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特别是优秀和先进的政治制度，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政治智慧和财富，它可能产生于某一国度，但对于其他国家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建设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世界各种文明发展的事实也证明，每一种文明的历史不仅表现为一个产生、确立、调整、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也表现为人们在实践过程对各种文明的探索、追求、选择和取舍的过程。虽然不同政治制度文明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但是局部意义和层次上的相互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能够有效地把它消化为本土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政治制度文明生命力旺盛的表现。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产生是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已经对人类社会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在批判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超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才能建立人类社会最好的政治制度。邓小平早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生动地说明，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文明的形成和完善，都必须经过一个整合过程，既包含着对自身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有益的东西的继承与发展，也包括对体制外的优秀政治制度文明成果的汲取和借鉴。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正是在批判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
一、邓小平对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进行理性考量的时代背景
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通过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国外民主政治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到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制度文明成果的重要性，对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了理性思考。邓小平对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理性考量，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长远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
研究表明，虽然政治制度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是政治制度的激烈对抗和大争论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土壤和条件。由于长期处于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中国逐步形成了用两极对立的观念看待矛盾和用对抗的方法解决冲突。在革命与战争年代，这种强硬的政治制度可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最终追求，起到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作用，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用“敌人赞成的我们必然反对”的政治制度来划分敌我友善，明辨是非曲直，把政治制度的异同作为评判和处理国家关系远近疏密的唯一标准，必然会导致错误。因此，要顺应全球化趋势的需要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尽快扭转“文革”期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理想与现实相矛盾的局面，就必须克服传统政治制度的束缚，重建新的政治制度理论。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意识形态的纷争，既可以增加信任与合作，减少对抗和争斗，有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取得“双赢”或“多赢”的理想效果；同时又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中国在政治制度领域的立场和观点，并用自己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促使现有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则朝着更有利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中国必然要与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大交流、大开放的势态。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邓小平提出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就必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开放，但向西方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要拒绝、反对和抵制一切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因此，对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既要充分借鉴和学习又不能全盘西化。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强调政治和阶级对立，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支撑意识形态大旗的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斗争和阶级对立，而变成对技术、知识和人才的渴望，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追求，增加意识形态的柔性化和包容性则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20多年意识形态的发展之路也正是经历了从一味强调刚性到追求刚柔相济、从强调绝对对立到崇尚兼容并包的转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要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但是不搞资本主义，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走闭关锁国的老路，重犯一切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错误。因此，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喧嚣，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过时论”的要害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动摇我们的思想基础，从而在思想上造成混乱局面。
邓小平以他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扭转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页。这就改变了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人们在对待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上的片面性，往往只看到或更多地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对于世界上一切社会制度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一方面不能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中腐朽反动的东西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经济生活中不适合社会主义的东西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并不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所谓“改革”与“开放”，无非是想把西方的那一套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天赋人权等等拿到中国来，以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用西方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来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动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因此，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害怕，因为对于在开放过程中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和腐朽东西，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
二、邓小平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民主制度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文明密切相连的两翼之一，是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和主体。民主制度是管理国家的民主性政治制度。民主制度首先是在西方兴起的，是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制度进步的表现和反映。“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美]亨廷顿：《第三波》，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3页。
它远远超出了一国的意义。可以说，没有民主的法治就是专制，它推动了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虽然在基本政治制度上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但却逐步形成和实行了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致使个人专断、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现象愈益严重，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干群关系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社会主义民主表示很不满意，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还不如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好，开始对西方议会民主感兴趣，备加推崇极力宣扬吹捧起来，甚而提出要用西方议会民主来改造和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前对西方议会民主所进行的揭露批判也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资产阶级在民主理论上宣扬“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思想。“主权在民”的原则又称“人民主权”原则，它是现代西方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的宪政原则，是法治与法制的一个重要标识。这一学说最先是由近代的思想家卢梭所倡导的。
在此之前法国人布丹、荷兰人格老秀斯、英国人霍布斯、洛克都主张国家的主权属于君主所有。卢梭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出发，认为人类最早生活在自然状况下人人幸福平等，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法律约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类陷入奴役和掠夺之中，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和平等，通过订立契约，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国家，由国家来代替人们行使公共权力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这便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学说的精髓。尽管卢梭的上述学说包含了假定和虚拟的成分，缺乏实证基础，但却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所确认。美国的宪法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自己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那么，人们就有权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法国的宪法也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这些人民主权学说符合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解放的历史要求，也符合社会自由发展的要求，所以推动了18世纪欧美各国的反封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曾阐述过人民主权的思想。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君王主权思想时，就曾以人民主权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人民主权学说最先被美国和法国确认后，无论是以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无不确认和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美国的总统林肯据此将根据人民主权原则设立的政府界定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使之成为人民主权原则的具体标准。正是因为“人民主权”原则被各国宪法所确认，所以各国政府依法行政便成为其必然的内在要求。
民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要建立一种“民治”、“民有”、“民享”的大同世界，它对于启发、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取得胜利并巩固、发展起来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给人民带来一些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获得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民主的方法是这样一种达到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使人民通过选举集合起来表达他们意志的人，自己来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公意。”[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2页。
因此列宁说资产阶级共和国议会制和普选制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其形式是精巧而完备的，相对于封建专制是一种更高级的政治运作方式。它以“主权在民”代替君权神授，以自由平等代替等级特权；以选举制代替世袭制；以权力制衡代替专制独裁，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近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制既是西方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学说、人民主权学说在政治实践中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的结果。在选举制方面，现在几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普选制，普选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成果，但“民”不便直接行使主权，于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把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来行使。在选举的实践中，它们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普选制的基本运行原则，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规则，即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原则；秘密投票原则。西方国家选举和监督方式，固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广大人民的权利，特别是普选的方式方法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亦可以为组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服务。虽然民主有阶级之分，但作为实现民主形式的选举制本身并无阶级性，既可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为无产阶级服务。
（一）指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实质
代议制就是中外思想家一致公认的政治制度文明之一，是人类在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制度文明成果。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代议制议会的恰当职能不是管理——这是他完全不适合的——而是监督和控制政府；把政府的行为公开出来；迫使其对人们认为有问题的一切行为作出充分的说明和辩解；谴责那些该受责备的行为，并且，如果组成政府的人员滥用职权，或者通行责任的方式同国民的明显舆论相冲突；就将他们撤职。”[英]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0页。
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但是“资产阶级议会是虚伪的，是陷阱和骗局”，“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