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学颉】
干校三年的辛酸，久已忘怀。今年春，咸宁地委李城外同志热情来访，谈及旧事，仿佛向阳湖的花花草草，风风雨雨，又忽然呈现在眼前。他请我写点回忆文章，不便拂他的盛意，只好写下几页不像样的小文，聊以塞责。
提起笔来，枨触万端，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区区小文，写不了许多事，姑且略去干校大事，记点干校生活中的些微点滴，以表示对咸宁、对向阳湖旧游之情。
1969年国庆节前，凄风苦雨的一天，文学出版社的大队人马，奉命到天安门前集合，听候动员的命令。据说：目前形势紧急，我们将随文化部大部队疏散到湖北咸宁，成立“五七”干校。听到这个消息，人心惶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谁也不敢说，不敢问，只能埋头捧着“红宝书”乖乖地坐上火车，直奔咸宁。就这样，开始了围湖造田，脱坯盖房，割麦插秧，放牛养鸭，拉车舀粪的“劳动锻炼”生活……盛暑（四十二度以上），酷寒（摄氏零下十几度），风里来雨里去，有时泡在水里，连干十多个小时。这都不算什么，最令人难熬的是：每天每时每刻每条血管里都要充满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精神，无休止的白天黑夜大会小会的批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与“忘我”的劳动，二者交织成为一幅热烈残酷的斗争时空。除了军宣、工宣两队和“革命”组织的头头们外，恐怕只有很少人不是心惊肉跳的，尤其“牛鬼蛇神”、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
这种史无前例的特殊生活，虽然我在那里只有三年，但所作所见所闻，亲自经历的酸咸苦辣，回想起来，也是三天说不完，十本写不尽的。我当时是以“右派分子”身份，成为“牛鬼蛇神”中颇有“名声”的一员的。但“右派”那时早已成了死老虎，不是“文革”的主要对象，所以所受冲击，属于一般性，并不显得突出。比起曾经是当权者，那时成为“走资派”的一些高层人物，比起运动初期，曾经红极一时的英雄小将，后来转眼成为被残酷批斗的“五一六”分子来，还算很幸运，没吃什么大亏，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生活得很舒服、自由，没有什么压抑。相反，我在这里，是属于“四等公民”的身份。头等的，当然是上级派来的军宣队、工宣队，毛泽东最忠实的保卫者、无产阶级的斗士。其次，是响当当的革命派的大小头头们，临时的当权派和红卫兵小将们。然后，是一般的“革命群众”。最后排在末位的，才是“五类分子”（也包括昔日当权、后变为“走资派”的人）。我说“四等公民”，一点也不错的（“右派”，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还保留了选举、被选举权，还能存居“公民”之末）。不过，“四等公民”不少，但每个人的遭遇，并不完全一样，也难一一详记。就我来说，除了受前三等的新贵、旧宠诸人“众目睽睽”，随时监督、指挥和呵责之外，还受到个别的“成分”并不很好、或者竟是“五类分子”同类人的明欺暗算的伤害。其实，我在单位工作多年，从不和别人闹矛盾，更不喜管别人家的闲事，去惹是生非，应该说并无什么深仇大恨的人。可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环境和政治气氛下，时势所迫，好人也有可能变成“鬼”。至于本质上本是坏人，就阴风吹火，趁机变得更不像“人”了！有人要显示自己很“革命”，就摆出“革命派”的架势，鸡蛋里硬要挑出骨头，在十分平常的小事上“挑眼”，找你的“不是”，训斥你、折磨你。例如劳动时，他可以故意把你的竹筐里多加重分量，而别人的筐里的土却少得可怜。旁边有好心人看了，也打抱不平。你明明挖了两米长的坑，我的锹柄上刻有标准长度，他不信，他却说不够长，质量不够标准。如此等等，以此来显示他的“革命”和手中权力（这类人，多半是新权力派的亲信、小头头）。还有个别出身不好、也有“问题”的人，没有别的方法表示自己“靠拢组织”，于是在我们受统治的这群人中（尤其对我）打主意，不时向队里“打小报告”（告密式的报告），无中生有，或添油加醋夸大其词，说你的坏话，好让队里“剋”你。有时，别人发生了什么问题，和我毫不相干，俗话说的“放屁不挨板凳”的事，他也会挖空心思，九弯十八拐拉扯到你头上，洋洋洒洒写上一两张大字报，贴在醒目之处。一方面借此出风头；一方面显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爬上另一台阶了。除了上述等等坏人以外，平心而论，当权的大小头头们，大多数还是比较公平的，公事公办，并不额外挑剔。但个别的小头目，尤其顶头上司、直接管你的什么排长、班长之类的女头目，气焰之高、度量之窄，大有让人吃不了兜着走之势。
因为在北京生活久了，即使南方人，也习惯于干燥气候。咸宁三天大雨，两天小雨，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屋里屋外湿漉漉，床下长霉，老鼠到处跑，大蛇随时见的气候、环境，许多人感到水土不服，轻则头疼、发烧，重则病倒卧床。到干校不久，各连队就连着死了不少人。文学出版社的一位平时活蹦乱跳、爱说爱闹的青年电工，还没住进新房，就突然死去。古编室一位秘书，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和敌伪军拉锯战的地区当小学校长，涉“嫌”被审查。平时患高血压症，一天，在菜地突然发病死了。还有校对科的一位中年女同志，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经过审斗，病了几天，一个人悄悄地死在新房第二排的房间里。接二连三死人，闹得人心惶惶，以为大祸将临。干校领导知道了这些事实，为了稳定军心，那位领导干校的大校级军人，以军人的口吻和气派，在全校大会上，再三强调革命英雄主义、不怕死的精神，最后说：“哪块黄土不埋人！”这句话，让许多人在心理上更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上面说的那位秘书，和我五人挤住在一起的房间里，我的床和他的床成“丁”字形。那天早晨，我们还说过几句话。早饭后，他去菜地劳动，我在附近上工。不知怎样那么巧，我中午回到房间，看见他床上躺着一只很肥大的死老鼠，让我吃了一惊。不一会，就听说他在菜地死了。那天。好像是“八一”节，晚上连队举行庆祝大会，叫我临时到菜地棚子里代替原来的人看守。我只好摸黑，在蜿蜒泥泞的山坡小道上，好不容易地找到了那个棚子。里面有两个床铺，一个是定期看守的人，一个是临时去劳动的人。白天里，正是这个铺位，那位秘书就死在上面。他的尸体，早经人搬走装进棺材。我一个人只好硬着头皮，在半明半暗的马灯下，坐在那里，等候那位定期看守人开完会回来接班。如芒在背，难过地熬了约一个小时，忽听到远远的人声，从门缝里看到一群人在微弱的光线下，抬着一团黑漆漆的东西（棺材）在刚下过雨的小道上缓缓前进，才知道是去埋人的，大约过了半小时，不远的地方由人声嘈杂而复归寂静。