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0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算是给他上的启蒙教育第一课，这使他比在和平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懂得更多的东西。他特有的分析能力、计算能力、想像力和记忆力，使他跳跃式地完成了初等教育，年仅15岁就考入了美国罗特格斯大学专修经济学。1933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该校的经济学士学位，并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经济硕士研究生班。
1933年，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弗里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和雅齐市·瓦纳三位教授的指导下，取得了硕士学位。他当时的学术思想是追随芝加哥学派的。但随着凯恩斯主义日益被西方国家所接受，并被美国经济学家汉森·阿尔文移植到美国，在美国经济界占据主导地位。此后，与凯恩斯主义相对峙的芝加哥学派成了“在野派”。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也受到凯恩斯主义者的责难，因而使他在攻取博士学位时受到阻碍。但这一切并未使他放弃自己的理论，他坚信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正宗，确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并且一定能够成功。他下定决心要复兴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但他深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为此，他在导师们的推荐下，到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做助理研究员。
1935年，弗里德曼受聘于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担任经济学副研究员，这里是为美国决策人物提供资料的高级机构，有利的条件正好使他便于实地考察凯恩斯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弊。1937年，为了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和占有大量资料，他身兼三职，担任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和哥伦比亚大学讲师。他整天奔波，日日夜夜地工作，搜集、分析、整理各类历史资料。1940-1941年，他又到威斯康星州大学任经济学客座教授。
1941年，弗里德曼应美国政府邀请，任财政部赋税研究署首席经济顾问，在这里他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世界经济问题。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随即参战。为了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军事研究会。1943年，弗里德曼被聘为该研究会统计组副组长。研究会的工作紧张而庞杂，但他还是抽空写下了几千张资料卡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弗里德曼就被明尼苏达大学聘为经济与商业管理学副教授，这使他有暇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1946年，弗里德曼和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统计学创始人西蒙·史密斯·库茨涅兹教授合作，对美国货币流通的历史资料进行汇集、分析和整理，合著了《自由货币实际收入》一书，书中有许多很有说服力的实例，被西方经济学界看成是他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成功地攻下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8年，弗里德曼进一步将自己所研究的材料加以理论性的总结，汇编成《试验的检查》一书，从而说明货币数量论的广泛适应性和传统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为此，弗里德曼被芝加哥大学提升为经济学教授。由于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获得的成效，已占据美国经济学界霸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也不得不做出某种让步。1951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弗里德曼并未因此而松劲，而是将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加工，并搜集各流派对他的每一篇论文的指责和赞扬，加以鉴别，于1953年出版了《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这引起了很大反响。
弗里德曼自30年代初出茅庐直至50年代中期，他的社会影响并不很大。但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他的经济理论逐渐形成，他在学术界和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声誉与日俱增。弗里德曼开始公开地向战后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与之对抗，他于1956年出版《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新表述》，明确指出现代货币数量论就是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
货币主义早在16世纪、17世纪时由德国一重商主义者让·波丹首先提出，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休谟则对货币数量论做过初步的解释，之后，经过李嘉图、洛克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货经数量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界（主要是英、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也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货币数量论。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式”最为著名。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数量论首先是一个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产量和物价的理论。因此，就要着重对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他主张实行“单一性规则”，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惟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每年货币增长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水平上。这个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应同预计在较长时期内出现的经济发展速度相一致。他的论述，使许多经济学界的头面人物很感兴趣。在1957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弗里德曼被推举为秘书长，并应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聘请，出任研究员。
这个研究中心的条件相当优越，他抓住机会，写出了《消费函数的理论》一书，书中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或恒常所得假说），他认为若要研究消费与收入的关系，需以一个家庭的“永久收入”为根据，而这一收入是一个家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常可以获得的收入。除这一收入外，一个家庭尚有另一种暂时性的收入或损失，即意外收入或意外损失。这样实际消费也就有永久和意外的两种消费。因此他的永久性收入假说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詹姆斯·S·杜兹纳伯丽的相对收入假说一并成为关于消费行为理论的三大重要学说。
弗里德曼为货币主义的建立继续努力着，于1959年发表了两部巨著《货币安定计划》和《对货币需求的一些理论和经验的答案》。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发战争之财，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迫使其他西方国家接受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实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所确定的固定汇率制，即各国货币价值必须以一盎斯黄金等于35美元以上的汇率计算。弗里德曼在当年就对此提出异议，他预言这种固定汇率制必将彻底破产，而自由浮动汇率才是维持一体化更稳定的国际经济手段。但当年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的权威人士和政府首脑对弗里德曼的劝告置若罔闻。随着时代的变迁，各会员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进入了持续的通货膨胀时期，到60年代，美国的物价不断上升，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这时，他再次提出浮动汇率制，并详细解释自由汇率“优越性”的新论点。
以后，在1963年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弗里德曼重申只有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才能保证国际贸易发展平衡，同时，不会妨碍国内的重要目标。
1962年，弗里德曼出任美国福特金·福克莱特研究所研究员，并于同年发表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加拿大皮莱林经济学会吸收他为外籍会员，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称号。1964年，他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该年度的韦斯利·克莱尔·密契尔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5年，美国经济学年会推举弗里德曼出任会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又将《货币政策的作用》长篇论文奉献给与会者。在这篇论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又一新论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率”，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的供求量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应有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他认为要解决高失业问题的长期办法，是要更多地鼓励人们储蓄、投资、工作和雇工。而要解决黑人、青少年的最高失业率问题，有效的办法是在教育中采用一种保证合格的凭证制度，以提高黑人和青少年所受教育的质量。他的主张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护。
1968年，弗里德曼被克莱姆学院和他阔别30年的母校罗特格斯大学分别授予法学博士称号。他没有被荣誉所陶醉，又写了《美元与逆差·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与国际收支》一文，现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20多篇重要论文，并在1975年对在经济理论争论中陷入第二次危机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发表了《失业或通货膨胀--对菲利浦斯曲线的评价》一书，他所致力研究的货币主义愈来愈被世人所接受。1976年，在西方经济学界为纪念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中，弗里德曼发表讲演，说：“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就今天而论，是非常重要的和切合实际的。1976年，亚当。斯密关于因干涉市场和妨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一告诫今天已经被政府干涉的灾难性后果所证实了。”这也向人民展示了他在学术上具历史的远见性和理论体系的严密性。
也就在这一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弗里德曼在消费分析和货币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成就，及论证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方面有独到见解，授予他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独自享受了这一年经济学界的殊荣。
1977年1月，弗里德曼宣布退休。当斯坦福大学聘请他做该校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时，他又重新走马上任了。
弗里德曼上任后，为了使货币主义理论通俗化、大众化，在电视台进行了十次讲演，并把这十篇讲稿汇集起来，与他的夫人合作写出了一本关于货币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自由选择》，还把该书改写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电视剧本，使之家喻户晓。
当人们跨入20世纪80年代之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先大胆运用货币主义。世界上七大工业强国中就有五个国家相继使用货币主义制定经济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也借鉴了英国实施货币主义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