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悦读MOOK(第十八卷)
3087800000006

第6章 人物春秋(1)

重读曹禺

郭启宏

记得那一年,某次全国文代会前夕,我应邀回潮州,为家乡的大学讲课。在我的“词典”里,文代会者,无非是一次“换届”,或日‘重分配、再就位”,代表的作用也就举一举手。北京筹备组的熟人调侃我,你可真牛,文代会都不来。我笑着解释,实在脱不开身。就在开会前夕,我从报上得知,曹禺先生逝世了!我当即给李玉茹先生和万方女公子去电话……当时只是惘然,之后多有怀念。我写过几篇文字,始终不满意,我总觉得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堪称恩师的前辈。

我与先生的交往其实不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位悬殊,宛若云泥。先生于我,向来‘危乎高哉”,我始终仰望着先生,我没有瑞士人迪伦马特的勇气,把前辈权威只当作‘对话者”和‘激发者”,尽管我心里明白,迪伦马特的说法不无道理。

在我调入北京人艺之前.曹禺先生会上会下都曾谈到我和我的剧本,特别是那部《南唐遗事》,令我受宠若惊;到北京人艺后,我的首部作品是《李白》,是时只求上演,别无奢望。剧本是于是之大兄带到北京医院给曹禺先生的.不承想竟得到先生的大褒奖,又写信,又题诗,令我大喜过望,但我想起社科院关于钱锺书的一句歇后语,“钱(锺书)赞——不可当真”,在曹禺先生面前.我确实不敢沾沾自喜。

我与曹禺先生第一次比较深入的‘对话”,不是谈创作,而是谈“师道”。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先生,说起两天后要去广州,参加我的导师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曹禺先生说,他与季思教授有过一面之交,惜无机缘深谈,他说他十分敬佩季思先生的学问,要我见面时一定转达他的问候,然后谈起老师这一神圣的职业.他说他有过很多老师.念起一连串名字,我只记得张彭春,还有巴金,他神情严肃地说,天地君亲师,五伦之中,别的不说,那是无从选择的,唯独这个师,最了不起,没有血缘关系,却把一生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学子,师道尊严是批不得的,得有师道!后来,我回到母校,作为季思师受业的学生代表在大会上讲了曹禺先生的这番话,永芳堂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事后,季思师对我说,你替我谢谢曹禺先生,他懂得我的心,生能得此一语,死可无憾!

有一次,我潮州老家的石壁山风景区要搞文化碑林,有关部门选中山顶上一块巨石,通过我请曹禺先生题字。我跟曹禺先生直说,他痛快地答应,你的家乡,应该写的。我为他铺纸溶墨,他忽然问,写什么?我说您写什么都行,人家要的是‘曹禺”二字,他说,你出词吧!我连连摆手,我哪敢呀?他又解释,我一想词,头就疼。无奈.我只好另纸写上三个字——“揽玄黄”,行不?他一看,嗯,山顶上,天地玄黄,好!一挥而就。这三个字如今成了风景区的一帧名片。

交往的多寡究竟有限量,而影响的深浅则属无形。就我个人对戏剧的认识,更把话往绝对上说,中国的剧作家堪称大家的,只有曹禺一人!北京人艺被称作‘郭(沫若)老(舍)曹(禺)”剧院,“郭、老、曹”

并提,且置曹于末后,妥否?当然,学术上的排序不必过于认真,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当年当事人就有异议,后代后来人更多歧见。倘若论及真正对戏剧艺术规律有精准把握.当推曹头(老北京人艺人对先生的尊称).郭与老,不及也!更有高风亮节,先生作为人艺一院之长,全力揖让郭与老的作品在人艺舞台上占尽春光,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我每感到曹禺先生对人对事常有一种伟大的宽容。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先生多有批评,这种批评包括为人和作品。比如作品,尖锐的批评集中在他于中国政权易手后写的几个剧本上:而对早年间的名着,偏又肆意劫掠。先生的名着被后来者“改编”的次数几乎不可胜数,他似乎没有反对过,他宽容后来者施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他容许后来者站在他的肩膀上向茫昧眺望,与其说他不计较,莫如说他有一种巨人的自信。尊家听说过曹禺先生明白表示过他支持哪一种“改编”(或日“解构”、“颠覆”)吗?换言之,尊家无妨想想,《诗经》《楚辞》需要‘改编”吗?莎士比亚需要“改编”吗?在下说得再直白点,不朽的杰作是不能‘改编”的!许多‘改编”者无非借助曹禺先生的大作“沽”

“钓”时下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当此际,我相信先生在九天之上当“颔之而已”。(语出《左传》)

中国研究曹禺的专家田本相君,写了一本《曹禺访谈录》,书中披露了曹禺先生的内心世界,他几经斟酌,以‘苦闷的灵魂”为正题。我极口赞同这个正题,并应田兄之邀,写了一篇文论,题目由兹而来——《惟其苦闷,所以伟大》。我认可一个道理,天才原本都是苦闷的灵魂!文章寄到《中国戏剧》,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很赞同,主编却压制,说现在是太平盛世,有什么“苦闷”!主任为难了,真有点“苦闷”了,问我可否转给《文艺报》?我说,哪棵树不能吊死?文章便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似也未有诽谤盛世的不良效应。今日重提这桩往事,遑论如烟如铅,鄙人已经出离愤怒了:当下的意图正是着眼于“苦闷”二字,重新解读曹禺先生。

曾听万方说过,好多年前,曹禺先生时常在夜间独坐阳台,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跳下去……乍一听,脑袋瓜儿嗡然震荡,似要开裂,如我这般快意朵颐、贪恋残生的主儿简直不可思议!渐渐地,万方的话被我演绎成一个场面,定格了,我也渐渐悟出些什么。

我想起不少人对曹禺先生的批评,自然都是善意的批评,尤其是画家黄永玉先生那封出了名的信。

黄先生在信里首先表示‘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然后指出曹禺先生“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溪流”.语气相当率直.“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听说黄先生是个很有才气且极具个性的人,他的批评似也有理有据;然而,在我看来,似也值得商榷。从表面看,华瞻的文采难掩偏激的立论。所谓“为势位所误”,是不了解曹禺先生的一种误读!先生的内心并不追逐‘势位”,果有‘势位”,他也是‘应该应份”的,中国戏剧界的领袖人物(从前叫“排头兵”,当下时髦语叫“领军人物”),除却田汉、曹禺,还能有谁?

事实上,“势位”问题恰恰是他的无奈和痛苦。比如,与‘势位”偕行的不止是名利,更有永不消停的表态(包括言论和行动)。所谓‘萎缩”,同样似是而实非。天才的海洋依然存在,只不过为更广大的穹庐所覆盖,我们只能偶尔看见海洋的一抹浪花。比如,上述田本相君的访谈录中所记述的曹禺先生的真知灼见,又如,那出有主题先行之嫌的《王昭君》,其中的孙美人的艺术形象便是‘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借用普希金《致大海》)应该指出的失误是黄先生这封信的矛头指向。如果说,曹禺先生‘解放后”的‘不作为”是一种文艺现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由绝不仅仅是曹禺先生们自身的弱点,归根结底是曹禺先生们的生存环境使然。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从罗列古代真言引祸、文网飞灾人手,论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诸如此类,皆斤斤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倘说钱锺书是在谈论历史教训,未必定与现实挂钩:

可巧,毛泽东答罗稷南问谈及鲁迅的今生来世,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据黄宗英回忆,一九五七年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罗稷南问:“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南方周末》2002.12.5)中国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尚且如此.更何况曹禺先生们!真个是“瞑祸过于畏病,处世难于摄生”。

生存环境的安危缘自社会制度的优劣,我们都从“文革”中走过来,我们不能‘严”要求谁,既无资格,也难实现:我们甚至不能要求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也是被一种远非完美的制度的力量推着走的。

听说曹禺先生把黄永玉的信郑重其事地裱挂起来,我蓦然想起司马光的‘警枕”,光‘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王应麟《困学纪闻》)莫非曹禺先生以此信为警示,一日三省吾身?

我回想这些年来所见所闻曹禺先生行状,不由深深叹服先生面对命运不能自主的生存环境,竟能养成如斯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又葆有大海的胸臆、赤子之心!试想,先生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被关在牢里,难道不是‘奇迹”?他甚至比毛泽东眼里的鲁迅更多了一种选择.他尽可以‘不作为”,但听说他逝世前还被内定‘文联主席”的‘势位”,这是多么了得的生存智慧!人们究竟苛求先生什么?

重读曹禺,我渐渐认识到一种胸襟、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叫宽容。

不算昭雪——丁聪生前未结的一桩公案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丁聪的家乡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为他举办了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两位老雕塑家马改户和时宜教授为老友丁聪所塑的石像于那天揭幕.《读书》杂志编辑的《永远的小丁》也于那天首发。亲属、朋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参与了简朴诚挚的追思。没有想到的是,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玛霞女士——一位丁聪艺术的研究者——带来了几帧不为人知的漫画复印件。很容易就可确认,这是丁聪的手笔。

何以这些漫画会流散异国他乡?这些已经笔迹漫漶的画幅又何以值得飘洋过海带来中国?

这桩公案说来话长。

丁聪先生在世时,我曾问及,他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几十年,同很多共产党内的朋友相知甚深.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人民画报》副总编辑,足见倚重。为什么始终不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丁先生回答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差一点就入了党。”

为什么‘差一点”?这“一点”差在哪里?这就牵涉他抗战时期不到半年的经历。

共产党有很严密的组织。一个人若要入党,不但要把自己的履历、社会关系详尽交代清楚,还要把祖宗三代的成分、职业以及职务变更、思想倾向交代明白,并有确凿证明,以提供“组织”审查。不要说大人入党,就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初中娃娃,若要参加少儿队(那时叫少年儿童队,后来改作少年先锋队)、青年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作共产主义青年团),也一样得如此这般详加说明。就是不要参加‘组织”,只要身处共产党治下,都要交代,只不过松严有别,审核有异罢了。

这叫对党忠诚老实。十几岁的娃娃,没有什么复杂的履历,但思想审查之严格,不亚于入党。那时听说的一个实例,就是梁启超的孙子要入团,几次未能通过,理由是对其祖父的改良主义思想认识不清。听后很为我没有这样一个有名气的爷爷感到庆幸,不然我哪里说得清什么是“改良主义”?

丁聪早已成年,自然一切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某地做某工作、任某职务?有哪些社会关系?是密切关系还是一般关系?此人是何政治面目?做何工作,任何职务?现在还有无联系?凡此等等,丁聪坦坦荡荡,无事不可对人言。但是,有一段,大约半年的经历却让他犯难。抗战时期,大约是一九四五年间,确切的日子我已记不清了。他曾在成都驻华美国陆军情报局的心理作战处工作了不到半年。这半年做了些什么,他自然可以说得非常清楚,既不反共,也不卖国,只是画反日的漫画。但到组织审查,要找到证明人却难矣哉了。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早就撤回了美国,《别了,司徒雷登》之后,中美断交,美国使馆人员也都夹着皮包走路了。不但无人证明,就是千方百计找到了证明人,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证言有谁相信?“陆军情报局”,乖乖隆叮咚,这不就像“中央情报局”,是特务机关么?在美国“特务机关”

里干活儿,还会不是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那时从解放区来的或新参加工作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做组织、保卫工作的更是警惕性极高,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的环节。年纪轻的,没在“旧社会”混过,不知谋生艰难,更不知全民抗战时期的各种复杂情况。毛泽东、刘少奇都讲过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之类的话,甚至都喊过“蒋委员长万岁”一类口号,到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些都已被“甄士隐”了,似乎从来都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至于解放区来的,对大后方的抗战情形也所知寥寥。按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给中国直接军事援助最多的,好像也只有罗斯福领导的美国。苏联给过一点武器,但为数甚微,而美国陆军到中国来帮助抗日,最多时有十万之众。但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只有《美帝侵华史》,从华尔的洋枪队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从治外法权到十里洋场:从四大家族到中国内战,都是美帝惹的祸。今天,我们又在谈论陈纳德的飞虎队,又在谈论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对中国抗战的意义了,这才知道许多美国健儿是牺牲在中国国土上的,单是牺牲在驼峰航线的就有一千多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远非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人。但在组织审查丁聪之际,谁要谈论这些,起码的“帽子”是‘亲美、崇美、恐美”——这是从思想改造起许多知识分子都反复检讨过的。在这样的教育下,一看到“美国陆军情报局”便疑云顿起,毫不奇怪。

丁聪所在的党组织,已经算是很开明了。领导找丁聪谈:我们准备发展你入党,但是你的这段历史无人证明,一下子也很难找到证明人。不过组织上相信你谈的情况,可以把这些问题暂时挂起,先讨论你入党,以后若是发现问题,由你自己负责。

不过丁聪自己并不“开明”。他不愿意“不清不白”地入党。他说:“那就等问题搞清楚以后再入吧。”不料这一等,直等到人归道山。

此后的丁聪,真个是命途多舛。批‘二流堂”把他捎上:反右派,尽管他只在编辑部讲了一点业务上的意见,仍旧划归另册,于是发配北大荒。“摘帽”之后,“帽子”依旧拿在群众手里,其实是拿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给你扣上。直至“右派”改正,他也只是分配在美术馆给别人的画展写标签。这次在枫泾,美术馆一位前领导讲话,称丁聪为“我们馆的员工”。初闻此言很觉讶异,后来想想,他也确实只是一名在美术馆领饷的“员工”,除了他的漫画,一无所有。在中国,正式的头衔都要官方授予才算有效,当官的有官衔,治学的有学衔,工艺界也有“大师”的职称,连“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虽然只不过每月一百元,也像煞有介事地印在很多名片上,就因为它有官方色彩,是官方认可的“水准”。称丁聪为“漫画大师”则无人授予,不过是传媒自说自话,他既非教授,又非研究员,也没有什么一级画师的职称,不过是美术馆的一名“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