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巨擘(下)
3099400000007

第7章 伊扎克·拉宾

伊扎克·拉宾,1922年3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1937年,拉宾考入了卡杜里农业学校。聪明好学的拉宾第一学年就得了头等奖学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投笔从戎。1941年6月,拉宾参加了左翼犹太人组织领导的秘密武装哈加纳的帕尔马契,曾同英军一起转战叙利亚和黎巴嫩。1945年,拉宾成为帕尔马契第一营的训导主任,他在一次营救关在海法市的200名犹太移民的行动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组织才能。

1948年5月1日,有“以色列之父”称号的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翌日,阿拉伯联盟5个成员国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遂告爆发。年仅26岁的拉宾被任命为帕尔马契新建的“哈雷尔旅”的上校旅长,在耶路撒冷前线作战,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拉宾作为以色列军事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罗得岛与阿拉伯国家举行的停战谈判。此后,拉宾步步高升。1950年,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两年后被送到英国坎特伯雷皇家参谋学院深造,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补上了重要的一课。回国后出任军训部长。1956年4月又被任命为北方军区司令,军衔晋升为少将,1964年1月拉宾实现了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到总司令的愿望,担任了以军总参谋长,荣膺中将军衔。

“六五”战争后,拉宾随即退役从政。1968年,总理梅厄夫人任命他为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官位虽不高,但其份量则是实在的不轻。在华盛顿的外交场合中,拉宾开始有些不适应,他尽可能使自己融于优雅大度、文质彬彬的环境中,可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是觉得这位将军大使过于冷峻和严厉。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拉宾的智慧、魄力对美国政治好奇以及他那外向的妻子的魅力,很快就在华盛顿成为新闻人物。

几年的大使生涯,无疑使拉宾眼界开阔不少,学到了很多枪炮以外的东西。1973年,拉宾被召回国。次年出任劳工部长,很快成为工党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时对政治还不是运用自如的拉宾,却在一个偶发事件中“捡”来了一个总理。1974年6月,梅厄政府因“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以色列造成巨大损失而引咎辞职,52岁的拉宾战胜西蒙·佩雷斯,当选为工党领袖并被推上总理宝座,成为以色列最年轻的总理。

1975年8月底,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与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数小时的谈判后,匆忙赶往以色列,虽然天色已晚,但拉宾总理却坚持要与基辛格会晤,精疲力倦的基辛格在拉宾的办公室同他讨论了一整夜。拉宾的策略使以色列如愿以偿:美国承诺不与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谈判,以色列获得了约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一个最先进的F—16战斗机中队。

1977年4月辞去工党领袖和总理之职。一个月之后,工党在大选中败北,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主宰了以色列政坛。

这次辞职并没有给拉宾的政治生命打上句号,下台后的拉宾不甘寂寞,作为一名议员仍热衷于政治活动,更不忘等待机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1980年拉宾竞选工党领袖受挫。1984年,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拉宾又重操旧业,作为工党第二号人物出任国防部长。其“鹰爪鸽派”之性,再现于众。1985年,他力主对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起义采取断然镇压政策,同时又向政府建议并实施了从黎巴嫩的部分撤军计划。

拉宾尽管年逾六旬,但他希望再度出山的雄心不减,目标先是工党领袖之职。光阴荏苒,已是1993年2月,意志坚强的拉宾又夺回了被西蒙·佩雷斯稳坐16年的工党第一把交椅,准备在同年6月的大选中,同政治对手沙米尔一决高下。

1993年6月24日,以色列大选揭晓,工党领袖拉宾击败执政的利库德集团领袖沙米尔,再度出山,荣登总理宝座。

拉宾领导的工党这次所以能赢得大选,在于其提出一套比较现实的竞选纲领。诸如对内把解决失业问题置于首位,停建犹太人定居点,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拉宾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对中东问题采取现实的灵活的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给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舆论普遍认为,拉宾也许是以色列和中东获得和平的最大希望。

的确,作为涉足政治多年的政治家,拉宾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作为中东“六五”战争赢家的统帅,拉宾现在却主张把“大以色列”的呼喊搁置一旁。

早在竞选总理期间,这位政治家就许诺在6—9个月内让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实现自治。上任后两个月他就宣布要释放8000巴勒斯坦犯人,为在华盛顿的阿以和谈,创造了一种和解的气氛。1993年1月,以色列议会取消了不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此后,双方在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安排下,在奥斯陆秘密会谈。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底盘还是拉宾许诺的“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同年8月底,巴以经过14轮会谈的煎熬,终于达成了“加沙——杰里科实现自治的初步协议”。9月10日,拉宾总理签署了久有深远意义的文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实现在华盛顿签订“巴以和平协议”,打开了最关键的一道“铁门”。

1994年2月,希布伦清真寺的残案,再一次以血的事实告诉拉宾:对已经草签的“巴以和平协议”要真正付诸实施是何等的艰难,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西方有些舆论把拉宾称之为中东和解的“总设计师”,此番评论是否贴切,自有后人公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拉宾不但从理论上构筑中东和平的蓝图,而且在实践上不停地为之奔忙。因为,他很清楚:中东和平的历史车轮不可逆转,“和”才是真正的出路,“和”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