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最具影响力的谋略奇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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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1年),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太宗时,封和硕睿亲王。世祖年幼即位,他以皇叔执政,独揽大权。顺治元年(1644年)统兵入关,利用汉族地主官僚,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军和抗清义军;并创建清朝入关后的各项制度,受封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十二月(1651年初)病死。死后被追尊为宗义皇帝。然世祖对他素怀不满,不久即加以谋逆的罪状剥夺爵位。乾隆时始恢复睿亲王封号。

多尔衮在清初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青少年时期便跟随其兄皇太极四方征战,英勇无比,军事,政治上日趋成熟。

皇太极死后,他辅佐年仅六岁的顺治帝即位。他虽为摄政王,却是当时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清军入关后政权的真正缔造者。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谋略家,他具有卓越的见识和胆量。这一点,在他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当然,多尔衮毕竟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特殊利益,推行过一些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政策,这也是无需掩饰的。

崇德八年(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颐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后来,多尔衮用计谋巧妙的将济尔哈朗的首席辅政退为第二辅政。这样,在短短的八个月内,他便集大权于一身。

多尔衮的这些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避免了公开分裂和混战,使权力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可靠保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明王朝灭亡。

四月初,多尔衮在权力争夺中获胜以后,征调大军,准备伐明。

此时,他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领北京。四月中旬,多尔衮统帅清兵抵达辽河,方得知明朝已经灭亡的消息。明朝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向清军乞援,想以清军的力量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

在这形势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多尔衮显示了一个谋略家惊人的应变能力。他当机立断,马上改变策略,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将这次出兵的目的由伐明改为进攻李自成农民军。四月十九日,多尔衮在进兵途中,致书吴三桂,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这次进兵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说吴三桂“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以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若吴三桂“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落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多尔衮抓住时机,迅速完成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下旬,多尔衮率军抵达山海关,会合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正式接战。开始,大顺军将吴三桂部围困于山海关城内,经过激烈地炮战,吴三桂已危在旦夕。吴三桂为保住性命,在二十二日凌晨,率百骑突出重围,入清营拜见多尔衮,终于投降了清军。多尔衮为给明朝降将树立样板,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其率所部降军出关迎战李自成。吴三桂得多尔衮为援,挥军与大顺军死战,而多尔衮则蓄锐不发。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双方死伤惨重。到了中午,多尔衮见吴三桂部不支,农民军也已十分疲劳时,派多铎、阿济格率数万骑兵,三声呐喊,由吴三桂阵的右翼冲出,直扑大顺军。这一战,由于多尔衮指挥得法,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败溃,主要将领刘宗敏负伤,李自成只好退回北京。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棘手的政治局面。当时的北京城,在很短的时间里,先为李自成所破,又为多尔衮夺取,变化之速,令人瞠目。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多尔衮显示了一个政治谋略家超凡的机智和才能。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断然拒绝了阿济格“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的野蛮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和安抚民心的措施。先是为崇祯帝,后发丧,接着改变了对明王室成员的态度,他下令对“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同时,他将数万大军“尽屯骑兵于城外”,只带千骑入城宿卫,并严申“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这些措施的严格实行,对笼络明朝士人,安定民心,起了巨大作用,对以后的统一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尔衮在清兵初入北京,面临复杂局势的情况下,以无畏的气概,力排一切困难,决策迁都,使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偏远的沈阳转移到北京,在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迁都北京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便着手进行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但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农民军李自成部和张献忠部,共有兵力四十余万;而刚建立起来的南明弘光政权,汇集江淮以南各镇兵力,亦不下五十余万,并且雄踞长江天险。清军多尔衮所部的满、蒙,汉八旗军,不过二十万人。如若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诸多对手作战,兵力明显不足。况且初入中原,人心不稳,很可能顾此失彼,造成腹背受敌的窘境。

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先安抚南明政权的计策,收到了明显效果。对农民军的进攻取得了很大进展,后方也亦趋稳固。见最后消灭南明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尔衮便先致书南明,令福王“削号归藩。”指出:如不削号,便是天有二日,就是我大清的死敌。这样,我将拨出西征的精锐部队,转旗东征。对南明弘光政权进行威胁。十月,他又命发布檄文,严申“擅立福王”是“王法所不赦,”定将兴师问罪。十二月,多铎所部清军在潼关重创大顺军,转年正月十八,清军攻占西安。二月,多尔衮在清军平定陕西全省之后,命令多铎率军直扑南京。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中旬,多铎大军围攻南明扬州,经过十天的激战,扬州城破,明大学士史可法死于兵难。清军在扬州大肆屠戮,酿成“扬州十日”的空前劫难。五月六日,多铎挥师渡过长江,南明守军不战溃败。十四日,清军顺利占领南京,不久便俘获福王,南明政权的大批文武官员纷纷向清军投降。至此,清朝的统治很快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清军在南方的暴行和一系列高压政策,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严重阻碍了继续统一南方的行动。在这个紧要关头,多尔衮又灵活地改变了策略。七月间,他将南方人民最为痛恨的多铎召回北京,改派汉人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

多尔衮这个以汉人治理汉人的办法,在关键时刻收到了实效。

洪承畴坐镇南京之后,先后招降了大部分反清力量,轻而易举地攻下浙江,进而平定了福建。在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以他谋略家的气魄和智慧,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腧制”的罪名,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大臣;转年三月,他又旧账重提,以在继嗣问题上包庇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的王爵,降为郡王。对待政敌豪格,多尔衮更是无所不用其极。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击破张献忠农民军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刻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不久,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嫁多尔衮,他便由“叔父摄政王”尊封为“皇父摄政王”。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在此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

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进一步明令贵族不得干涉国政和限制汉宫行使职权。对诸王“有干预各衙门政事及指责汉宫,谓某贤能应升,某劣应降者,不论言之是非,即行治罪”。同时规定:“各王有以衙门事,私行传呼各衙门官至府者,罪在王。听其传呼而去者,罪在各官。”从而剥夺了贵族干预国家政务的权力。顺治元年(1644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寿得知以后,十分惊慌,便贿赂满臣绰书泰,求托英亲王阿济格代为说情。阿济格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往见巡抚李鉴,胁迫李鉴为朱寿鍪开脱罪行。多尔衮得知这些不法行为后,立即将绰书泰,朱寿等人斩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并罚银五千两。

多尔衮在削弱王权的过程中,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关系,并且比较开明和公正,是难能可贵的。他主张“满汉一家”,提倡满汉人民通婚,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