为改良主义。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组织大多有严密的组织规则，再加上“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加入组织者的后半生基本上就被决定了，而文人浪漫性格与奇情幻想往往会影响他们的坚定性，何况他们在统一的严密组织中又往往有自己的小集团呢？因此在解放前看来很进步、很革命的文人在解放后挨整最多、最严厉，下场也最悲惨。
解放后，“文人”这个词不用了，统称“知识分子”，如果分析起来文人的思考方式、行事的方式还是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人有很大区别的。文人的改造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改造也有不同，他们往往是内部先斗，一拨整另一拨。《武训传》、“胡风集团”、“丁陈集团”（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二流堂”等事，虽然都有后面的大政治背景的操作，但也不能说与其内部小集团完全无关。在这个基础上，文人一批一批倒下，“最后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这个名义把加入共产党和跟着共产党走的所有文人一锅端了。思想活跃的文人老党员夏衍先生从监狱出来后把过去的《剃头歌》改为《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我听老所长许觉民先生说：“夏衍告诉我，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和周扬都关在秦城，‘文革’末期，两人同时得到释放通知，夏衍高高兴兴收拾行李就要走：周扬不肯走，要再呆几天，总结坐监狱的思想收获，向毛主席汇报。”从这个小例子可见夏衍先生还是文人，而同他属于一个小圈子的周扬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冯亦代先生的想法与做法和最终的痛苦是不是与他徘徊于周、夏之间有关，如果他彻底成了周扬或夏衍都不会如此痛苦了。
各个行当知识分子解放后的思想改造则比较难，那时与主流思想构成冲突的主要思想也来自这些人，特别是高校知识分子。他们还有与主流思想意识争夺青年学生的问题。因此，解放初期对他们的改造（主要是打压“自以为高贵”的气焰）主要是依靠广大思想进步的青年，那时青年也感到自己被重视是时代的使命，对于自己的老师、长辈是不假辞色的。他们忘记了在以往的学生运动中，这些老师是如何保护青年学生的了。北大的乐黛云先生是汤用彤先生的儿媳，我们从她的自述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自认为的革命青年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中坚作用。后来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讨论，“拔白旗、插红旗”的轰轰烈烈学术批判运动（当时就有人批判号称“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是最无知识的）都是以这些知识分子为标靶的，而批判的主力就是当时的青年学生。
当然后来这批革命知识青年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不过到此也就成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最后一幕。
组织观念
关于冯亦代先生的文章中有的提到了组织观念。中国有组织起于民间结社，组织完备、规则严密当属天地会。清末反清志士各种地下组织如光复会、兴中会、同盟会组织规则大都模仿天地会。因为是地下组织，对于叛离者惩罚特严，有“三刀六洞”之说。但这毕竟是落后的组织形式，其松散性是难以克服的。于是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有向领袖宣誓效忠和按手印的规定，但遭到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很难贯彻。无论革命家还是政治家对于追随者的第一要求就是听话，孙中山想出这些招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后来，他向苏俄学习，按照列宁主义原则改造国民党，这个问题才有个基本解决。说“基本解决”，就是说国民党是个老党，孙中山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只能算半个列宁主义政党，因为它保留私有制和不能放弃各类有产的支持者。这些就形成派别之争。它的党内派别之争简直是个死结：
领袖与下级，也不可能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而共产党是完全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新党，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办事，其有力量就来之于组织的力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刘少奇负责党务，很强调组织观念，所以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如何当好党员，其关键在听组织的话。当时有“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之说。“文革”中虽然狠批过这句话，那是为了夺刘少奇的组织上权力，但战胜了“错误路线”后，人们还是为自己站对和没有站对路线（也就是跟对组织）而担忧，因而有“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的顺口溜，希望能够跟对人，站对路线。那是歧路多亡羊的时代，谁也没有天眼通，因此只能抱恨终生，或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自慰。当天下安定，没有那么多纷争的时候，平民百姓、普通党员总算盼来了盛世，此时只要跟紧领导、相信上级，严守规矩就可以了。冯先生懂得这个道理，他临去时还说：
“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这就是严格的组织观念。这很对，不应有痛苦了，但他始终没有摆脱文人本色，所以他痛苦之极。
做人的底线
王晓渔提出了“常识底线”，其实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做人底线。其实中国两干多年来，我们是有个做人底线的。比如不能告密，特别是朋友之间、师友之间，背师卖友，是为人所不齿的，这已经成为价值理性。例如在“一二·九”运动后，宋哲元派宪兵进清华大学抓捕幕后策动的共产党员，姚依林在冯友兰家藏了一周（见凤凰台所作《水木清华九十年》）。冯先生政治上当时并不倾向共产党，也不一定支持那次学生运动，但他做老师应该保护学生、作为知识人不能告密，这就是他的价值理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可是近几十年来，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视为唯一价值，其他都是工具。“文革”前学校老师参与整学生、校长向公安系统建议抓学生。一九五七年整的右派学生，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上半年各高校整的反动学生，许多老师都参与了，这一点我有亲身体验。其中汇报、告密、栽赃、陷害种种令人不齿之事都有，行同鬼蜮。人们一提起这些，当时参与者都还振振有词，我们向资产阶级作斗争有什么不对？保护学生是学校的职责之一、不能告密卖友等等过去视为绝对价值的，现今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打压之下变得一文不值。这种价值一元化所造成了无数悲剧，冯亦代先生在快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仍然痛苦万分，因为他还没有解套。我以为在非战争的正常时期谁也无权以任何名义对他人下秘密的绝对命令。因为“秘密的”就不能保其正义，不是正义命令，就有不遵守的权利。
其实价值是多元的，统治者、社会管理者也自有其价值，但不能要求每个民众都凛遵这种价值。《三国演义》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按说曹刘对立，不共戴天，作为刘备的部下应该劫杀曹操，但关羽宁肯冒死也要放了曹操。几百年来读者认同了这种“义释”，尽管加了一些命定论的解释。
其原因在于老百姓肯定作为一个人应该知恩报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曹操可能有罪于汉室，甚至得罪了天下人，更是刘备的敌人，但是他对关羽是有恩的。别的人都有权利杀曹操，唯独关羽没有。小说作者设计了这个情节（历史上无其事），就是要讲明人们之间的关系上不仅仅有“敌我”关系，还有许多关系，而且各有其价值。这个故事也表明关羽即使与刘备亲如手足，但刘备的价值也不能完全取代关羽的价值。试想，如果关羽把曹操抓来向刘备献功，他还能被称为“千古完人”、还是“亘古一人”吗？
人类为什么要有一些价值理性存在，根本目的还是使人们能够融合成为社会，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得以进行。例如诚信就是做人的底线、基本价值，因为没有它，人际关系不会和谐，社会运转不能正常。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笃守诚信的故事，这不是古人的“抱柱信”，而是今人替他人受难的故事。一九八一年，我到永州参加柳宗元研讨会，遇到山西大学的姚奠中先生，姚先生为人古朴诚笃，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后来从永州去柳州的路上，山大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起姚先生事，使我很敬佩。“老先生替别人戴了二十年右派帽子。”我很奇怪，政治帽子还有替别人戴的？山大同志解释说：“姚先生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曾被当时政府通缉，很革命。一九五七年整风时，领导让他组织和动员老教师中的民主党派成员鸣放。他认真组织，积极动员，与会者很热情，提了许多意见。不料后来，这些意见大多被视为右派言论。领导问他这些都是哪个人说的，是反动言论，要进行反击。这使得姚先生不解了，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他在组织会时也曾向与会者许诺过，自己不能不讲诚信，于是他把这些言论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于是他倒霉了二十多年，这在当时这也属特例，但可见带有传统士大夫风骨的知识分子把“诚信”看得多么重要。维护做人的底线比“常识底线”更重要。
王晓渔文章中谈到一些老人（黄苗子、文怀沙、冯亦代、杨宪益）的区别，其实北京文化界六十五岁以上老人都知道，杨宪益大节炳炳，自不必说；文先生那点事，大家也都知道，只是心存忠厚，不愿意说罢了。李辉年轻，做了一回说国王什么也没穿的小男孩。不过他的许多说法也不完全准确。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张建魁《揭开秦城监狱的面纱》、章功《贪腐官员的服刑地》让我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在建设法治社会，法治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在依法办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贪腐官员”一文中说对于关押在秦城的前高官，除牢房较大外，还有“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洗衣机”，身体欠佳的“饮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标准和费用由国家规定和支付，家属也可以私下打理”。“监狱虽有统一的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以不穿”。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就这个问题我曾经请教过法律专家，问他们法律上是否有这样的规定？他们都说没有。那么这样做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然而大家对此也没有特别的反感，好像高官进了监狱已经很委屈了，这样宽待一些，也是人情之常。当年对待国民党高官、日本战俘中的高官，不是也这样吗？我以为当时那样做属于对敌斗争的一部分，实施的是政策。政策的灵魂就在于区别对待；现在是依法治国，其灵魂在于人人平等。
前两天看凤凰台播的《走读大中华》，记者采访了原来的红塔集团董事长、现在的种植冰糖橙能手褚时建。这位老人在玉溪烟厂效力十八年，为国家贡献的利税高达一千四百多亿。因为贪污一百多万，一九九九年被判为无期徒刑，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减刑为有期徒刑十七年，二〇〇二年春节被保外就医。在这八年中他又创造了一个奇迹，身为七八十岁的老人，承包二干四百亩地种橙子，种出了高档的冰糖橙，而且大幅度提高为果园干活的一百多户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他的成就是令人尊敬和钦佩的。关键是，他的减刑和“保外就医”在法律上存在着瑕疵。
按照法律规定判无期徒刑，一般是八年改判，即服刑八年后，如表现良好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或十八年，而且是由改判时计算刑期。保外就医一般是服刑满了刑期一半之后，由犯人提出，医生证明，法院批准。从这些法律程序看，褚时建案处理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因为褚时建老人保外就医表现良好而独特，引起媒体的关注，宣传他的事迹，我们才得知这一切。其实许多贪官判刑很重，如在当地服刑，他又有较好的人脉，很多不久就“保外就医”，默默地享受其幸福生活了。总之只要不判死刑，立即执行，高官们不管判刑多重，大多住不了多长时间。这些除了少数相关人士外，为大多数人所不知，也无由关注这是否合法。像褚时建这种有特殊贡献或特别经历（如对人类有贡献的大科学家）的人们，高龄时犯法，在法律上应有一定救济措施，以酬谢他过去的贡献。中国古代刑律上有“八议”之款（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当然这包含着社会不平等因素，造就了一大批特权阶层，但其思路还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