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悦读MOOK(第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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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特稿(3)

此案初见于《东华续录》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初五上谕,谓据云贵总督硕色奏折,在贵州安顺府发现赴滇客商传抄的一纸密禀,“阅密禀所抄传播之词,竞系假托廷臣名目,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种种妄诞,不一而足,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等语”。于是皇帝命军机大臣,“着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令其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漏!”

《东华续录》于同月二十七日载乾隆再谕,始谓密禀假托的作者,即前一年才晋升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山西兴县人孙嘉淦。乾隆据山东按察使检举,知这年四月该省已发现“伪造孙嘉淦奏本”,而巡抚准泰隐匿不奏,因而怒斥“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国法实不可容”,于是将准泰革职拿问。

但这只是乾隆怒火爆发的开端。仅看《东华续录》,此案从乾隆十六年八月闹到十八年三月才暂告结束,在二十个月内被皇帝宣布革职、下狱、解任或谴责的“外省”督抚藩臬提镇司道等文武官员便多达数十名,遍及内地十五省。事态如此严重,而所谓伪孙嘉淦奏稿,内容是什么?何以惹得皇帝暴跳?那班倒霉的省军级要员怎会激起皇帝憎恨?由王先谦抄撮的《高宗实录》的上谕奏议均含混不清。

直到乾隆十八年三月初四,《东华续录》所载“军机大臣、刑部奏”,即遵旨结案报告,才透露伪稿的所谓编造者,“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复思孙嘉淦肯上条陈,借名耸听”。不消说,“五不解、十大过”,必定针对乾隆帝即位十五年以来的谜团和罪行而发,否则皇帝不会那样紧张乃至恨怒。可是伪稿指斥的疑与错,倘若尽属捏造,也不可能引起商民乃至士绅的兴趣,以致不过年余,传抄便达十五省,连不少地方文官武将,也信为实有其事,在同僚及戚友中竞相传抄。

很奇怪,时至清末民初,“天网”早已破漏,但最爱暴露满清宫廷丑闻的野史笔记,都对乾隆前期这起文字狱大案,记叙特少。如民国初期搜罗清代史料或佚闻甚详的《清朝野史大观》,仅有一则述及“伪奏稿案”,还是节抄自前引《东华续录》。

稍后,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清代文字狱档》,所刊布的乾隆朝文字狱六十四起,也没有伪孙嘉淦奏稿案,令人不禁怀疑这件大案的材料,已在清廷档案中消失。

因此,多年前偶见《历史档案》杂志公布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过后又见上海书店出版社重排的《清代文字狱档》,于补辑五案中收入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前述史料选,并增补出版社从《高宗实录》辑出的相关材料,始知此案的原始史料遗存,达二百九十二件。虽然伪孙嘉淦奏稿的传抄诸件,迄今仍未发现,可能当年已被乾隆朝君臣毁尸灭迹,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补辑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近三百件史料内,仍依稀可辨此案的来龙去脉。

伪孙嘉淦奏稿,假托正在清廷充当翰林院文士班头的孙嘉淦之名抨击“今圣”

——明太祖只许皇帝称作活着的唯一“圣人”,在明清沿袭五百年,至清光绪初才被僭主慈禧太后打破——应说有历史理由。

这个孙嘉淦,于康熙末期成进士,出名却在雍正初。当时雍正正在自残手足,才任翰林院检讨的七品芝麻官孙嘉淦,竟上书呼吁皇帝“亲骨肉”,被皇帝斥作“狂士”;几年后雍正抓住他御前失礼,论斩,又以虽太戆而不爱钱,保住脑袋。至乾隆即位,“干父之蛊”,命他任左都御史。他以为“今圣”要纳谏了,于是上“三习一弊疏”,说是皇帝“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必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新皇帝不得不“嘉纳”,何况他泛论历史,没有直指“今圣”。他或许真“戆”,以致皇帝不断命他处理棘手案件。他只栽过一回筋斗,被乾隆指斥处理谢济世文字狱案“不实”,罢官罚修顺义县城,倾家荡产得免。

以后复任小官,变得格外谨慎。岂知才晋升尚书,兼掌翰林院,官居从一品,却因早先有敢说话的名声,被匿名痛诋乾隆帝品德恶劣并重用奸臣的传单说成作者。

幸而乾隆不够昏聩,于穷追猛打伪孙稿的同时,没有追问孙嘉淦本人。但据百年后曾任曾国藩高参的李元度着《国朝先正事略》记载,当年伪奏稿案发,孙嘉淦就大为惶恐,对人说:“先帝及今上尝戒我好名,今独假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尽,有以致之。”他从此到处赞叹君上英明,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越发小心谨慎,屡蒙乾隆召对,从不敢向朋僚透露一语。这正合乾隆脾胃,在穷治伪孙稿案高潮的乾隆十七年九月,再擢孙嘉淦任吏部汉尚书、协办大学士,并屡拒他退休申请。他还不被吓死吗?被迫入值上书房接受皇子们监督一年,便一病不起,享寿七十一岁。死时正逢乾隆宣布破获伪奏稿,于是皇帝表示叹息,“赐银千两治丧,谥文定。”

但据《清史列传》,孙嘉淦在乾隆御极元年起,尽管极力表明“忠君亲上”,却屡受谴责,不是指他泄密,便是说他扰民,任湖广总督而被斥“畏葸”,办湖北盗贼而挨骂“颓废”。总之服侍乾隆十八年,唯恐偏离皇帝肯定的道学准则,却从未得到用人“内满外汉”的皇帝的真正信任。他死谥文定,借用《诗经》纳币订婚的习语,与其说是赞美,不如说是对他无论怎样受打击仍对君主愚忠的讽刺。

假如《清史列传》记载属实,那么早在乾隆三年(1738)四月,孙嘉淦初任吏部尚书而仍兼管刑部,已经出现过伪造的孙嘉淦奏稿。

当时乾隆帝似乎信任为真,发布上谕:

一月以来,京师喧传尚书孙嘉淦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公讷亲,尚书海望,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皆在所参之列。诸臣皆朝廷简用之人,守法奉公,实心任职,而鄂尔泰、张廷玉,尤系皇考特简之大学士,为国家栋梁。以孙嘉淦较之,识见才猷,岂能与二人为比!朕特以操守廉洁,向有端方之名,故屡加擢用,非以其才识在二人上也。如其才识在二人之上,朕何难即用为大学士,而仍在尚书之列乎?

且朝廷政务,正赖宣猷佐理,岂有将诸人悉行罢斥,专用孙嘉淦之理?至诸臣有可参之事,孙嘉淦何不登之露章,而乃见之密奏?既云密奏,则惟孙嘉淦自知之,伊又岂肯漏泄于人,以招众怨?是或忌嫉孙嘉淦之人,造为此说,以排挤之耶?或趋附孙嘉淦之人,造此以扬其特立孤行之名耶?但传言已久,姑不深究,其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之。

这道圣旨很有趣。乾隆显然已见过北京遍传的孙嘉淦“密奏”稿,如要辟谣,说一句未收到孙某密折,“流言”便失却依据。岂知皇帝反而借谣言做文章,一是指名乾隆三年四月在职的全体满汉军机大臣(参看《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连同皇帝的侍卫长,表示个个可信。二是特指同官保和殿大学士、同兼领军机大臣的满人鄂尔泰、汉人张廷玉、均为雍正帝临终指定的顾命大臣,乃朕即“国家”的栋梁,岂可怀疑他们的智谋不及孙某?三是声明朕躬即位两年多来,将孙某由从六品的河东盐政,接连提拔,官拜兼管吏刑二部的从一品汉尚书,看中的是其人品德,而非才识,即此人是否对帝国官制和法律都迂执不通,没有关系,只要他“忠君亲上”,便是人品高尚,有资格主管帝国人事司法两大部门。这样,乾隆就借所谓孙嘉淦密奏案,彰显他决不甘受先朝顾命大臣摆布的私心,重申他用人的唯一尺度是对自己效忠,警告元老重臣勿欺他年轻乾隆时年二十七岁),而结党营私——不久乾隆便明白谴责朝臣“满人则附鄂尔泰,汉人思附张廷玉”。妙的还有乾隆此谕,对京师喧传的孙嘉淦密奏,实有与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以接连几点疑问,追究孙嘉淦居心,最后表示怀疑谣言是“趋附孙嘉淦之人”所造,无疑暗示所谓密奏,出于孙嘉淦本人指使。然后圣旨表示宽容,只指示首都治安官员,“严禁”密奏流传。这不是正言若反吗?假如谣言指向满汉辅政头目,假如谣言分明出自首要部院大臣的党羽,那么步军统领即首都卫戌区司令,以及分管北京五城区治安的巡城御史,禁止得了吗?

于是孙嘉淦随即调任直隶总督了,官名全称“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直隶者,帝国中央直辖行省也,辖区当今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大部,治所在保定,终清一代都是内地十八行省之首。总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兼省长兼通省河道水利总管,军政财文大权独揽,岂非皇帝对于挂在他名下的密奏表示欣赏,而授以帝国第一总督的实权?

可惜孙嘉淦毕竟是书生,做直隶总督两年,治理与北京供水及漕粮攸关的永定河工程失误,被首辅鄂尔泰抓住把柄,迫使乾隆帝亲临天津阅河,作诗承认“嘉淦督直时,谬听人言讹”,判定他应为京畿水灾负责见乾隆御制《中亭河纪事诗》)。于是他被调任湖广总督,又因躲避处理湖北安陆“匿名逆示”,被皇帝斥作“畏葸”,命回京“候旨”,当然给政敌攻讦理由。结果“照溺职例革职,命修顺义县城工赎罪”。

罢官而以私产修某县城墙,是雍正发明的恶作剧,首例为雍正怀疑广东学政惠士奇,被粤省士子恳请留任,必因盗用君权学政全称钦差提督某省学政”,与督抚抗礼)而营私自肥,革职罚修镇江城,以致倾家荡产。乾隆用这一招对付孙嘉淦,表明他从来不信此人真的“操守廉洁”。

然而雍正早就规定各省官员的“养廉”体制,照费正清的说法,就是将满清官员整体变成“有组织的合法贪污集体”。孙嘉淦先后贵为直隶、湖广总督,依例瓜分的养廉银,虽仅五年,合计当在十万两以上。

因此,他被罚修葺顺义小县城墙,年余便竣工,回朝授正三品的宗人府丞,再度连连升官并得美差,被乾隆表扬在“内廷行走勤慎黾勉”,并于乾隆十六年重现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中间,竟有惊无险,实不奇怪。

奇怪的是乾隆皇帝本人,对待重现的“伪孙嘉淦奏稿案”,心态与处置手法与前一案截然相反。

同名两案相隔十三年。前一回,乾隆年未而立,面对京城官场纷飞的孙嘉淦“密奏”,显得从容自若,只发布一道上谕,将当朝权臣,尤其是满汉两名首辅,旁敲侧击一通,便以不了了之。那心态很像《论语》孔子称道的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不想乾隆十六年,皇帝“万寿”已逾不惑,忽见素称穷乡僻壤的贵州小城的一纸手抄密稿,他立即断定是假托复任吏部尚书孙嘉淦之名的伪作,却大动肝火,掀起一场震撼帝国十五行省的文字狱,近两年里株连士商乃至满汉封疆大吏不可胜数,又很像堕入《论语》孔子所谓“小人长戚戚”的魔障。

别的不说,单看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刊《清代文字狱档》补辑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所收关于这起文字狱的材料二百九十二件,将原先分散于清宫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高宗实录》的档案加以集中,就凸显其案闹得多么厉害。不是说国家元首“日理万机”吗?据我粗数,从乾隆十六年七月至十八年三月,不到六百天,这位皇帝在有关奏折上所作朱批,便有一百五十九则,发布的煌煌上谕,又多达一百三十二道,二者合计,平均每两天皇帝就要劳驾理此一“机”。上谕虽有军机大臣笔受,朱批却出自御手。后者除“览”、“知道了”之类套语外,约半数为阅后感,对那班位居封疆的奴才,非斥骂即威胁,偶然批个“好”字,便使彼辈急急谢主龙恩。

前已提及《东华续录》有关此案的记载仅三十多则,可知王先谦在同治年间所见《高宗实录》,已将此案记载删削得只及当年旧档的五六分之一。但补辑本《清代文字狱档》所存诸件映现当年案件全貌吗?不然。由《东华续录》所载乾隆十八年三月初四军机大臣与刑部会奏审拟捏造伪稿案犯折,证明传抄本早缴呈清廷,而且累积多件。岂知乾隆专发上谕百余道,督责各省火速破案,务必缉获捏造伪稿的正犯,在切责各地军政长官的同时,还屡次指授破案方略,忽谓正犯必为湖南曾静雍正朝《大义觉迷录》案主犯)的余党,忽谓捏造者或为张广泗(征服大小金川战役后被杀的大将)部下的汉军,忽谓线索应在啸聚山林的不法之徒中找寻,如此等等,唯独矢口不提伪稿揭发他罪过的内容,甚至不提“五不解、十大过”的名目。

如今补辑本“伪孙嘉淦奏稿案”,收录的清廷旧档近三百件,有几件提及“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却同样完全回避十五条的具体内容,可证在当时已按乾隆“密之又密”的旨意,将传抄各件毁尸灭迹。看来销毁得如此彻底,以致仅能从当年江浙巡抚会审传抄者的奏折所附案犯供单内,得知传抄稿约有二三千字,也有供说约二三百字,然而案犯对于具体条款,不是说忘记了,就是“打死也不敢说”。在供单中仅可见的名目,只余两三条,如说皇上南巡、大金川不该用兵、张广泗被杀之类。

不过乾隆上谕表明,他追查伪稿案,地域锁定在他南巡征发赋役最多的江南、江西、浙江等省,对象专注于沿途官绅和文武大臣的幕僚等知情者,总在痛骂督抚提镇徇私隐讳,不消说传抄稿内所揭某种实情,使他感到刺痛又说不出口。乾隆十八年正月江浙两巡抚会审奏折所附宿迁守备一名书办供单内,说出伪稿内有“皇上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的事”,当为乾隆帝咬定此案不放松的真实缘由。

原来,乾隆十三年皇帝东巡回程,至德州登舟与皇后富察氏相会,当夜皇后突然死去。乾隆回京大办丧事,谥富察氏为孝贤皇后,还命词臣代草了一篇《述悲赋》。当时宫廷内外盛传,因为富察氏发现乾隆与她的胞弟傅恒之妻通奸,认为损害家族名誉(富察氏为满洲八大贵族之一),规劝皇帝,于是皇帝恼羞成怒,将皇后推入河中淹死。尔后乾隆表示沉痛哀悼,正是欲盖弥彰。待云南首报发现伪孙嘉淦密禀,他始知丑闻早已传遍民间,怎不恨怒?

然而乾隆追查伪稿案首犯,历时年余仍无结果,在不断拿江左江右督抚提镇出气的同时,也想出保全皇上颜面的一道计策,即从传抄伪稿的时间先后作为缉凶主线。江西巡抚鄂容安依旨而行,竟穷究出乾隆十五年便有伪稿抄本在漕帮各卫下级军官内传阅。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经过严刑逼供,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熬不住了,供称早就信谣传谣。乾隆闻奏大喜,立即裁决二人正是伪稿炮制者,解往北京夹讯,据称从不翻供。于是圣上命将重病的卢某立即凌迟处死,刘某等斩决。那么,卢某等保证永不翻案的供状呢?同样在宫廷和军机处档案中失踪了。

“伪孙嘉淦奏稿案”,便于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由皇帝发布的“正犯已得昭告中外谕”,宣告胜利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么?原北平故宫博物院辑集的乾隆朝六十四起文字狱,有六十二起都属于这场大案的后续故事,可谓曲终奏雅。

2010年4月21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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