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马克思
（一）
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先到荷兰的舅舅家住了一个月，随后返回特利尔。在家中住了几天后，他又来到莱茵省的一个小镇克罗茨纳赫。这里距离特利尔城大约50英里。自从威仕特华伦爵士去世后，马克思的未婚妻燕妮和她的母亲就住在这里。
至此，马克思与燕妮已经订婚7年了。1843年6月19日，这对相恋了7年的爱侣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期望与等待，幸福地在克罗茨纳赫燕妮母亲的住宅中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马克思夫妇在燕妮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的陪伴下，在富有诗意的莱茵河畔作了蜜月旅行，从克罗茨纳赫到普法尔茨，再到巴登-巴登，最后又回到克罗茨纳赫。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
从此，燕妮摆脱了贵族家庭的束缚，以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始终坚定地与马克思站在一起，投身于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当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
“燕妮·马克思不仅与她的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还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在中间。”
马克思获得了燕妮这样一个生活中的忠实伙伴和事业上的得力助手，这是他一生中所获得胜利中最辉煌的胜利。马克思和燕妮从此在生活的漫漫长途中携手并肩，相濡以沫。历史就这样既偶然又必然地将一个伟大的男人和一个伟大的女人结合在一起，令他们成为令世人仰慕的一对伟大的夫妻。
短暂的蜜月旅行结束后，马克思夫妇回到克罗茨纳赫住了下来。马克思一边筹划着未来，一边进行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马克思的研究十分广泛，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围绕国家观问题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进行历史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也逐渐开始运用唯物主义原则来分析社会，并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和批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之所以选择黑格尔的国家观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此时的马克已经有了《莱茵报》工作的经验和感受。
从开始为《莱茵报》投稿到担任主编，马克思一直都在与国家问题打交道。无论是出版自由、教会，还是法律、经济问题上的一些辩论，都涉及到国家问题。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马克思几乎都没有脱离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将国家加以神话，看成是理性的代表。在开始的文章中，马克思用这种理想化的国家作为标准来衡量并批判现实中的普鲁士国家。但到后来，他却愈加清晰地感觉到国家其实并不可能是理性和公正的，而是受私人物质利益的左右，国家总是袒护那些富人和统治者的利益。
这种现实的教训与马克思的黑格尔国家观发生了矛盾，而克服这一矛盾就能令马克思在国家观的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正在这时，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出版了，马克思及时地研读了这本书，并接受了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原则，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发起冲击。为此，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但可惜未能完稿。
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颠倒思维与存在关系并重新颠倒过来的方法，批判了黑格尔颠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即：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
此外，马克思还看到了私有财产对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指出私有财产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而且还是国家制度本身。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结果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该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走出了唯物史观的第一步。
（二）
在克罗茨纳赫度过的整个夏天，是马克思人生和思想发展的关键性阶段。在这期间，为了弄清国家和法律的本质，找出社会发展的原因，他还阅读了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以及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等，最终写成了5本笔记，即《克罗茨纳赫笔记》。
在这期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中的鲁格还保持着联系，并在通信中讨论了有关出版《德法年鉴》杂志的问题。
鲁格比马克思年长16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大学生运动，还为此坐过6年牢。但是，他始终没有对自己的命运悲观失望。后来，他获得了哈雷大学讲师的职位，还娶了一位有钱的妻子，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1838-1841年，鲁格与人合办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哈雷年鉴》。柏林的“博士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哈雷年鉴》的投稿人。后来，因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威胁，政府企图查封《哈雷年鉴》，鲁格便将编辑部从哈雷城迁往德累斯顿，并将杂志的名称改为《德国年鉴》。
这时，马克思给鲁格寄去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稿件，鲁格便就此与马克思商量共同出版杂志。
后来，政府又查封了《德国年鉴》，并且不允许鲁格继续在德国境内出版这类杂志。因此，鲁格便于1843年8月去了法国巴黎。他希望马克思也能到巴黎去，与他一起创办杂志。于是，马克思夫妇便于该年10月离开克罗茨纳赫，移居法国巴黎。
到达巴黎后，马克思夫妇租下一处简朴的房屋住了下来，然后便与鲁格研究创办杂志的事情。由于鲁格患病，所以杂志实际上是由马克思一人主编的。杂志定名为《德法年鉴》，目的是将德国和法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和讨论革命理论问题。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杂志就必须在德国和法国的进步著作家中征稿。马克思首先写信给费尔巴哈，请求他写一些批判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文章。但费尔巴哈此时正忙于其他写作，没有马上同意。
不久，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为《德法年鉴》写了几篇诗。海涅也是因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迫害而流亡国外的。马克思来到巴黎拜访他时，他已经46岁了，比马克思年长21岁。不过，两人相识后很快就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期双月刊，其中有马克思致鲁格的3封书信和《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论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未来”》等。
许多读者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感兴趣。德国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甚至专门写信告诉他的兄弟威廉说：
“你最好把它（指《德法年鉴》）找来读一读，因为那上面有出色的文章、作品，要比那已停刊的《哈雷年鉴》上所刊载的最好的东西强胜千倍。”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读了马克思的文章后，也写信对赫尔岑说：
“我找到了真理，我在神和宗教这两个词里看到黑暗、愚昧、锁链和鞭子。”
可惜的是，《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就停刊了。尽管它才刚刚出生，但它那鲜明的性格也决定了它的命运。普鲁士国王得知这一期刊后，立即命令要用一切手段阻止这份刊物偷运入境，并下令一旦马克思、鲁格、海涅以及其他撰稿人进入普鲁士国境，便立即逮捕。书商们也被警告不得出售该刊，警察还到各家书店去搜索。这样，几百本《德法年鉴》最后统统落到了警察的手中。
而同时，《德法年鉴》的两位主编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因为持民主派观点的鲁格反对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具有革命锋芒的文章，他害怕普鲁士政府的恐怖政策，不同意马克思攻击德国封建反动统治者，也不同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及共产主义立场。
（三）
1844年5月1日，马克思和燕妮的大女儿出生了。或许是出于对妻子的深切热爱，马克思赋予了女儿与妻子同样的名字：燕妮。
如同所有初为人父的男人一样，女儿的出生给马克思带来了无尽的快乐，也给他每天紧张、繁重的理论研究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不过在女儿出生后不久，为了能给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创造一个安静良好的环境，燕妮便带着女儿回到了特利尔老家。
马克思依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理论研究之中。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在用手中的笔来同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这时，一家由德国民主流亡者在巴黎创办的《前进报》引起了他的关注。
这家报纸开始时的政治倾向比较温和，后来激进主义者卡尔·贝尔奈斯担任主编后，报纸的民主主义倾向开始变得愈加鲜明。于是，马克思不久后便成为该报的撰稿人。除了马克思之外，鲁格、海涅、海尔维格、巴枯宁、比尔格尔斯等人也都给《前进报》撰稿。
1844年6月，德国爆发了一次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发动了由3000多名工人参加的起义。他们捣毁了机器和工厂主的住宅，烧毁了票据和账簿，还用石块、木棒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殊死搏斗。
起义一共持续了3天，最终因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但究竟该如何对待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事件，《前进报》很快就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作出了反应。
鲁格对西里西亚工人的起义持否定态度。他以“普鲁士人”为笔名发表文章，称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是缺乏“政治精神”、“毫无意义”和“徒劳无益”的暴动。他还否定无产阶级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应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政权、国家和普鲁士王朝的使命。
对于鲁格的观点，马克思针锋相对，发表了《评“普鲁士”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对鲁格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指出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德国工人的政治觉醒。因此，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次起义，称其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它“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
由此，马克思也得出结论：解决社会问题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依靠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才能推翻私有制和现存的国家政权，而不能像鲁格所说的那样，依靠现存国家制度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和消除贫困。
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以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除了为《前进报》撰稿之外，马克思还参加了该报的一些编辑工作。这个报纸对普鲁士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作了公开的批判，为此，普鲁士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对《前进报》采取暴力行动，并要求法国政府将《前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驱逐出巴黎。
法国政府屈服于普鲁士的压力，最终于1845年1月16日下令将马克思和其他几个撰稿人驱逐出法国。马克思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通知了鲁格等人。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离开法国，迁居布鲁塞尔。而鲁格在收到马克思的通知后，不仅没有离开法国，还马上奔到萨克森公使和法国议员门前，竭力向他们证明自己是个怎样忠实的公民，并向普鲁士政府递交了一份悔过书。在悔过书中，他出卖了许多流亡在巴黎的同志，并将自己的“罪过”全部推到那些“坏透了的年轻人”身上，乞求政府的宽赦。
马克思在巴黎一共居住了一年零3个月。在这期间，他与巴黎的一些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同时也认识了一些工人组织的负责人，并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在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在结合巴黎现实的阶级斗争，总结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哲学之后，逐渐形成了关于消灭私有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新观点，并且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