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耕社会而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乡”即农民世代居住的场所，“土”是农民生活的根基。古代中国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农耕，农民生于斯，长于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血汗构筑了他们和土地深厚的感情。土地给了人们生存所需的一切，同时，它在传统家庭财产结构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依赖紧紧地把人拴在土地上。《尚书·盘庚》就记载了盘庚为了迁移遭遇其部族民众的强烈反对，盘庚苦心说服他们进行迁移的故事。尽管土地在人的脚下，我们却塑造出一个“土地神”，以敬畏的眼光仰视了千年。
比起“土”，“乡”则是中国人割舍不下的另一部分情结。我们仍然很看重“老乡”关系、地缘关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的泪如同一片土地上的雨，滋润了远离家乡的人干涸的心田，亲切的乡音和熟悉的面孔足以构筑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家乡。这份情怀如同漂泊在风雨中的落叶，尽管远离了树根，仍存有支脉和风骨，这些足以拉近心理之间的距离。于是，“老乡会”、“同乡会”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成了凝聚力的标签，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除去物质层面的因素，中国古代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祖宗崇拜与落叶归根的丧葬意识更加深了人对故土的眷念。中国人对故土的亲切感不断地延续着，又不断汇入伦理观念丰富补充。
思乡恋旧实质上又牵系着宗法人伦关系，是社会伦理心态与价值取向的一个情感角落。“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大背景下，宗法不仅是宗室家族血缘内部等级秩序的划分标准，而且超出了家族伦理的范围，扩大到“小宗”与“大宗”的关系、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这样孝亲、尊祖等家族伦理观念扩展至对国家的治理，家与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眼里，国就是一个大家，人们以爱家的心态爱国，思乡与爱国的情感交织往往变得意味深长。
千年前，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素有“娥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的王昭君，以绝世才貌被选中，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背朝长安，冒着塞外寒风，远嫁匈奴，为的就是一个“家”的安宁。对于王昭君的和亲，汉代时就已有怜其远嫁的歌咏，唐宋时代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杜牧等都有咏叹，从不同的角度，对昭君出塞发表意见。王安石的《明妃曲》：“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杜甫《咏怀古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这些名句无不对昭君充满同情。塞外飘零，一曲瑟瑟胡音激荡人们的心，激起一圈圈感怀的涟漪，卷起一片片为乡愁而凋零的落叶。拉大和家的距离容易滋生伤感，昭君思念国土实属必然；然而，残破家土，则更会让人挺身而出，甘愿在疆场上抛洒热血。
山西省代县城里有一座颇有气势的钟鼓楼。在它的正面和背面分别悬挂着“威震三关”、“声闻四达”两块巨大的题匾。传说这是人们为纪念杨家将不朽功勋而保留至今的一处珍贵建筑。家国在中国人心中是不可侵犯的圣地，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不胜枚举。
自古以来，中国人厚重的乡土情怀，虽无有形的威慑力，却深深地渗入包括英雄在内的所有人的骨髓，代代延续，不会随长河流逝而变得轻浮，不因江山易主而失去本色。我们没有权利选择出生地，但生命一开始就为我们选择好了最后的心理坐标，每个人从属于自己的位置出发，画出的生命曲线尽管没有规则，但都有一个向心力，直到最终回到原地。一代代地延续着，不曾间断。
漂泊路上，行囊装归心
唐人街，一个闪耀着光华的名字，随着中国人漂洋过海，在异乡扎根成长。唐朝在中国意味着盛世，在外国人的记忆里，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似乎习惯地停留在那个万国来朝的时代。在海外，华人华侨聚居的地方便被称为“唐人街”。唐人街也被称为华埠或中国城，是华人在其他国家城市地区聚居的地方。现在很多地方，唐人街已经成了中华文化区的代名词。如今，唐人街遍及世界各地，远至伦敦、巴黎、温哥华、多伦多等地。
出国旅游，在唐人街我们能找到满心的归属感。不仅仅是看看同胞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餐饮、购物、历史文化都充满亲切感，甚至一百年前的中国特色还保留着。有人开玩笑地说，唐人街是中国遗落在世界各地的“孩子”，比国内更有传统的纯朴风味。
几百年来，千千万万双黑眼睛抱着对明日的期盼，来到了人生的第二个起点。几代人的辛劳才有了安逸的生活，物质的满足掩盖不了精神的煎熬，生活中太多新事物重构了他们的世界，组合成新的记忆。
文化的火把熊熊地燃烧起他们炽热的情感。海外侨胞们不会因为自己身处异地而忽视过年，相反，过年的味道更浓烈。掸尘、布置屋子、准备年夜饭、拜年和祭祖等，这些在国内很多城市已经销声匿迹的风俗在海外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美国纽约，农历新年，帝国大厦连续三天亮起红黄两色彩灯；华裔新生代也重拾古老的传统，在红包里装硬币；在悉尼，华埠农历新年时，特别亚洲市场开市三天以示新年庆典，并举行中国农历新年大巡游活动；在突尼斯，大红的灯笼高高挂，中国春节文化周高调登场……
曾经是一个简单的行囊，装着朴素的梦想去了远方，不曾想，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迹，一点一点地累积，装点了陌生世界的第二个家园。远在海外，大洋阻隔，中国人对家乡的思念没有断，他们靠着传统习俗维持着对家乡的情感。
当然，中国元素到了海外也多了些新鲜的色调，我们讲究入乡随俗，到了他乡，文化自然有了更多的变化。圣诞节是民俗节日，西方家庭在那一夜团聚。生活在国外的华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勤奋忙碌的他们也入乡随俗地过圣诞节，既多了一次与朋友相聚的机会，又促进了彼此的感情。在东南亚，华人因深厚的文化影响而长期保留民族特征，但因与当地居民杂居混血以及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华人华侨正日益接纳当地成分，从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并存的局面。华人文化与东南亚当地文化的双向互动由此产生。
这是寻求生活稳定的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迁移的文化常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唐人街像是一个华侨寻求心理归宿的港湾，从这里起锚，中华文化不断和各地文化碰撞交流。
海外的华侨们不仅融入当地的生活中，而且在当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钱存训博士获得了华盛顿的美中政策基金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以表彰钱教授多年来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以及学术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多是迫于生计才出来闯荡，辛劳一生只为家人过上幸福生活，再好一点就是造福乡梓。他们一旦取得了成就，最先想到的是家乡，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曾说过，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海外移民不是最多的，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海外移民对祖籍国满怀深情的爱。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华侨乃革命之母”，形象地说明了华侨和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不解之缘。的确如此，在20世纪初期，广大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他们对孙中山先生忠心耿耿，赤诚一片；而孙中山先生对他们则是推心置腹，热情关怀，勉励有加。
在将大量中国名牌产品引入全球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华侨成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领路人。由中韩企业和旅韩华侨共同筹建的坐落在韩国首都的“一山中国城”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城市寻找合作伙伴。
在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60％以上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而世界级企业的纷纷落户也与他们的牵线搭桥密不可分。中国“三大侨乡”之一的广东江门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陈卫国说：“祖籍在江门的华人华侨有370多万，近年来前来投资的侨资企业有近300家、资产约20亿美元，他们还想方设法引来了日本三菱重工、法国达能、新加坡金鹰集团等国际巨头，华人华侨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更加激发了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全世界华人华侨的捐款在第一时间送达国内。为抗震救灾献爱心、捐善款的华人华侨既有富商巨贾，也有草根平民；既有白领精英，也有打工学子；既有耄耋长者，也有稚嫩孩童。捐钱虽有多寡，境界却无差别，不分多少皆是爱心，一分一厘显露真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光荣传统在华侨心中早已深深扎根，乐善好施、救济同胞、回馈社会，是华人华侨长期乐做的善事。
传统文化给了我们强大的向心力，任何时候，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炎黄血液还在流淌，中国人的爱国心就不会消失。唐人街、民俗风情维系了漂泊海外的华夏儿女的情感，时刻构建他们共同的记忆。家门前的一棵槐树可以让人魂牵梦绕，儿时的鸡毛毽能够封存几十年的童年欢笑。游子们虽已在海外重新扎根，但最初的根基还在遥远的家乡，从那里延伸出无数的根须，条条编织着舍不下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