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
1957年5月初，中央发动党的整风运动。21日，中共北京市委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座谈，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27日，又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以帮助进行党的整风。中国农工民主党李振球在中山公园纪念堂主持文物界座谈会。我因在去年9月22日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也响应党的号召，应叶恭绰、齐念衡之邀，本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继王雪涛之后，慷慨陈词，作了10分钟的发言，如实汇报了历史博物馆党组的情况。不料有人添油加醋，报告了文物局整党小组（据徐彬如透露）。后来这个人不但邀功入了党，还越级提升了官。
1956年5月26日，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报告，至8月11日，文物局又布置学习这一重要材料。马非百应邀到文物局发言，次日邀我和沈从文发言，都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主持座谈。沈从文说了一番肯定成绩的话，我也接着说了正面的话，夏衍插话说：“今天我是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的，正面的话不必说，昨天马非百的发言就很好。”夏衍说完话，我又接着说：“文物局把一批收到的古印玺600多件，本来该拨给历史博物馆。不应拨给故宫博物院。领导要尊重专家。马衡先生办博物馆多年，在生前，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死后才受到重视，组织人力整理他的遗稿。考古发掘出土的残砖瓦、五铢钱等物很多，该和国外博物馆交换或处理，同时建议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
此后，在大小批判会上，我因此作了几次违心的检查。9月20日，在文化部大礼堂召开大规模的批判会。王冶秋批判我“对领导不满，妄想篡夺领导权，想与组织平起平坐；参加文物工作而不知爱护古物”等，还说我集右派言论之大成来传播，是个“文抄公”。他还说我收藏着12件成化彩碗，想出让谋利（按：非事实，我无力购这些珍品），斥我为第三类右派，当降为副研究员。
1958年3月对我作结论时，王冶秋说：“自1936年以来我就认识了傅振伦。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解放后不重视学习。说了些过头的话，倒不必划右派吧！”可是康生，这个对党怀有野心、与江青同流合污的大坏蛋，1942年7月15日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就大搞逼供，扩大“反特”。1945年中共七大开会之际，清算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又是他。这次他又唯恐天下不乱，搞极左主义，胡说“历博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便给我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着凉倒不患感冒了，反把我降级又降级，从研究员降为助理员。王冶秋不敢得罪他，乃默而不再说话，于是划马非百为右派三级，把我划为五级。在宣布结论时，陈列部书记王镜如用一口清丰土腔土调说：“你傅振伦号称专家，我们是‘大年初一捡个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年’，你有什么不得了的？”
1957年9月，我们就被赶出天安门“红区”，调到中华书局整理古籍。在历博陈列部书记王镜如倡议下，单位迫令我让出阜成门内宿舍北房4间，迁到外院原军委托儿所浴室阴暗的小屋里。一家五口，局促于一间之内。邻居呼我为“老右派”，呼我老伴为“女右派”，呼小儿永光为“小右派”，时加凌辱。1964年，又迫令我迁出阜城门大街51号宿舍，乃在东总部胡同42号中华书局宿舍里住了20多年。
中华书局本是1958年7月27日与同列40多单位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管理的。在周扬倡议组建40万大军整理中国古籍时，又回到文化部来。1958年9月，党组把马非百和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分配我在古代史组工作，曾出版了我旧作《刘知几年谱》，这是第四次再版校定本；又整理印行了马衡先生《凡将斋金石丛稿》，郭沫若写了序文；负责编审了何竹淇、马长寿等著作。但人事室主张右派分子应以劳动锻炼改造为主，所以我经常被派去服杂役，如帮厨、种菜、割麦、养鸡、开荒。
三年困难时期，党照顾知识分子，每月补贴白糖、黄豆。号称“糖豆干部”，我也受到优待。冬季下放到南口农场，挖石填土以种苹果树，还冒寒负筐到处捡粪，往往见不到马粪，步行几十里，常常走到沙河边。有一天忽然接到市府通知，因生活资料缺乏，减少干部劳动，要求提前晚饭，7时上床安眠，也停止了学习。不久，回到了书局编辑的岗位。
1964年1月，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贯彻农村社教“二十三条”，中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华书局干部下放到河南林县（今林州市）。1966年3月，我则参加了文化部的四清参观团。至党中央公布（五·一六通知），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华书局下放者回京大搞运动，抓黑帮，破四旧，批斗“公安六条”分子及当权派，打、砸、抢风行一时。9月6日、学习“十六条”（即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次年部队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
1月5日，工人宣传队进入了商务、中华两出版社，工人造反夺权，2月1日成立革命公社。书局黄葵（名守义）揭发我曾到历史博物馆串联。诬为“公安六条人员”，都关在农业大学（今翠微路2号）的大楼里，而派我为“黑头”。我天天领着大家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晚上“汇报”，背诵“老三篇”，吃饭前，先“认罪”，开会时，唱《毛主席语录》歌曲。每次开会时，他们争抢立后排，怕站在前排受到“造反派”的踢打、辱骂。因奉行“毛主席语录不过夜”的指示，接到新语录，即列队外出高呼，走到公主坟才回来，深夜亦如此。每星期六才准回家，回家期间还要向街道办事处汇报。工资也只发生活费。
两出版社的运动，一时达到了高潮。其后为了恢复工作，两社联合成立业务和行政两个办公室。5月11日，宣传队澄清我的问题，才得到解放。解放前我曾患绝症“对口疮”，医务室张俪容以为疮重口深，难以割治，乃由造反队证明“黑帮”身份，去永安大街医院诊治，因是“罪人”不打麻药，即行割治，我疼痛难忍，抱头回出版社。
在全国“大串连”时，经常借衣借被招待串连人员。还经常应外地革命团体“外调”人员的要求，写些材料。
1967年4月20日，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令“抓革命，促生产”，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毛主席号召“做好出版工作”的18周年之日开始，重整故业，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派我和卞孝萱、汪某整理《唐书》，要我在每周完成9万字，限一年之内校点250万字的《旧唐书》，交卷后也未见下文。
在康生、江青乱党乱政期间，无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达45万人。我在中华书局戴“罪”工作，孜孜不息，弥补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的损失。在“评功摆模”的运动中（这次运动不谈缺点、错误，只讲成绩与贡献），摘去我右派帽子并由群众推选，经过“三榜定案”，提升两级。
1969年，我虽年逾花甲，中华书局仍强迫我带着锅碗瓢勺和家具，携患有精神病的爱人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搭棚住下，一同下放的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干部和家属有六千余人。出版口的商务和中华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1971年7月，干校奉上级指示，一部分所谓“五类分子”迁在丹江口“五七”干校准备安顿，6日，先遣我和文学出版社两人押运家具搭火车前往，不久全部来到。规定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我乘暇整理旧稿，补充修订。文学出版社赵少侯和汤浩等都有所协助。10月，与姚绍华等老人游历襄樊、隆中。
文化部“五七”干校分校在湖北丹江口水库之北，附近有烈士墓，其纪念碑载红三军在湖北活动情况。校西北有石碑及石兽，系“文革”时迁自均县武当山（太和山）玄岳门者。因邀70岁同仁姚绍华、姚坚由东麓同登武当山，宿紫霄宫，山高缺粮，游山者必交粮票。
1974年1月18日，江青一伙发起“评法批儒”运动，在清华、北大设大批判组（所谓“梁效”），还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为法家，由师大历史系注释他所作的《史通》，因买不到我撰著的《刘知几之史学》和《刘知几年谱》，遂找我协助注释，两年定稿，由师大交北京出版社付排，但迄今未见出版，原稿恐随“四人帮”垮台而付诸东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