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文学发展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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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概论(6)

戏曲创作从内容上看,一是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时事剧,二是讽刺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是爱情剧更加丰富多彩;从形式上看,一是更加多样化,灵活化,二是注意戏曲的结构艺术。小说方面,首先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留传下来的就有50~60部之多,包括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其中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是有巨大影响的浪漫主义神话小说;《金瓶梅》则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次是文人创作的话本(后人称“拟话本”)大量出现,在《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即属拟话本,是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表现。在诗文方面,不象戏曲、小说那样变化明显,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沈周、文征明的平易清新的诗风的出现,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散文的出现,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有所冲击。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徐渭、汤显祖等曾公开反对,李贽针对当时复古模拟风气,提出“童心说”,公安派、竟陵派主张抒写“性灵”,以及晚明小品的出现等,都是诗文变化的表现,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观明代文学,戏曲、小说成就最高,特别是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产生,是其标志。戏曲《牡丹亭》的成就,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小说、戏曲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经验,也为清代许多作家所汲取。清代诗、词、文的所谓“中兴”,同明代诗文的变化有关。

清代文学概述

明神宗万历44年(1616年),建州女真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王朝,定都兴京(今辽宁新宾境内)。明崇祯9年(1636年),努尔哈赤第四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定族称为满洲(译音,即妙吉祥义)。明崇祯17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当时皇太极已死,其子福临(即清世祖)继位,改元顺治,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便乘机入关,以明降将吴三桂为先导,镇压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中央政权,并随即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这时民族矛盾很尖锐,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拥满和反满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于是清统治者采用礼葬崇祯帝后,升级擢用降吏和不改变汉人服制等项措施,来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同时发布赦免罪犯、蠲免粮饷等项告示,企图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然而,在清初40年的时间里,反清战争仍在不断地进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军坚持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军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则一直坚持到康熙22年(1683年)。

康熙时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以求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人民在经历了明末残酷的剥削、巨大的战乱以后,有了安定喘息的机会。整个社会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逐渐恢复繁荣,为清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对外所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政策,则有力地遏制了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侵入,使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

清统治者继承并进一步加强了明代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规定由内阁到六部等中央机构,均设复职,满汉平分。但实际上中央大权,并不在内阁,雍正以前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在满员充任军机大臣的军机处,而一切重要问题,最后都由皇帝裁决,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

清代科举制度仍按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捐纳制度。康熙17年(1678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所以自顺治9年(1652年)以后,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雍正3年(1725年)更定例究查。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除庄廷钅龙先死,“焚其骨”外,“所杀70余人”(《亭林文集·书潘吴二子事》),受株连的近200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历了明代的覆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

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批判。

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

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合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

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这些对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清初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强烈,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明遗民以诗文著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节降清的吴伟业,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艺术性较高。王士祯是康熙时期的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脱离现实。清初词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创造,如陈维崧的模仿苏、辛,朱彝尊的宗法姜、张。纳兰性德虽有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贵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样贫乏。

戏曲方面,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派作家,对明末清初动乱的现实有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体写作的《清忠谱》对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为深刻。康熙时期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李渔的戏曲理论,联系舞台实际,并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小说方面,陈忱的《水浒后传》描写梁山英雄们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时期,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顶点,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的时期。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贵族、大地主、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当时窑业、印刷业、制盐业、纺织业、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景德镇的窑业工人就将近20万,广州有一个制茶工场,男女童工达500人,还开始部分地使用机器。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很多地区又表现得不够明显,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阻碍,它的成长过程是很缓慢曲折的。

所以那时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阶级的扩大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皇室、贵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额的财富,大商号、当铺、票号、银号、盐庄,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惊人的财富。其结果便是土地愈集中,农民愈贫困。

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趋腐败,贪污成风,当时毕沅为两湖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人们说:“毕沅象蝙蝠,身不动摇,专吸过往虫蚁;福象虎狼,不顾人畜,一概吞噬;陈象老鼠,钻穴蚀物,使人不防。”嘉庆初年,查抄前军机大臣和珅的家私,估银约10亿两,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10倍。八旗兵丁既不操练,又不事生产,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级,整个统治集团生活奢靡,日趋溃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连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如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历时9年,活动地区包括川、陕、楚、豫、甘5省;苗民起义比白莲教起义早一年,起义先后达12年之久;嘉庆18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道光年间,英国殖民势力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道光20年(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序幕,使中国逐步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6年(1741年)至乾隆53年(1788年),前后48年之间,共有63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乾隆笼络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36年(1771年)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267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220人(全祖望《公车征士小传》)。乾隆38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结果在乾隆39年(1774年)至乾隆47年(1782年)的8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乾嘉时期,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博学”、“好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他们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通经,由于他们只是依据汉儒的意见,特别是以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作尺度,所以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客观规律是很不相同的。虽然他们在整理古代学术文化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粉饰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对政治比较关心,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两种主张,以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东原集·与某书》)。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响不大,仍是以训诂大师闻名于世。

初期考据学者标榜汉学,以与渊源宋代的程朱理学立异,后来更多调和汉宋之论。他们已进一步总结前人在学术、文学上的成就,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文学创作中的复古主义倾向更为严重,只有长篇小说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清中叶的诗歌领域中,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影响仍然很大。主张“温柔敦厚”的沈德潜,更是典型的台阁体诗人;稍后,翁方纲的“肌理”说,表现了考据学对诗歌的影响。只有袁枚的反对复古、主张性灵的理论,继承了明末公安派的传统而有所发展,他的“性灵”说不象公安派那样玄虚抽象,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当时比较有进步意义。郑燮的诗歌不仅能突破复古主义的束缚,而且写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一直影响到清末的文坛。由于学者多读古书,多记古事,这时还出现了骈文“复兴”的局面,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个对立的文派,汪中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杂剧、传奇方面,由于作者的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词采,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成为文人案头之物。只有蒋士铨、杨潮观成绩比较可观。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弹词、鼓词在这时普遍流行,作品数量很多。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义妖传》表现了反封建、追求爱情的精神;《再生缘》歌颂了妇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写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专权。在弹词中成就比较高。

章回小说中出现了标志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高峰的《红楼梦》,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罪恶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讽,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镜花缘》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社会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诗文、词曲更加衰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由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才出现了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