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间：1933年2月5日
结束时间：1947年2月
迁移文物数量：16650箱
文物迁移路线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物，主要是明清两朝的皇家秘藏，包括生活用品、王朝典章制度文物、历代书法、绘画、碑帖、雕刻、金银玉器、陶瓷、漆器珐琅、文房四宝、织绣等，种类非常丰富，价值也极其珍贵。
故宫文物的命运始终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国昌盛而文物平安，国动乱则文物流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平津安全受到威胁，为保护文物安全，故宫博物院决定从院藏文物中择其精品南迁上海。在文物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解决了很多难题。众所周知，玉器、瓷器都是易碎品，工作人员就将每件瓷器之间都用棉花隔开，分别用草扎紧，再装入箱中塞紧。而最能体现工作人员的智慧的是石鼓的装运。鼓上的字在石皮上，由于年代久远，石皮已与鼓身分离，运装之后，如果石皮脱落下来，石鼓就毫无价值了。经过苦苦思索，他们将韧性很强的高丽纸用水浸湿后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将纸张按进字口，干了后鼓面上的字就贴紧在鼓身上了，然后，再打包装箱。石鼓就这样得以保存完好。
经过一个多月准备，1933年2月5日，文物运送工作拉开了序幕，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秘书吴瀛被指定为第一批文物的押运官。几百年来，第一次有如此大批量的国宝主动撤离紫禁城，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不少人为此担忧，甚至有人要以武力阻止南迁。面对这种情况，南京政府告慰民众:“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故宫文物应立即运往上海！” 当天夜里，一大批板车停在了故宫神武门广场，文物开始集中装车。随后，车队出午门运往前门火车站。6日清晨，满载文物的火车驶出了前门火车站。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物大迁移就此开始。火车沿平汉线到郑州，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津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在浦口停留了半个月后，决定除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都运往上海。在西方租界的庇护下，国宝在上海度过了4年的平静期。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运到了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处境危险，行政院下令将文物分北路、中路、南路迁往大后方。
初步制订的计划是：北路7281箱国宝运到洛阳、西安，中路9369箱国宝运到汉口，其余的南路国宝运到长沙。后因各地相继沦陷，战事紧急，三路文物最终确定为：北路迁到四川峨眉县、中路迁至四川乐山县安谷乡、南路先迁至贵州安顺，6年后再迁至四川巴县。
按照部署，1937年11月，北路文物从南京起运，装成3列火车经徐州、郑州，于1937年12月10日至宝鸡，暂存于一座关帝庙和一座城隍庙中。人们正准备挖窑洞迁藏时，突然传来紧急命令：立即转移汉中！于是，国宝又分乘近300辆军用卡车，从1938年2月22日开始分批翻越秦岭，用了46天时间安全抵达汉中，一部分存放于城内文庙，一部分存在邻近的宗营镇马家祠、范家祠和大庙内。仅仅两个月时间，国宝又被转运成都，从1938年5月至1939年3月，经川陕古道，费时10个月运完。就在文物全部移出汉中不久，汉中就遭到了日机轰炸。为保证国宝安全，政府又下令从成都南撤到峨眉县。同样，文物刚刚运离成都数日，成都就被轰炸了，国宝再度逃过一劫。
1939年7月，国宝全部抵达峨眉县，分存于县城东门外的大佛殿和西门外的武庙。后来考虑到大佛殿与民房相邻，容易失火，又将文物分存于武庙和县城南门外的土主祠、许祠里。故宫博物院还在峨眉县设立了驻武庙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为那志良。1943年春，峨眉西门内一家鸦片馆失火，火势很猛，危及国宝。办事处主任那志良立即命令守卫库房的20多名士兵跑步前去救火，后又拆除了西门外的茅舍，向群众承诺事后由故宫赔偿。茅舍刚拆完，烈火就冲出了西门。但茅草屋已经没了，阻断了火的延势，大火终被扑灭，武庙文物才得以免遭火灾。
中路文物数量最多，将近10000箱。1937年11月，这批文物走水路运到汉口，不久南京沦陷，又在12月转运宜昌，然后用小船运到重庆，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运完，藏在了今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境内的一座古寺和6座祠堂中。1939年4月23日起，存余文物由民生轮船公司运至长江上游宜宾再于7月中旬换船，分27批沿岷江运送乐山。轮船在乐山城迎春门码头靠岸后，又将文物改装木船，逆水拉纤至安谷境内大渡河畔顺河场，从中渡坎和张门口起岸，再陆运到宋氏、赵氏、易氏、陈氏、梁氏、朱刘潘三氏宗祠和古佛寺中存放。1939年9月，中路文物全部到达安谷，故宫博物院驻宋祠办事处随之成立，办事处主任为欧阳道达。
文物保管及回迁
文物转移到大后方之后，虽然保存条件差了，但是文物保管制度极为严格。每件文物都登记在册，以箱分类编号，按序排列堆放，每库都有专人保管；非办事处成员和库房工作人员，一概不准入内。库门上锁后即予封签，如要进库须经办事处主任同意，然后由3人一道启封开锁，并逐项填写开箱登记表。
管理人员对库房的保管也非常精心，他们每天清扫库房，检查有无鼠啮蚁蛀的痕迹。每逢雨天，还要检查是否滴漏，如有受潮，及时报告处理。安谷的古佛寺房屋破旧，常常漏雨，一年后办事处将该处的文物全部存到了宋祠等6处去。每年夏季，都要翻晒部分文物，称作“出组”。每组五六个人，启锁开箱，按档案清册逐件核对无误后，搬出库房，堆放在场坝上晒太阳。如发现虫蛀、受潮、霉损，要在开箱记录表上详细列出，还要在清册上一一注明。负责警卫的士兵站立在四周，闲人可远看不得靠近，晾晒结束再装箱时，须全组人员同时在场，核对清册无误，钉死，封签，搬存原处。在国宝晾晒时，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教授杨东纯、徐中舒，著名画家丰子恺、齐白石以及乐山行署地方官员，都曾到安谷参观库藏书画。乐山乌尤寺内的复性书院为了编教材，也曾获准抄录过《四库全书》中的篇目。
国宝在安谷也并非全无风险。1939年8月19日和1941年8月23日，日军机群曾对乐山县城和苏稽镇进行过两次大规模轰炸。据当地人介绍，日机第二次来时，先是在安谷上空盘旋，后来天空突然涌起一块巨大的乌云，日机遂胡乱把炸弹投在了与安谷相似的苏稽，而在安谷的故宫国宝则安然无恙。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将藏于四川乐山、峨眉和巴县的文物先集中到重庆，然后转运南京。离重庆最近的巴县，首先于1946年1月启运重庆，存于向家坡坡顶仓库。当年5月，峨眉的7000多箱文物也陆续用卡车运往山城，存于向家坡山腰仓库。最麻烦的是乐山安谷的文物，从9月10日起，就用木船木筏横渡大渡河，暂放于今乐山市中区马鞍山粮仓，再用300多辆卡车运往重庆，存于向家坡山脚仓库，历时5个月，才全部运完。重庆南岸向家坡的白蚁极多，文物在此存放期间，工作人员为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要在每个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然后每天挨个查看鹅卵石上有没有白蚁隧道，每天检查两次就要用一整天的时间。
后来，文物陆续被转到南京等地，国民党离开大陆时还将部分文物带到了中国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部分精品都是南迁文物中的精华。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转运匆忙，导致一些成双成套的文物现在分隔两地。
故宫国宝南迁前后历时十几年，行程数万公里，转运文物达16650箱而无一丢失损坏，在世界文物保护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堪称国宝之“长征”。
附：何为“鲁壁”
“鲁壁”的典故，发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期，孔子的九代孙为保护儒家典籍，遂将《礼记》、《尚书》、《论语》、《春秋》、《孝经》等竹简，藏于曲阜孔府的一堵墙内。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扩建宫室才发现，从而使儒家经典得以后传。故宫文物在安谷和峨眉8年，没有丢失一件文物，也没有发生一起损毁事故。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为表彰当地人民对于文物保护作出的贡献，特以国民政府名义颁赠安谷6个祠堂和峨眉山3个祠堂“功侔鲁壁”金漆大匾一块，以示嘉奖。“侔”，在古汉语中是“比”的意思。“功侔鲁壁”的意思是当地人民保藏故宫国宝的功劳，可以与“鲁壁藏书”的典故相提并论。该匾长31米，高107米，字高47厘米、宽40厘米，匾正中有边长8厘米的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为正方形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