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探索改革(中国近代历史大事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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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天安门事件”平反(1)

“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为何未向中央请示,就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这条新闻?《北京日报》更“胆大妄为”,首先公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民意昭然,华国锋、汪东兴无法阻挡,“天安门事件”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恢复了名誉。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作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发出这条新闻,是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三人商定和操作的。我只是投了一张赞成票,是此事的少数知情者之一。由于此事的真实经过至今社会上仍不清楚,而且我见到有关文献的记载与我所知道的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故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前夕,我认为应尽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并且希望得到其他知情者的补充修正。

新华社社长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11月17日我整天关注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反应。

1978年11月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也都是会议的参加者。15日中午,我回到房间准备睡午觉,接到胡绩伟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商”,要我立刻上楼到杨西光的房间去。进去后见到胡、杨和曾涛,他们告诉我,看到当天《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闭幕的消息后,他们想把其中有关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摘出来,单独发一条新闻,并已和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通了电话,林表示同意。他们现在已把新闻稿拟好,事关重要,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标题上写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而市委会议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天安门事件”五十字。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调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反思了一下,我这个人一向有书呆子的脾气,可是这一次我不想拘泥于市委会议报道中没有“天安门事件”的字样,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登出了这条新闻。《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报纸到了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兴。上午8点多我去西北组开会的会议室,在等正式开会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兴高采烈,都说这件事太好了。这时候,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大概是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曾涛是发出这条新闻的主要负责人,他这么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当然风险并不很大,因为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支持。特别是前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必须平反讲得明白、尖锐、有力。曾涛发出这条新闻后,受到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同志们的普遍欢迎。我走在路上、在电梯里都听到赞扬声。这一天午餐和晚餐,我都与曾涛同桌。同桌者——我记得一次有江西来的白栋材,一次有新疆来的汪锋,都对曾涛说,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16日晚上,林乎加的秘书高稚兰(他是我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之一)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林乎加看到报纸后,以为新华社发那样一条新闻有什么“来头”,就打电话给曾涛。当得知没有什么“来头”时,他就打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说标题是新华社自己加的,事先没有同市委商量。华对林的汇报没有讲什么话。

关于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这件事,后来有一次:我向曾涛问起时,他告诉我,当时林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说:“这条新闻中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说“没有”,他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11月17日整天我继续关心华国锋有何反应。18日中午,曾涛告诉我,华有一个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活动,说了几句话比较好,这是好的迹象。当天晚上,曾涛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说:“现在好了,华国锋转变了,今天他为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在电话里我向他道喜,说:“这一下你安全着陆了!”两人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

1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登出了《华主席为V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和华的手迹。在这条消息的下面,还发表了一则“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新华社电讯”。

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实经过,现在记得的和能够写出的就是这些。

新华社发这条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立即刊出这件事,从我亲身的经历中,我敢确认是曾涛等三人在没有向中央请示的情况下,下决心采取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的行动取得了成功,后来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

是新华社的新闻稿和《人民日报》,才把这个实质挑明,起了一个“拔高”作用。

后来我又对这件事作了一番文献考证。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市委会议闭幕消息中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文字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北京市委会议的这一段话,写于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20个月之后。华的讲话中直接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段话是:“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清理的。这时候,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子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1978年11月北京市委的那段话与1977年3月华国锋的这段话进行比较:

(1)[1977年华]仍然肯定1976年4月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这是反革命事件。

(2)[1977年华[明确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8年北京市委]不再说有制造了反革命事件的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