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显然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而作者又不愿删改。《红旗》杂志社只好在11月16日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并给华国锋、汪东兴写了一个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生85周年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了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在批语中对《红旗》提出了批评。邓小平写道：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说，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大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叶剑英也看了这篇文稿，并画了圈。汪东兴也只好批示《红旗》照办。这样，《红旗》刊登谭震林文章，从而也“卷入”进来了。
当中央高层围绕《标准》一文的发表及其讨论开展斗争的时候，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他们顶住种种压力，继续写文章、召开讨论会，将业已开始的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
与理论界讨论的同时，从邓小平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特别是9月份在东北发表重要谈话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均纷纷撰文或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7月底，黑龙江省委最先明确表态。到1978年11月10曰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公开表示支持这场讨论。从1978年8月4日到12月8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支持讨论的讲话和有关情况。从1978年10月开始，《解放军报》开始报道军队领导干部支持讨论的情况。这种表态和新闻报道，成为1978年秋季中国政治形势的生动景观和显着特点。其实，这已不是一个对学术理论观点的看法问题，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这种表态在当时是起作用的，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胡耀邦给予了有力支持，同时削弱了坚持“两个凡是”一派的力量，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
“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在1978年11月10曰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们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广泛热烈地讨论。
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一位代表发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他在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表示这样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他说，现在报刊文章提出了一些新口号，例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合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的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代表们从会议简报上看到27日这位代表的发言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在全面了解了“两个凡是”方针提出的经过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后，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许多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沦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应该旗帜鲜明。
胡乔木在大组发言中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能落实党的政策？”
万里在大组发言中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沦之争。”
习仲勋在大组发言中指出：“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邓颖超在大组发言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每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
徐向前在大组发言中指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不变地照搬。”
赵紫阳在西南组的发言中指出：“现在外国人猜测我们党内有分歧，有争论。其中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前一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而《红旗》没有登。《红旗》是我们党中央的唯一理论刊物，过去许多重要文章都刊登，这次不登，一下子把分歧公开出来了。中央宣传部也闭口不说话。下面问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无可奉告。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需要解决。因为它不仅是个理论常识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一些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一点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8日，江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其中说道：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上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扞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他表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解释和检讨。
华国锋说：
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扞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扞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今年11月25日，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且不说华国锋、汪东兴的检讨说明是否深刻，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围绕着“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斗争，以实践标准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结论，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接受了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结论，并在全会的决议中对这一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